看似寻常最奇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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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甘肃省靖远县第一中学教师。
   人们阅读鲁迅的作品自然不会忽视那些奇特的、精彩的、富含张力的语言,但往往会忽视那些看似平常的、随意的词句;即使留意了,有时也会因为不能准确理解其妙处而漠然视之,甚至横加非议。比如他的散文诗《秋夜》的第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便因其表达的啰嗦、寓意的特殊而往往为人所诟病。而要真的明白这一句的含义和妙处,首先要读懂这篇文章的主旨。“(《秋夜》)通过奇怪而高的天空、眨着蛊惑眼睛的星星、繁霜和夜游恶鸟等自然景象的描绘,反映了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无畏和反抗这种氛围的,是曾经沧桑而依然铁骨铮铮的枣树,枣树代表着鲁迅的强力意志和韧性战斗精神,这种意志力和战斗精神是鲁迅反抗黑暗势力和摆脱自身孤独虚无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鲁迅硬骨头的人格体现。”[1]既然如此,鲁迅就用这种貌似废话的重复来强调这种力量的存在,且存在得真实。而这种力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而在鲁迅的笔下或者在他的理想中,这种力量并不弱小、也不孤立,所以鲁迅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他的很多作品里都不乏看似平常却需认真推敲玩味方知个中三昧的妙笔,现以小说《药》为例作一赏析。但,我的着墨并不在于《药》这部作品中那些富有张力、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眼球的语言,那些语言已经被研究了千百遍;我注重的恰恰是那些比较平淡的、平常的、不引人注意的文字,因为,这些貌似平常之语,却往往暗藏思想的闪光,更需要我們去深入发掘和研究!
   《药》写于1919年4月,以1907年徐锡麟、秋瑾起义为背景,小说中的夏瑜暗指秋瑾。“鲁迅曾对别人讲述过《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2]这个主题不可谓不弘大,但鲁迅先生以他老到的笔墨将其揭示得既到位又深刻,这个笔墨既包括其中精彩鲜明的表述,也包括那些貌似平常的字词,其中也不乏不经意的“闲笔”,这些“平常的字词”“不经意的闲笔”却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独特之处,正如王安石所说的那样——看似寻常最奇崛。
   一、独具匠心的称谓
   故事中的两家被特意设计成“华”姓和“夏”姓,故事的交汇点放在可以称之为“社会之窗”的茶馆,茶客从“二十多岁”到“花白胡子”几乎包括了各个年龄阶段等等,这些都是为人津津乐道的精巧构思,本文自然不再赘述。这里只说两个人的称谓:一个是“红眼睛阿义”,一个是“驼背五少爷”。
   红眼睛阿义是一位小小的牢头。“红眼睛”是他的生理疾病,也是其心理特征,我们一般把那些心怀嫉妒、生性贪婪之人叫做“红眼猴”。而阿义的特点就在于贪婪,他去对夏瑜“盘底细”,目的就是要捞好处,结果“榨不出一点油水”,便“已经气破肚皮了”,最后连夏瑜被剥下来的衣服也毫不忌讳地据为己有了,可谓贪婪之极!他不仅贪婪而且愚昧、反动,对于夏瑜的革命宣传不但不理解,反而对夏瑜“给了两个嘴巴”,其行为与一个“义”字相去何其远尔!鲁迅先生给他取名“阿义”,也可以说大有深意——名为“义”而行“不义”,颇具讽刺意味!
   “驼背五少爷”,众人称他为“少爷”,可见他是一位大清遗老无疑。他无所事事,在大清的日暮穷途的余晖里混日子,“每天在茶馆里过日,来的最早,去的最迟”。作为大清遗老,自然仇视革命,所以他为夏瑜被打而兴奋:“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他也认为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是“疯了”!身处封建末世而不觉悟,不思进取而游荡度日,驼背五少爷是一个十足的病态之人,鲁迅先生给他设计了一个“驼背”也可谓匠心独运,“驼背”是外形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驼背”是这一特殊人物的病态符号。
   鲁迅先生寥寥几笔,通过人物外在的面目来写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初觉平常,而稍加探究便觉奇趣横生。
   二、直指内心的神态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了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是老拴赶早去刑场买人血馒头的路上看到的情景。“攫取”是因为精神的饥饿和空虚,这是当时国民的普遍状态,也是鲁迅先生强烈呼吁要“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原因。“样子不甚分明”,这是天尚未亮的表现,但在同样的光线条件下却能分明看到眼里的光,这貌似不合逻辑的矛盾恰是作者的特殊用意所在。作者在这里用了“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眼睛即灵魂之所在,所以这一句也是整个社会风貌的形象反映,因为“空虚”“无聊”所以才如赶集似的去看杀人,因为“愚昧”所以才不理解甚至仇视救苦救难、也救自己于水火的革命!
