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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地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平武县境内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白天黑夜，缤纷的季节，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父老，犹如闹钟上的指针，在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这片地方度过。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我热爱我的家乡。同时，精神上也有一种憋在心里异常真实，但一说出来就显得夸大其词的恐惧：出生地地处四川龙门山断裂带，系地震活跃频发地。时有地震发生，大多震级小，脚下“闪”两下就没事了。天天在它的摇篮里生活，和死神共舞差不多。地震在你身上涂下阴影，脚板就像开关，没准儿，一脚刚踩下去，就地震了。
我从小长大的平武县平通镇，以及我现在工作的南坝镇，同属 2008年地震极重灾区。迄今为止，我对“极重灾区”这个概念本身，依然无法作出形象的阐释和描绘。我没兴趣去认真了解了解这个被痛苦、鲜血和破碎包裹的词汇，因为，它和地震的担忧一样如影随形，一直都在我的生命周围，没法一笔勾销，或者挪开半步。
事实上，2008年地震之前，我对地震并不存在任何恐惧。
我小时候，就经常听人们讲述 1976年的松（潘）平（武）地震。不过，他们的语言或者说讲述方式，并没有唤起我的恐惧，隔着岁月的栅栏，在亲历者的语言中重生的灾难被抹上了虚幻的色彩和光环，好像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冲你讲述一件不幸的事情，倒像是在跟你分享一粒糖果，一本好书，一次不可多得的旅行或者奇遇。所以，那会儿，每每听他们说起，懵懂的我都无比憧憬地震长到自己眼皮子底下来，好一睹真容。
我记得，大概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样子，有天清晨，天麻麻亮，家住一个院子的堂哥，忽然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夜里地震了，地震把碗柜里的碗啊盘子啊铁勺啊摇得哗哗响，屋顶上的瓦也落下来摔烂不少。此外，他还夸张地告诉我他自己也差点被地震簸得从床上滚到地上。至于感觉嘛，他说，比坐船还安逸。
比坐船还安逸。
堂哥就是这么说的，这句如今回味起来颇有些毛骨悚然的话，却在那个瞬间点燃了我的嫉妒与好奇，地震已经长到眼皮子底下来了。可是，我自己不争气，夜里睡得太死，“错失良机”。望着眉飞色舞的堂哥，我恨不得立马回到床上等着，等着时间回到夜里地震那一刻，亲自体验体验地震的滋味，看看它究竟长什么样子。时至今日，堂哥彼时激动不已的神情，依然鲜活无比地活在我的记忆中。如今，我时常忆起这件事，也许它没有任何价值；也许，它仅仅是地震的一小块影子。
和人们常说的松平地震一样，堂哥的这次讲述，阉割了灾难本身的残酷和血腥，给心智尚未真正成熟的我制造出某种幻觉——地震并不可怕。这种肤浅脆弱的认知，一直持续到 2008年地震。彼时，我在成都读大学，地震来临那会儿，我在学校打印室里打印完诗稿，跟藏族同学欧珠多吉走在回寝室的路上。走着走着，世界猛然摇晃起来。望着成都平原的天空，我以为飞机掉下来了呢！欧珠多吉告诉我，地震了。地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瞬间令我头皮发麻，心惊肉跳！那会儿，我压根儿不知道我的家乡，已经在这眨眼的功夫里沦为废墟，面目全非了。这天下午，我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一遍遍拨打着家人的电话，但一个也没打通。后来，有同学手机终于能上网了，得到的消息却是北川县山洪一样猛涨的伤亡数字，这些冷漠无情的伤亡数字，不断刷新着我的不安——老家平通镇和北川县桂溪镇相邻，却毫无音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家乡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属地震活跃、频发区域。地震几天之后，我赶回老家，只是，老家已经沦为废墟、面目全非了，镇上伤亡惨重。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之中，我的亲朋大多幸免于难，可是，我也没能高兴得起来。面对猛扑而来的生死和无常，我沉默了，虽然，我也很想为此写点什么，并且是带着某种使命。想归想，我却始终没有动笔。地震后那几年，国内关于地震题材的作品可谓多如牛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积淀的文字注定不会长寿，我相信，不管怎样，早晚我都会拿起笔，为那些逝去赋形，甚至再次赋予他们生命和活力。
