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无论何种制度变化——更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应该是：改革——总会造就又臭又长的麻烦清单，CBA自然也不例外。
有关联赛参赛资格的改革，CBA一共进行过两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95年CBA成立之初，联盟确定了“升2降2”的“升降制”。在那个竞技大于娱乐的时代，这一看上去很符合国情的政策，很快就出现了中国特色式的变化。
1998-99赛季，“第一次舞弊行为”在赛场上出现了。在四川主场迎战吉林的比赛中，赛场记录台记录员将吉林在第三节中投中的一个三分球“误记”成两分，这致使吉林一分惜败。针对这次公开的舞弊行为，中国篮协做出了取消四川该赛季第10名成绩，直接降至甲B的处罚决定。而在当时的处罚理由中，篮协还给出了“在球员转会上出现的违规舞弊行为”的理由，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只是“杀鸡给猴看”，在那个“默契球”成风的年代，重拳整治已经不可避免。但让人意外的是，之后的赛季风波又起。
1999-00赛季，北京奥神和前卫万燕完成了合并，因为两家俱乐部之前都是CBA球队，所以两队希望在合并后依旧能以独立方参加CBA。北京奥神该赛季更名为前卫万燕奥神，而原前卫万燕则以卫士亿安征战。结果此举遭到CBA其余10家俱乐部的联合反对，至于原因，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在升降级机制下，在默契球不可能避免的前提下，一家俱乐部下携两支球队，就几乎没有降级之忧了。之后，为了平息众怒，篮协不得不取消了卫士亿安的参赛资格，由当时的甲B第三名湖北队添上这一空缺。
随着联赛的进行，“升降制”的弊端变得越发明显，除赛场上的奇怪现象外，还出现了“包打甲A”的雇佣军，早期的广东宏远和云南红河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企业投资篮球，自然希望能在短期内见到效益，这是资本的功利性决定的，但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甲B俱乐部（以及之后的NBL）不愿在梯队建设上投入，给高水平球员开高薪，同CBA争夺人才。加之，当时CBA连年亏损，各俱乐部疲于应付升降级，只关注竞赛成绩，对品牌建设、球迷培养等基础性工作无暇顾及。2005-06赛季，CBA开始以“准入制”取代“升降级”。
所谓准入制，就是中国篮协针对球队进入CBA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只有具备其中40条准入标准的俱乐部才能申报，大体分为俱乐部制度以及管理、俱乐部运营、参赛保证金及加盟费、运动队建设及管理、俱乐部硬件设施以及三个服务六大项。必备的两个条件为：连续两年夺得NBL前两名；必须是在工商部门注册2000万资金的俱乐部；必须有固定的比赛场馆、训练场馆。
而符合这些条件的球队也不一定就能够进入CBA，最终决定权还需要由现有CBA各队外加5位篮协的委员经行投票决定，每队和每位委员拥有一票，最终获得票数最多的球队拥有晋升资格。
硬件方面，俱乐部硬件设施主要内容为俱乐部选定主场所在城市必须是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必须拥有比赛场馆，新加盟球队的主场体育馆观众席达到6000个座位。比赛场馆符合联赛统一规定以及电视转播要求。场馆中设置相应的功能房，记者席、宽带等。俱乐部拥有或协议拥有具有使用权的训练基地。
软件方面，俱乐部运营方面，俱乐部设置必要的工作机构，各球队应具备一定的商务推广和赛事推广能力。必须拥有或协议拥有一支或以上啦啦表演队。俱乐部一线队伍国内球员在中国篮协注册必须达到12名，同时必须拥有或协议拥有一支不少于12名球员并在中国篮协注册的二线队伍，二线队伍的年度经费不少于70万元。
参赛保证金及加盟费，俱乐部必须向中国篮协缴纳参赛保证金100万元人民币到指定银行托管账户。最后，俱乐部应制定服务球迷、服务媒体、服务赞助商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包括在主场设置专卖店，设置就餐区，在非赛季开办篮球训练营等。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真正的更关键是，每年的准入制的细节都存在微调，也就是，在所有的40项硬性标准中，在最后的评定结果中各项标准所占分的比例是可以进行临时调整的。而且，具体的调整细则都是在CBA新赛季之前公布。这也就意味着，竞争者无法在事先针对规则进行准备，也正是因此，“准入制”成为了披着公平的外衣，但却像是在为某一特殊存在量身定做的嫌疑。2008年的“凤铝事件”便是“准入制”不确定方面的极致体现。作为当年NBL的冠军，广东凤铝在各方面考察都达标的情况下，因为综合评分不及天津和青岛，失去了进入CBA的资格。在第一次投票结束后，凤铝以“篮协不公，将诉求于法律”为由，要求重新投票。在9天后得到同一结果后，凤铝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书面申请，而在对请求回复不满后，凤铝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1月2日，凤铝俱乐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退出中国篮协组织”，并发表“退出声明”。
“凤铝事件”是中国篮坛乃至中国体育界“民告官”首案，时任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也不否认：“这件事的影响大部分是消极、负面的。
但是，凤铝事件并没有让“准入制”发生改变，今年四川金强和江苏同曦的争端便是由此而来。在具体细则出台前，没有人知道40项准入标准中，哪项是重点，该如何侧重。不容否认，各俱乐部应该在每个方面尽可能做到极致，但就目前NBL的生存情况，这显然不现实。也正是因此，每当CBA有新鲜血液进入时，关于“内定”的传言就会跃然与纸上的现象会出现也就不奇怪了。