   老拴站在一家关着门的铺面廊下看到刑场附近:“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这些“古怪”“鬼似的”人群,诡异、阴森,又不可捉摸,这大概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状,也是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看杀人时,“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颈项伸得很长”是因为好奇,因为专注;之所以围观杀人,是因为内心空虚,精神无聊,而又喜欢猎奇,归根结底是因为愚昧。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3]而唤起愚昧的人的觉醒,正是中国革命的第一要著,是疗救旧中国的“良药”,但这恰好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短板,这正是《药》这部小说的主旨之一,也是其深刻之处。
   《药》这部小说在表现普通民众这个群体时,“在极经济的笔墨里曲折地传达出人物的身份和神情”,[4]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二十世纪初旧中国的精神画卷,压抑、苦痛、绝望,让人不禁要高声呐喊!    三、诡谲微妙的心理
   鲁迅先生最善于挖掘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在揭示国民劣根性方面更有独到之处,这是文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
   “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看她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华大妈因为自己儿子坟上少了夏瑜坟头那样的花环,便觉得心里“不足和空虚”。后来,夏四奶奶因为坟头上的花环而怀疑自己的儿子没有埋在这里,因而祈求烏鸦落在坟头上显灵,但“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这时候,“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
   这部分文字里华大妈的心理十分诡谲奇妙:她开始的“不足和空虚”大概是一种攀比心理在作怪,虽然她儿子的坟墓在“路的右边”——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不在让夏四奶奶“踌躇”“羞愧”“硬着头皮”才能过去的“左边”——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但毕竟少了一个他人送的花环;而后来的“卸下了一挑重担”的释然,大概是因为乌鸦并没有显灵,因而心理上得到了一些补偿和安慰。
   就连坟场上都要攀比,都要一比高下,这种似乎夸张的漫画式的表现看似只是艺术的虚构,但又何尝不是真切的现实?国人的这种病态心理即使是现在也随时可见、随处都有,比如,为了买名牌包宁肯吃几个月的泡面;更有甚者,为了拥有一部苹果手机居然去卖血卖肾!今天,疗救国民的精神疾病仍然还在路上,并且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从这个角度而言,鲁迅的确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远远走在了他人的前面。“由于鲁迅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因此他的作品获得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文学家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5],别说同时代,即使今天,也没有几个人具备鲁迅先生的思想深度。可是,今天,中小学教材有意淡化鲁迅,大幅度减少先生的作品,窃以为是一种自杀行为。
   鲁迅先生在评价别人的作品时说:“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6]而他所塑造的华大妈正“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也就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四、富含深意的环境
   小说开篇是一段自然环境描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瓦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为什么要强调“月亮下去了”而又“太阳还没有出”?其目的就是强调此时的黑暗、阴郁,这里的自然环境就是社会环境的象征,所以后边又说了一句“什么都睡着”。“睡着”,并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指精神上的,是指当时国民的麻木,社会的死寂。
   接着又写到了狗:“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狗叫与不叫都是常态,但一经作者特意提及,便不再是常态,显然,作者又借此强调这种死寂。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说:“《药》在描写上不但做到了简洁传神,还做到了蕴藉含蓄,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思索余地。这跟作者在写实的基础上,采用某些象征手法是有关的。”[7]这是很到位的评价。
   小说结尾写到了坟场:“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温儒敏先生又说:“如描写两个年轻人的坟,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既是实写,又是象征,暗示着他们的死都是封建统治者吃人的恶果。”[8]
   除了暗示统治者吃人的本质之外,我觉得鲁迅先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揭示了旧中国阔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即“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里层层叠叠的坟头和阔人家祝寿时的馒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微妙的联系,是“因”和“果”,还是别的什么?这大概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9]
   说到象征,还有一处环境描写不能忽略:“太阳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了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一般认为,这“古□亭口”中的讳缺是作者有意为之,“古轩亭口”是浙江省绍兴县城内的一座牌楼,匾上题着这四个字,秋瑾于1907年在这里就义。除了这实指的作用外,我觉得鲁迅先生还是赋予了这一细节以象征意义,象征社会的没落和破败。他的小说《祝福》里有一处和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鲁四老爷的书房。作者描述道:“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对联的脱落证明书房主人生活懒散;对联内容和书房主人的言行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书房主人虚伪。而书房的这一细节,又象征了二十世纪初鲁四老爷这个特殊阶层的破败和腐朽。
   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他的不朽名著《书谱》中说到书法学习的三个阶段:“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鲁迅先生在《药》中表现出的这些“平常”之处,应该是他“险绝”之后的“平正”。“险绝”不易,“平正”更难,那是绚烂之后的平淡,是一位绝世高手的“至招”,看似“无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高深难测!
   注释:
   [1]孔范今选注.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360~361页.
   [2]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3]鲁迅.《呐喊》自序.
   [4]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127页.
   [5]刘再复.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和个人原因.
   [6]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
   [7][8]温儒敏.深刻的思想,特异的构想——读鲁迅《药》.
   [9]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113页.
   【本文系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核心素养下高中语文文本细读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编号:GS[2019]GHBZ032)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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