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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贪官们的悲剧再一次证明，职位升迁了，岗位重要了，思想境界、道德修养、法纪观念、自律意识必须同时“上台阶”，否则很容易“栽跟头”。
陈华亨：“职务虽然升迁了但道德水准下降”
忏悔人：陈华亨
原任职务：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省以工代赈办主任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有期徒刑十二年
犯罪事实：自2004年7月担任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省以工代赈办主任后，受四川省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某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其取得多项公路桥梁勘测设计项目，先后6次收受莫某贿赂人民币118万元；2002年至2010年，陈华亨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在为一些地方安排以工代赈资金和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有关单位共51人所送贿赂现金，人民币共计144.1万元。
没了被饶恕的机会
笔本来很轻，今天拿起来却感到特别重，是因为今天的心情特别沉重；话很多，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是因为今天的心绪特别纷乱。回望54年的人生路，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写检讨，也是最后一次向组织写检讨。因为我没有被饶恕的机会和可能，也没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和可能。
1976年，我在农村当回乡知青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迄今已34年。34年来，在党组织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下，我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厅级领导干部。可以说，没有组织的关心和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听党的话，跟党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谋福利，但我却忘记了党的信仰和宗旨，犯下了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错误。
逃不过监督的眼睛
我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是职务升迁了，道德水准下降了，我放松了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改造。
二是权力增大了，学习放松了。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多，我放松了对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的学习，就是学习也流于形式。
三是攀比心理越来越重，收受红包礼金越来越多。我攀比的，不是与他人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是比谁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多、谋的福利多，不是比谁工作干得好、贡献大，也不是比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而是和别人比谁的红包收得多。这种错误的攀比心理是我犯错误和犯了错误还心安理得的根源。
四是受贿渐多侥幸心理越来越严重，所犯错误也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有些警觉的，但又常常自我安慰地想，我与人为善，为人做事低调，况且我运气也不至于那么差，组织、单位和家庭是不会发现的。我忘记了组织强有力的监督和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
五是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自我约束却越来越少。本来工作岗位重要了，权力大了、职务高了，更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规范，自觉遵守纪律法规，努力做好工作。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我对自己的要求却越来越低了，对自己的约束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在处理情感与原则、情感与纪律、情感与法律的关系时，常常被情感迷住双眼，以致于违反了原则，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法律。
郭红安：“哥们儿义气和‘好处费’让我越陷越深”
忏悔人：郭红安
原任职务：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京航办事处农财办主任
触犯罪名：挪用公款罪
判决结果：2012年12月9日，郭红安被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
犯罪事实：2009年至2011年，郭红安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单位公款共计1540万元借给亲朋好友用以资金周转、注册公司等，共从中获利48万元。以下是郭红安在被立案侦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
诱惑越来越大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幼时家境不好，为了供我读书，两个姐姐早早就辍学在家务农。1992年，我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的政府部门工作。参加工作后，我为人勤恳、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与赏识。经过几年历练，我走上了乡政府中层领导干部的岗位。
2008年4月，我被任命为京航办事处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农财办”）主任，主要负责办事处下辖各村、组的财务管理，统筹安排上级部门下拨的征地款和附属物款，并按照规定给群众兑付等。随着手里的权力渐渐增大，随之而来的诱惑也越来越多。然而，这时的我已经听惯了别人的阿谀奉承，对各种饭局也来者不拒。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正是走向深渊的开始。