2011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先是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工作了大概一年时间。2013年，我回到老家，在县文化馆担任文学创作辅导员。也就是这一年，我找到了去呈现内心世界、支撑写作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断裂带”。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写过这样一段话：“在生命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写作，我笔下的“断裂带”，何尝不是如此？
一直觉得，我踏上写作这条孤独但并不乏味的路，看似巧合，实则命中注定。在我没有开始写作之前的童年岁月，这条路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在我的生命周围盘旋等待了。我的身体和灵魂一起穿过的那段黯淡贫苦的童年生活，已经烟飘云散，但是，正所谓雁过留声，它在我的嘴巴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简而言之，我嘴笨，不会说，感觉说出来的话都长着尾巴，原始得很。自尊心被岁月磨得透亮的我，一度将这个缺点在精神上视为残疾。因此，书本上那些或机智、或幽默、或深刻的话语，总是牢牢抓住我的眼睛，深深刺痛我的心扉。写作，或许能最大程度减轻我的这种痛苦，并且最大程度满足我的表达欲。现在想想，这可能是我选择成为一名写作者至为重要的缘故。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2004年 8月，在李白故里江油市江油中学的学生宿舍里，我用一支蓝色圆珠笔在作业本上战战兢兢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一首小诗，取名为《归宿》，正式开启个人的写作生涯。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这首诗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诵了一遍，那种美滋滋、轻飘飘的感觉，至今仍在心头荡漾。她的鼓舞，让刚刚开始写作的我找到了自信。
白驹过隙，眨眼，那个写诗的懵懂少年，马上就要奔三了。十二年。别人的十二年可能真没了，我的十二年，还在。它们变成了我用心写下的那些文字，诗歌、散文、小说。十二年了，我未曾放弃，不仅仅是因为嘴笨，而是因为，写作已经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对我而言，唯有写作，能让我感觉充实、快乐。
在断裂带上工作生活，我接触了太多幸存者，目睹、了解了许许多多和地震有关的故事和际遇。实话实说，我不是个喜欢煽情的写作者。生活就在眼皮子底下，看得见摸得着。对此，我更喜欢去冷静的观察并且思考。
写作，是生活的另一条退路，是为了挖掘那个特定的自我。同时，写作也是为了释放内心的悲悯。毫无疑问，我有些自卑，不敢轻易动用“悲悯”这样神圣的字眼，怕招惹笑话。也许，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必须心无旁骛的事情，就是认真去写内心体味到的那些苍凉、疼痛、孤独。
《无止境》和《娃娃鱼》这两篇小说，分别写了震后和震前的断裂带。
抛开故事情节而言，《无止境》中，我想重点传达的是当下断裂带乡亲父老的生存困境。物质生活是一方面：地震过后，很多人不得不贷款修房子，修好房子，又不得不为了还贷背井离乡出门打工；同时，精神生活的重建，也尤为重要，酗酒、赌博就不多说，我心痛的是，个别地震中家破人亡的幸存者因为缺少有效的心理疏导，终日神思恍惚、疯疯癫癫，难以正常生活。
《娃娃鱼》，主要写的是隔阂，人与人，人与自然。其中，有我对过去的怀念，更多的，是我对现实的悲观……