有关联赛参赛资格的改革，CBA一共进行过两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95年CBA成立之初，联盟确定了“升2降2”的“升降制”。在那个竞技大于娱乐的时代，这一看上去很符合国情的政策，很快就出现了中国特色式的变化。
1998-99赛季，“第一次舞弊行为”在赛场上出现了。在四川主场迎战吉林的比赛中，赛场记录台记录员将吉林在第三节中投中的一个三分球“误记”成两分，这致使吉林一分惜败。针对这次公开的舞弊行为，中国篮协做出了取消四川该赛季第10名成绩，直接降至甲B的处罚决定。而在当时的处罚理由中，篮协还给出了“在球员转会上出现的违规舞弊行为”的理由，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只是“杀鸡给猴看”，在那个“默契球”成风的年代，重拳整治已经不可避免。但让人意外的是，之后的赛季风波又起。
1999-00赛季，北京奥神和前卫万燕完成了合并，因为两家俱乐部之前都是CBA球队，所以两队希望在合并后依旧能以独立方参加CBA。北京奥神该赛季更名为前卫万燕奥神，而原前卫万燕则以卫士亿安征战。结果此举遭到CBA其余10家俱乐部的联合反对，至于原因，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在升降级机制下，在默契球不可能避免的前提下，一家俱乐部下携两支球队，就几乎没有降级之忧了。之后，为了平息众怒，篮协不得不取消了卫士亿安的参赛资格，由当时的甲B第三名湖北队添上这一空缺。
随着联赛的进行，“升降制”的弊端变得越发明显，除赛场上的奇怪现象外，还出现了“包打甲A”的雇佣军，早期的广东宏远和云南红河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企业投资篮球，自然希望能在短期内见到效益，这是资本的功利性决定的，但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甲B俱乐部（以及之后的NBL）不愿在梯队建设上投入，给高水平球员开高薪，同CBA争夺人才。加之，当时CBA连年亏损，各俱乐部疲于应付升降级，只关注竞赛成绩，对品牌建设、球迷培养等基础性工作无暇顾及。2005-06赛季，CBA开始以“准入制”取代“升降级”。
所谓准入制，就是中国篮协针对球队进入CBA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只有具备其中40条准入标准的俱乐部才能申报，大体分为俱乐部制度以及管理、俱乐部运营、参赛保证金及加盟费、运动队建设及管理、俱乐部硬件设施以及三个服务六大项。必备的两个条件为：连续两年夺得NBL前两名；必须是在工商部门注册2000万资金的俱乐部；必须有固定的比赛场馆、训练场馆。
而符合这些条件的球队也不一定就能够进入CBA，最终决定权还需要由现有CBA各队外加5位篮协的委员经行投票决定，每队和每位委员拥有一票，最终获得票数最多的球队拥有晋升资格。
硬件方面，俱乐部硬件设施主要内容为俱乐部选定主场所在城市必须是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必须拥有比赛场馆，新加盟球队的主场体育馆观众席达到6000个座位。比赛场馆符合联赛统一规定以及电视转播要求。场馆中设置相应的功能房，记者席、宽带等。俱乐部拥有或协议拥有具有使用权的训练基地。
软件方面，俱乐部运营方面，俱乐部设置必要的工作机构，各球队应具备一定的商务推广和赛事推广能力。必须拥有或协议拥有一支或以上啦啦表演队。俱乐部一线队伍国内球员在中国篮协注册必须达到12名，同时必须拥有或协议拥有一支不少于12名球员并在中国篮协注册的二线队伍，二线队伍的年度经费不少于70万元。
参赛保证金及加盟费，俱乐部必须向中国篮协缴纳参赛保证金100万元人民币到指定银行托管账户。最后，俱乐部应制定服务球迷、服务媒体、服务赞助商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包括在主场设置专卖店，设置就餐区，在非赛季开办篮球训练营等。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真正的更关键是，每年的准入制的细节都存在微调，也就是，在所有的40项硬性标准中，在最后的评定结果中各项标准所占分的比例是可以进行临时调整的。而且，具体的调整细则都是在CBA新赛季之前公布。这也就意味着，竞争者无法在事先针对规则进行准备，也正是因此，“准入制”成为了披着公平的外衣，但却像是在为某一特殊存在量身定做的嫌疑。2008年的“凤铝事件”便是“准入制”不确定方面的极致体现。作为当年NBL的冠军，广东凤铝在各方面考察都达标的情况下，因为综合评分不及天津和青岛，失去了进入CBA的资格。在第一次投票结束后，凤铝以“篮协不公，将诉求于法律”为由，要求重新投票。在9天后得到同一结果后，凤铝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书面申请，而在对请求回复不满后，凤铝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1月2日，凤铝俱乐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退出中国篮协组织”，并发表“退出声明”。
“凤铝事件”是中国篮坛乃至中国体育界“民告官”首案，时任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也不否认：“这件事的影响大部分是消极、负面的。
但是，凤铝事件并没有让“准入制”发生改变，今年四川金强和江苏同曦的争端便是由此而来。在具体细则出台前，没有人知道40项准入标准中，哪项是重点，该如何侧重。不容否认，各俱乐部应该在每个方面尽可能做到极致，但就目前NBL的生存情况，这显然不现实。也正是因此，每当CBA有新鲜血液进入时，关于“内定”的传言就会跃然与纸上的现象会出现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