欲望让我迷失
2008年9月，农财办收到了几个个人存折，里面存的是乡里几个村的土地补偿款，一共500余万元。由于村民对补偿标准有异议，这些补偿款暂时无法兑付。当时的惯用做法是，将资金存在村委会主任或村会计个人银行账户上保管，于是，我就将这些钱全部存入了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中。
2009年6月，一个姓姚的朋友在饭局上提到想成立一个公司，但苦于没有注册资金，请我帮忙，并表示一定“酬谢”。碍于朋友的情面，我告诉他缓几天让我筹钱。随后，我专门到工商部门打听注册公司的流程，需要多少资金等等。打听清楚后，我便将账户中的50万元存入姚姓朋友的公司验资账户。他的公司注册成功后，他就将50万元还给了我，并给了我5000元当谢礼。
短短一个月时间，我保管的资金没有任何损失，而我自己也“赚”到了一笔钱，这让我几天都难以平静。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后，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想到资金是自己保管的，只要没人问没人查就不会暴露。这样的侥幸心理和对金钱的欲望彻底让我迷失了。
之后，亲朋好友提出的借钱要求我不再拒绝，我把公家的钱当成了自己的随意使用。干建筑工程的朋友缺钱，我借给他40万元；干建筑工程的亲戚没钱，我用公款定单60万元质押贷款50万元借给他；需要盖仓库的朋友，我借给他150万元。面对着别人递来的“好处费”，我已经完全放纵了自己。
我选择了自首
直到2011年5月，一场人事变动才将我从疯狂和贪婪的梦中叫醒。我升任办事处主任助理，单位要求尽快将工作进行交接，可这样的喜事在我听起来却如丧钟一般。为了把“窟窿”先堵住，我催促朋友还款的同时，也不得不用自己的钱先代为归还。为了掩盖出借公款的行为，我将“三资中心”账户资金清零，将会计资料销毁，仅将印章交给了继任者。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的我，此时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2012年7月，我听到单位同事议论“三资中心”的账户资金，我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可能已经败露，害怕受到法律制裁的我躲了起来。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惶惶不可终日。
冷静下来后，我知道自己已无法逃避，我可以销毁自己记录的账目，却无法销毁银行留存的凭证。事已至此，我唯一的出路是投案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于是我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在看守所的高墙内，我追悔不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瘫痪在床的母亲，该怎么面对刚刚确诊为肺癌正在医院化疗的父亲，该怎么面对出了车祸还在医院治疗的妻子，该怎么面对10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他们身边，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会来得那么巧，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我触犯了法律，放纵了自己，利用国家赋予我的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东窗事发后，我依旧心怀侥幸，以为可以躲得过法律的制裁，但良心的谴责和家人的劝说，让我最终选择回来承担自己所做的一切。（摘自《检察日报》） （责编：贺贵成）
陈华亨：“职务虽然升迁了但道德水准下降”
忏悔人：陈华亨
原任职务：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省以工代赈办主任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有期徒刑十二年
犯罪事实：自2004年7月担任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省以工代赈办主任后，受四川省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某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其取得多项公路桥梁勘测设计项目，先后6次收受莫某贿赂人民币118万元；2002年至2010年，陈华亨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在为一些地方安排以工代赈资金和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有关单位共51人所送贿赂现金，人民币共计144.1万元。
没了被饶恕的机会
笔本来很轻，今天拿起来却感到特别重，是因为今天的心情特别沉重；话很多，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是因为今天的心绪特别纷乱。回望54年的人生路，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写检讨，也是最后一次向组织写检讨。因为我没有被饶恕的机会和可能，也没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和可能。
1976年，我在农村当回乡知青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迄今已34年。34年来，在党组织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下，我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厅级领导干部。可以说，没有组织的关心和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听党的话，跟党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谋福利，但我却忘记了党的信仰和宗旨，犯下了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错误。
逃不过监督的眼睛
我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是职务升迁了，道德水准下降了，我放松了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改造。
二是权力增大了，学习放松了。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多，我放松了对党纪党规、法律法规的学习，就是学习也流于形式。
三是攀比心理越来越重，收受红包礼金越来越多。我攀比的，不是与他人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是比谁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多、谋的福利多，不是比谁工作干得好、贡献大，也不是比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而是和别人比谁的红包收得多。这种错误的攀比心理是我犯错误和犯了错误还心安理得的根源。
