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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读西方文学比较多，对东欧的当代文学则涉猎较少。记得只读过米兰·昆德拉的两部作品，一部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另一部是《生活在别处》。最近有人推荐，才读了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第二部），以及《我的金饭碗》《没有圣人，没有天使》《终极亲密》等小说，感受到了当代捷克文学和捷克作家的另一种力量。
克里玛是一位犹太裔的捷克作家，他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东欧所有重大事件，先是在10岁时同父母一起被关纳粹集中营（三年），之后经历了东欧的剧变（布拉格之春、苏军进入、天鹅绒革命）。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曾先后做过杂志编辑、美国大学教授、医院护工、测量员、递送员。生活可谓大起大落。正如他在自传的尾声中所说：“我的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不自由中。”这样的经历，有的是无法选择，有的则是他的自我抉择（诸如放弃美国大学教授职位归国），而在他做出这个抉择的时候，正值30多岁的壮年，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最让我钦佩之处：无论世事如何突变，他都没有放弃希望。他用手中的笔，记录着那个奇特的时代：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林林总总。
也许有些人去过布拉格。那你一定对布拉格广场、广场上的胡斯雕像、查理大桥、卡夫卡所租住的黄金小巷22号等人文景观的沧桑，留下深刻印象。每一处人文景观，都会有一段历史故事。也正是这些故事，打动了我们，让我们流连并慨叹这个民族的底蕴和气节。如果说这些景致，让我们了解了布拉格的过去，见证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么，读克里玛的自传和小说，则让我们知晓了这个城市在现当代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一脉相承的基因，这正是一个民族的气节，更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克里玛的自传，通过对他自己文学经历的回顾和文学实践的分析，客观上使我们得到了一个认识，即在某个时期有影响（甚至是广泛影响）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永远有影响;同样，在某个时期没有什么影响的作品，亦不意味永远没有影响。如果是好作品（当然，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标准，会根据时代有所变化，但最终离不开永恒的价值），经过时间的验证，人们定会发见他（它）的优秀。比如《洛丽塔》，这本书当时并不被看好，纳博科夫曾投给美国的四家出版社，都被拒绝。辗转一年后，才在欧洲一家出版社出版，又过两年，才在美国出版，并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后又被拍成了电影，从此走向世界，成为经典。比如卡夫卡，比如凡·高，他们生前都被病魔折磨，贫困交加，都是死后多年，他们的书和画才被世人认可，进而流传于世。再比如当年一些令“洛阳纸贵”的中国作家，现在也没有人再提、再看了;反倒是当时不被重视的作家，人们却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比如萧红、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他们的作品一直在被多家出版社不断地再版。克里玛的作品也是如此，曾长达20年不能在国内出版，但没有让他失去写作的热情。一经出版，就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并多次获得大奖。为什么这些中外作家的作品能够被读者认可，得以流传，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作家都是有高尚灵魂的人，所写出的作品也必然是有高尚灵魂的作品。而那些随大流的文字，虽一时可能甚嚣尘上，但终究经受不住时间的检验，经过大浪淘沙，必然会被淘汰。
从克里玛的自传和作品中，我也读到了一个作家人格的伟岸，精神的高洁，心灵的纯净，信念的坚定。比如，他在美国大学讲学期间，国内的精英正大批大批地逃离，而美国大学此时向他抛出高薪的橄榄枝。两条路径摆在他面前：一条是留在美国，生活优渥;一条是回到捷克，充满变数。但他決然地选择归国。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写作，讲述那些和我的生活有某种关联的故事，而我的生活又和祖国紧紧地捆在一起。”（见《我的疯狂世纪》第二部）他选择了和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不同的路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好友，也是和他共命运同呼吸的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总统后，哈维尔给他这个元老级的人物提供了各种职务，他都一一拒绝。他只想继续写作，“我想继续做我也许至少有点儿懂的事”，“人类更需要礼貌、工作、诚实和谦卑”。如果说之前，他拒留美国的爱国之情让我感动，而此时他拒绝担当要务，则让我顷刻对他充满敬意。可见，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说些什么，而在于他做些什么;一个人的崇高，不在于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而在于他的知行合一。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说克里玛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用作品说话，用作品记录自己的在场和参与。这期间，他写了很多话剧和小说，话剧先后在国内外舞台上演，多篇小说在国外出版社出版。