V.S奈保尔在其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写道：“我最有价值的一切都在我的书里，剩下的都尚未成形。”
现如今，我的小说几乎都是以“断裂带”为框架，为版图，为背景。也许，可以这样说：“断裂带，是我写作的分水岭。”因为“断裂带”，我感到我的写作终于有了方向和使命感。我必须为此持之以恒的努力。因为，剩下的都尚未成形。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我热爱我的家乡。同时，精神上也有一种憋在心里异常真实，但一说出来就显得夸大其词的恐惧：出生地地处四川龙门山断裂带，系地震活跃频发地。时有地震发生，大多震级小，脚下“闪”两下就没事了。天天在它的摇篮里生活，和死神共舞差不多。地震在你身上涂下阴影，脚板就像开关，没准儿，一脚刚踩下去，就地震了。
我从小长大的平武县平通镇，以及我现在工作的南坝镇，同属 2008年地震极重灾区。迄今为止，我对“极重灾区”这个概念本身，依然无法作出形象的阐释和描绘。我没兴趣去认真了解了解这个被痛苦、鲜血和破碎包裹的词汇，因为，它和地震的担忧一样如影随形，一直都在我的生命周围，没法一笔勾销，或者挪开半步。
事实上，2008年地震之前，我对地震并不存在任何恐惧。
我小时候，就经常听人们讲述 1976年的松（潘）平（武）地震。不过，他们的语言或者说讲述方式，并没有唤起我的恐惧，隔着岁月的栅栏，在亲历者的语言中重生的灾难被抹上了虚幻的色彩和光环，好像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冲你讲述一件不幸的事情，倒像是在跟你分享一粒糖果，一本好书，一次不可多得的旅行或者奇遇。所以，那会儿，每每听他们说起，懵懂的我都无比憧憬地震长到自己眼皮子底下来，好一睹真容。
我记得，大概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样子，有天清晨，天麻麻亮，家住一个院子的堂哥，忽然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夜里地震了，地震把碗柜里的碗啊盘子啊铁勺啊摇得哗哗响，屋顶上的瓦也落下来摔烂不少。此外，他还夸张地告诉我他自己也差点被地震簸得从床上滚到地上。至于感觉嘛，他说，比坐船还安逸。
比坐船还安逸。
堂哥就是这么说的，这句如今回味起来颇有些毛骨悚然的话，却在那个瞬间点燃了我的嫉妒与好奇，地震已经长到眼皮子底下来了。可是，我自己不争气，夜里睡得太死，“错失良机”。望着眉飞色舞的堂哥，我恨不得立马回到床上等着，等着时间回到夜里地震那一刻，亲自体验体验地震的滋味，看看它究竟长什么样子。时至今日，堂哥彼时激动不已的神情，依然鲜活无比地活在我的记忆中。如今，我时常忆起这件事，也许它没有任何价值；也许，它仅仅是地震的一小块影子。
和人们常说的松平地震一样，堂哥的这次讲述，阉割了灾难本身的残酷和血腥，给心智尚未真正成熟的我制造出某种幻觉——地震并不可怕。这种肤浅脆弱的认知，一直持续到 2008年地震。彼时，我在成都读大学，地震来临那会儿，我在学校打印室里打印完诗稿，跟藏族同学欧珠多吉走在回寝室的路上。走着走着，世界猛然摇晃起来。望着成都平原的天空，我以为飞机掉下来了呢！欧珠多吉告诉我，地震了。地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瞬间令我头皮发麻，心惊肉跳！那会儿，我压根儿不知道我的家乡，已经在这眨眼的功夫里沦为废墟，面目全非了。这天下午，我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一遍遍拨打着家人的电话，但一个也没打通。后来，有同学手机终于能上网了，得到的消息却是北川县山洪一样猛涨的伤亡数字，这些冷漠无情的伤亡数字，不断刷新着我的不安——老家平通镇和北川县桂溪镇相邻，却毫无音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家乡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属地震活跃、频发区域。地震几天之后，我赶回老家，只是，老家已经沦为废墟、面目全非了，镇上伤亡惨重。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之中，我的亲朋大多幸免于难，可是，我也没能高兴得起来。面对猛扑而来的生死和无常，我沉默了，虽然，我也很想为此写点什么，并且是带着某种使命。想归想，我却始终没有动笔。地震后那几年，国内关于地震题材的作品可谓多如牛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积淀的文字注定不会长寿，我相信，不管怎样，早晚我都会拿起笔，为那些逝去赋形，甚至再次赋予他们生命和活力。