四是受贿渐多侥幸心理越来越严重，所犯错误也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有些警觉的，但又常常自我安慰地想，我与人为善，为人做事低调，况且我运气也不至于那么差，组织、单位和家庭是不会发现的。我忘记了组织强有力的监督和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
五是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自我约束却越来越少。本来工作岗位重要了，权力大了、职务高了，更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规范，自觉遵守纪律法规，努力做好工作。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我对自己的要求却越来越低了，对自己的约束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在处理情感与原则、情感与纪律、情感与法律的关系时，常常被情感迷住双眼，以致于违反了原则，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法律。
郭红安：“哥们儿义气和‘好处费’让我越陷越深”
忏悔人：郭红安
原任职务：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京航办事处农财办主任
触犯罪名：挪用公款罪
判决结果：2012年12月9日，郭红安被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
犯罪事实：2009年至2011年，郭红安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单位公款共计1540万元借给亲朋好友用以资金周转、注册公司等，共从中获利48万元。以下是郭红安在被立案侦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
诱惑越来越大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幼时家境不好，为了供我读书，两个姐姐早早就辍学在家务农。1992年，我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的政府部门工作。参加工作后，我为人勤恳、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与赏识。经过几年历练，我走上了乡政府中层领导干部的岗位。
2008年4月，我被任命为京航办事处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农财办”）主任，主要负责办事处下辖各村、组的财务管理，统筹安排上级部门下拨的征地款和附属物款，并按照规定给群众兑付等。随着手里的权力渐渐增大，随之而来的诱惑也越来越多。然而，这时的我已经听惯了别人的阿谀奉承，对各种饭局也来者不拒。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正是走向深渊的开始。
欲望让我迷失
2008年9月，农财办收到了几个个人存折，里面存的是乡里几个村的土地补偿款，一共500余万元。由于村民对补偿标准有异议，这些补偿款暂时无法兑付。当时的惯用做法是，将资金存在村委会主任或村会计个人银行账户上保管，于是，我就将这些钱全部存入了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中。
2009年6月，一个姓姚的朋友在饭局上提到想成立一个公司，但苦于没有注册资金，请我帮忙，并表示一定“酬谢”。碍于朋友的情面，我告诉他缓几天让我筹钱。随后，我专门到工商部门打听注册公司的流程，需要多少资金等等。打听清楚后，我便将账户中的50万元存入姚姓朋友的公司验资账户。他的公司注册成功后，他就将50万元还给了我，并给了我5000元当谢礼。
短短一个月时间，我保管的资金没有任何损失，而我自己也“赚”到了一笔钱，这让我几天都难以平静。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后，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想到资金是自己保管的，只要没人问没人查就不会暴露。这样的侥幸心理和对金钱的欲望彻底让我迷失了。
之后，亲朋好友提出的借钱要求我不再拒绝，我把公家的钱当成了自己的随意使用。干建筑工程的朋友缺钱，我借给他40万元；干建筑工程的亲戚没钱，我用公款定单60万元质押贷款50万元借给他；需要盖仓库的朋友，我借给他150万元。面对着别人递来的“好处费”，我已经完全放纵了自己。
我选择了自首
直到2011年5月，一场人事变动才将我从疯狂和贪婪的梦中叫醒。我升任办事处主任助理，单位要求尽快将工作进行交接，可这样的喜事在我听起来却如丧钟一般。为了把“窟窿”先堵住，我催促朋友还款的同时，也不得不用自己的钱先代为归还。为了掩盖出借公款的行为，我将“三资中心”账户资金清零，将会计资料销毁，仅将印章交给了继任者。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的我，此时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2012年7月，我听到单位同事议论“三资中心”的账户资金，我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可能已经败露，害怕受到法律制裁的我躲了起来。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惶惶不可终日。
冷静下来后，我知道自己已无法逃避，我可以销毁自己记录的账目，却无法销毁银行留存的凭证。事已至此，我唯一的出路是投案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于是我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在看守所的高墙内，我追悔不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瘫痪在床的母亲，该怎么面对刚刚确诊为肺癌正在医院化疗的父亲，该怎么面对出了车祸还在医院治疗的妻子，该怎么面对10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在他们身边，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会来得那么巧，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我触犯了法律，放纵了自己，利用国家赋予我的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东窗事发后，我依旧心怀侥幸，以为可以躲得过法律的制裁，但良心的谴责和家人的劝说，让我最终选择回来承担自己所做的一切。（摘自《检察日报》） （责编：贺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