如果拿昆德拉的小说同克里玛小说比较，他们的写作风格是不同的。昆德拉的作品可能更诗意，更飘逸;克里玛则更写实。这也许是因为昆德拉出国了，再也没回来;克里玛归来了，置身于捷克的现实生活之中。生存境遇不同，作品风格也不相同。克里玛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他经历过的事，因此，作品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的生活痕迹，也使他的小说更像自传。比如，小说《我的金饭碗》里的五个小中篇（《画家梦》《偷运》《考古》《司机》《递送员》《土地测量助理员》），都是用第一人称叙述，都是他生活经历过的事件（我是先看了自传，后读的小说，这种感觉更强烈），人物都是他熟悉的小人物。这些小故事小人物记录了“卑微”和“强大”的游戏，在一场场“卑微”看似要输的游戏中，“卑微”的小人物却从不放弃希望，也正是这样的不放弃，才有了后来的变革和改变。比如，《偷运》中的米古拉什和他的妻子安琪拉，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帮助“我”——一个作家运书，其惊险程度有如大片，有追踪，有盯梢，最后“我”成功逃离。比如，在《司机》一篇里进行的那场“权力的游戏”，“我”则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记得某个导演说过：“当你感到自己开心得仿佛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你就应该写一出悲剧;而当你感到情绪黑暗低沉的时候，就应该写喜剧。” 克里玛的小说可以说是一幕幕轻喜剧，既幽默又接地气;既平和，又现场感特别强。
在传记中，他还谈到一些作家作品，其见解独特，别有情趣。比如，他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时，“我有一种感觉，跟一个讲述未成年继女和成熟男人的爱情冒险故事相比，多彩的沿高速路匿名的世界更令作者着迷，因为在这里可以隐藏不忠，甚至更糟糕的卑劣行为”。在谈到卡夫卡时，他的有些分析也比较另类。他说，卡夫卡似乎对“思想解读根本不感兴趣，他甚至对围绕自己的世界也不感兴趣，而几乎只考虑自己，写得最多的是关于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长大无能”，他努力接触女人，但他无法同她们“完成任何关系”，“就好像他无法完成任何大的作品一样”（卡夫卡没有写过特别长的长篇小说）。这些观点，同我以前看到的那些学院派的研究者的观点，比如把作品归于有关正义、命运、思想等宏观上的解读大相径庭，也令人耳目一新。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也要写上几笔。前些时候，在一本刊物上，我读到过一篇散文，某位中国作家到布拉格参观访问，其中安排了同克里玛见面的环节。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这位作家说，以前他不了解克里玛，没读过克氏的作品，因为有访问见面的安排，临行前才读了克里玛一个几万字的中篇小说。而在访谈结束后，克里玛没有出门为这位作家送行，这似乎在礼节上说不过去。而这位中国作家也有几分不爽：这老头架子好大呀。我想，这也许是两位作家在心灵上没有达到契合的缘故。
写到这里，已近黄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住在25层楼），看见了白云山正泛起黛青色的光，山顶上依然有云彩在走。白云山，虽然它有时被雾气掩埋，被云雨包裹，但它终究屹立在那里，且天长地久。就像一个有骨气的人，那份至纯、仁爱之心，致使他的作品和他的人品，无论何时都岿然屹立。
【责任编辑】 邹 军
克里玛是一位犹太裔的捷克作家，他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东欧所有重大事件，先是在10岁时同父母一起被关纳粹集中营（三年），之后经历了东欧的剧变（布拉格之春、苏军进入、天鹅绒革命）。在他的人生履历中，曾先后做过杂志编辑、美国大学教授、医院护工、测量员、递送员。生活可谓大起大落。正如他在自传的尾声中所说：“我的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不自由中。”这样的经历，有的是无法选择，有的则是他的自我抉择（诸如放弃美国大学教授职位归国），而在他做出这个抉择的时候，正值30多岁的壮年，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最让我钦佩之处：无论世事如何突变，他都没有放弃希望。他用手中的笔，记录着那个奇特的时代：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林林总总。
也许有些人去过布拉格。那你一定对布拉格广场、广场上的胡斯雕像、查理大桥、卡夫卡所租住的黄金小巷22号等人文景观的沧桑，留下深刻印象。每一处人文景观，都会有一段历史故事。也正是这些故事，打动了我们，让我们流连并慨叹这个民族的底蕴和气节。如果说这些景致，让我们了解了布拉格的过去，见证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么，读克里玛的自传和小说，则让我们知晓了这个城市在现当代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一脉相承的基因，这正是一个民族的气节，更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克里玛的自传，通过对他自己文学经历的回顾和文学实践的分析，客观上使我们得到了一个认识，即在某个时期有影响（甚至是广泛影响）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永远有影响;同样，在某个时期没有什么影响的作品，亦不意味永远没有影响。如果是好作品（当然，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标准，会根据时代有所变化，但最终离不开永恒的价值），经过时间的验证，人们定会发见他（它）的优秀。比如《洛丽塔》，这本书当时并不被看好，纳博科夫曾投给美国的四家出版社，都被拒绝。辗转一年后，才在欧洲一家出版社出版，又过两年，才在美国出版，并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后又被拍成了电影，从此走向世界，成为经典。比如卡夫卡，比如凡·高，他们生前都被病魔折磨，贫困交加，都是死后多年，他们的书和画才被世人认可，进而流传于世。再比如当年一些令“洛阳纸贵”的中国作家，现在也没有人再提、再看了;反倒是当时不被重视的作家，人们却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比如萧红、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他们的作品一直在被多家出版社不断地再版。克里玛的作品也是如此，曾长达20年不能在国内出版，但没有让他失去写作的热情。一经出版，就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并多次获得大奖。为什么这些中外作家的作品能够被读者认可，得以流传，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作家都是有高尚灵魂的人，所写出的作品也必然是有高尚灵魂的作品。而那些随大流的文字，虽一时可能甚嚣尘上，但终究经受不住时间的检验，经过大浪淘沙，必然会被淘汰。
