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似乎已走过了赤裸裸“区域市场割据”阶段，但恶性竞争、重复建设、注重局部利益的“诸侯经济”依然存在，并一如既往地通过设置潜在的“省际壁垒”来分割市场。
　　你的产品不能进我的地盘，我的货物在你这里过路要交买路钱，这已经属于低级的“地方保护主义”手段。许多地区开始在更多的隐性领域采取地区封锁。比如，各地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正是这种地方性社保政策的林立，导致了至今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悬殊，外来人口读书难的长期现象，都是“诸侯经济”的反映。由于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学校、教师与生源都被贴上了筹码的标签，类似“北大是北京人的大学吗”之类的诘问，就是最真实的教育资源城际垄断。
　　在“诸侯经济”的格局中，人、物、教育、文化等任何资源都可以被“经济化”，而且引发了高烧不退的“投资狂热”，许多中小城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地铁投资热”、“造车热”，以及最常见的大马路、大广场，乃至登峰造极大造“天安门广场”。除了地方官员的政绩显摆作祟外，也是搔到了“诸侯经济”力图打造小而全“鸽笼”模式经济的痒痒处——在一个处处封闭的市场，一个地区无法也不想从其他地区吸纳所需要的商品和资源，也无法“出口”自己的商品，就必然要在一切所需资源领域极力扩张，保证自身区域的供给充足。
　　“诸侯经济”的最大受害者不是资源、也不是GDP增长，而是活生生的人。户籍制度在众多非议中表现出愈来愈固化的趋势，是因为这种“诸侯经济”小而全的资源供给模式支撑不了大流动量的人口进出。“诸侯经济”本质上是排斥外来资源的介入，哪怕它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量。对于外来的人口资源，它采取掠夺式的占有，设置种种政策门槛，让外来人口尽可能廉价，尽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下游劳动力，只付出得不到回报；对于外来的商品资源，它采用课以重“费”的方式，一方面收点费，一方面阻挡其大规模进入；甚至对于外来的政策，包括中央政策，它也表现为抵制，必须服从于自家土政策。这就是经常出现的地方下位法故意违“上位法”的法现象。
　　“诸侯经济”的幽灵还要游荡多久？这看上去是个经济性问题，其实是制度问题，更多地从属于行政性，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多次博弈。破除“诸侯经济”，首先要解决法令无壁垒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经济无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