2011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先是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工作了大概一年时间。2013年，我回到老家，在县文化馆担任文学创作辅导员。也就是这一年，我找到了去呈现内心世界、支撑写作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断裂带”。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写过这样一段话：“在生命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写作，我笔下的“断裂带”，何尝不是如此？
一直觉得，我踏上写作这条孤独但并不乏味的路，看似巧合，实则命中注定。在我没有开始写作之前的童年岁月，这条路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在我的生命周围盘旋等待了。我的身体和灵魂一起穿过的那段黯淡贫苦的童年生活，已经烟飘云散，但是，正所谓雁过留声，它在我的嘴巴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简而言之，我嘴笨，不会说，感觉说出来的话都长着尾巴，原始得很。自尊心被岁月磨得透亮的我，一度将这个缺点在精神上视为残疾。因此，书本上那些或机智、或幽默、或深刻的话语，总是牢牢抓住我的眼睛，深深刺痛我的心扉。写作，或许能最大程度减轻我的这种痛苦，并且最大程度满足我的表达欲。现在想想，这可能是我选择成为一名写作者至为重要的缘故。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2004年 8月，在李白故里江油市江油中学的学生宿舍里，我用一支蓝色圆珠笔在作业本上战战兢兢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一首小诗，取名为《归宿》，正式开启个人的写作生涯。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这首诗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诵了一遍，那种美滋滋、轻飘飘的感觉，至今仍在心头荡漾。她的鼓舞，让刚刚开始写作的我找到了自信。
白驹过隙，眨眼，那个写诗的懵懂少年，马上就要奔三了。十二年。别人的十二年可能真没了，我的十二年，还在。它们变成了我用心写下的那些文字，诗歌、散文、小说。十二年了，我未曾放弃，不仅仅是因为嘴笨，而是因为，写作已经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对我而言，唯有写作，能让我感觉充实、快乐。
在断裂带上工作生活，我接触了太多幸存者，目睹、了解了许许多多和地震有关的故事和际遇。实话实说，我不是个喜欢煽情的写作者。生活就在眼皮子底下，看得见摸得着。对此，我更喜欢去冷静的观察并且思考。
写作，是生活的另一条退路，是为了挖掘那个特定的自我。同时，写作也是为了释放内心的悲悯。毫无疑问，我有些自卑，不敢轻易动用“悲悯”这样神圣的字眼，怕招惹笑话。也许，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必须心无旁骛的事情，就是认真去写内心体味到的那些苍凉、疼痛、孤独。
《无止境》和《娃娃鱼》这两篇小说，分别写了震后和震前的断裂带。
抛开故事情节而言，《无止境》中，我想重点传达的是当下断裂带乡亲父老的生存困境。物质生活是一方面：地震过后，很多人不得不贷款修房子，修好房子，又不得不为了还贷背井离乡出门打工；同时，精神生活的重建，也尤为重要，酗酒、赌博就不多说，我心痛的是，个别地震中家破人亡的幸存者因为缺少有效的心理疏导，终日神思恍惚、疯疯癫癫，难以正常生活。
《娃娃鱼》，主要写的是隔阂，人与人，人与自然。其中，有我对过去的怀念，更多的，是我对现实的悲观……
V.S奈保尔在其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写道：“我最有价值的一切都在我的书里，剩下的都尚未成形。”
现如今，我的小说几乎都是以“断裂带”为框架，为版图，为背景。也许，可以这样说：“断裂带，是我写作的分水岭。”因为“断裂带”，我感到我的写作终于有了方向和使命感。我必须为此持之以恒的努力。因为，剩下的都尚未成形。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