从克里玛的自传和作品中，我也读到了一个作家人格的伟岸，精神的高洁，心灵的纯净，信念的坚定。比如，他在美国大学讲学期间，国内的精英正大批大批地逃离，而美国大学此时向他抛出高薪的橄榄枝。两条路径摆在他面前：一条是留在美国，生活优渥;一条是回到捷克，充满变数。但他決然地选择归国。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写作，讲述那些和我的生活有某种关联的故事，而我的生活又和祖国紧紧地捆在一起。”（见《我的疯狂世纪》第二部）他选择了和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不同的路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好友，也是和他共命运同呼吸的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总统后，哈维尔给他这个元老级的人物提供了各种职务，他都一一拒绝。他只想继续写作，“我想继续做我也许至少有点儿懂的事”，“人类更需要礼貌、工作、诚实和谦卑”。如果说之前，他拒留美国的爱国之情让我感动，而此时他拒绝担当要务，则让我顷刻对他充满敬意。可见，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说些什么，而在于他做些什么;一个人的崇高，不在于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而在于他的知行合一。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说克里玛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用作品说话，用作品记录自己的在场和参与。这期间，他写了很多话剧和小说，话剧先后在国内外舞台上演，多篇小说在国外出版社出版。
如果拿昆德拉的小说同克里玛小说比较，他们的写作风格是不同的。昆德拉的作品可能更诗意，更飘逸;克里玛则更写实。这也许是因为昆德拉出国了，再也没回来;克里玛归来了，置身于捷克的现实生活之中。生存境遇不同，作品风格也不相同。克里玛作品写的几乎都是他经历过的事，因此，作品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的生活痕迹，也使他的小说更像自传。比如，小说《我的金饭碗》里的五个小中篇（《画家梦》《偷运》《考古》《司机》《递送员》《土地测量助理员》），都是用第一人称叙述，都是他生活经历过的事件（我是先看了自传，后读的小说，这种感觉更强烈），人物都是他熟悉的小人物。这些小故事小人物记录了“卑微”和“强大”的游戏，在一场场“卑微”看似要输的游戏中，“卑微”的小人物却从不放弃希望，也正是这样的不放弃，才有了后来的变革和改变。比如，《偷运》中的米古拉什和他的妻子安琪拉，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帮助“我”——一个作家运书，其惊险程度有如大片，有追踪，有盯梢，最后“我”成功逃离。比如，在《司机》一篇里进行的那场“权力的游戏”，“我”则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记得某个导演说过：“当你感到自己开心得仿佛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你就应该写一出悲剧;而当你感到情绪黑暗低沉的时候，就应该写喜剧。” 克里玛的小说可以说是一幕幕轻喜剧，既幽默又接地气;既平和，又现场感特别强。
在传记中，他还谈到一些作家作品，其见解独特，别有情趣。比如，他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时，“我有一种感觉，跟一个讲述未成年继女和成熟男人的爱情冒险故事相比，多彩的沿高速路匿名的世界更令作者着迷，因为在这里可以隐藏不忠，甚至更糟糕的卑劣行为”。在谈到卡夫卡时，他的有些分析也比较另类。他说，卡夫卡似乎对“思想解读根本不感兴趣，他甚至对围绕自己的世界也不感兴趣，而几乎只考虑自己，写得最多的是关于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长大无能”，他努力接触女人，但他无法同她们“完成任何关系”，“就好像他无法完成任何大的作品一样”（卡夫卡没有写过特别长的长篇小说）。这些观点，同我以前看到的那些学院派的研究者的观点，比如把作品归于有关正义、命运、思想等宏观上的解读大相径庭，也令人耳目一新。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也要写上几笔。前些时候，在一本刊物上，我读到过一篇散文，某位中国作家到布拉格参观访问，其中安排了同克里玛见面的环节。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这位作家说，以前他不了解克里玛，没读过克氏的作品，因为有访问见面的安排，临行前才读了克里玛一个几万字的中篇小说。而在访谈结束后，克里玛没有出门为这位作家送行，这似乎在礼节上说不过去。而这位中国作家也有几分不爽：这老头架子好大呀。我想，这也许是两位作家在心灵上没有达到契合的缘故。
写到这里，已近黄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住在25层楼），看见了白云山正泛起黛青色的光，山顶上依然有云彩在走。白云山，虽然它有时被雾气掩埋，被云雨包裹，但它终究屹立在那里，且天长地久。就像一个有骨气的人，那份至纯、仁爱之心，致使他的作品和他的人品，无论何时都岿然屹立。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