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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物权保护中的私力救济。在宪政和法治原则的关照下，在物权公力救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对物权私力救济的价值意蕴进行追问和反思，必将有利于促进人与物的和谐，实现人与人的和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物权私力救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党和国家在充分认识总结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从民法物权维度解读物权私力救济的价值意蕴，在法治和宪政原则的关照和引领下，反思公力救济物权的负面效应，合理确立物权私力救济与物权公力救济的和谐配比，在一定情形和限度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物权私力救济的正面效应，以实现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一、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界定
1.私力救济概念的蕴涵
在民法学界，学者对私力救济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表达。江平先生认为，私力救济指权利主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自身实力通过实施自卫或自助行为救济被侵害的民事权利。自卫行为分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指权利人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对义务人的财产进行扣押或对其人身进行拘束的行为，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请求权而允许采取的私力救济方式。佟柔先生认为，私力救济是权利人未借助国家公力，而以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或他人权利的合法行为。《法学词典》则认为，私力救济亦称自力救济，指行为人凭个人力量保全自己权利的行为。权利受侵害应请求政府保护，但如情事紧迫，非对他人自由或财产直接施以拘束、扣押或毁损不能达到保全目的，法律允许权利人自力救济。本文认为，私力救济与自力救济这两个概念不应互用。从词义来看，自与他相对应，私与公相对应。由此推断，自力救济的对应概念应是他力救济，私力救济的对应概念则是公力救济。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而他力救济则是指权利人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包括他人的私力和国家的公力）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私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用私人的力量（包括自己的力量和他人的私力）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而公力救济则是指权利人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从概念的包含关系来看，私力救济包含着自力救济，进一步讲，私力救济当然也包含着自力私力救济和他力私力救济。而自力私力救济本身就包含着自力请求、自助行為和自卫行为。
2.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应有之义
物权私力救济不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一种具体的救济方式，而是学理上对物权保护方法中一类物权救济行为的抽象和概括。它以维护物权的完整、保证物的稳定占有为制度诉求，作为一个学理概念，它同样具有表征的价值。因此，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内涵在外观样态上应当体现私力救济概念的一般意蕴，同时应凸显自身的底蕴和个性。所以，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应有之义应当是也不得不是物权人于其物权受到侵害时，以自己或他人的私力维护或恢复物权的完满支配状态。由此可见，物权私力救济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诉求是保护物权人自己或他人的物权；物权私力救济的主体是物权人；物权私力救济的客体是侵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物权私力救济的途径和手段是私力（包括物权人自身的力量或者他人的私力）。
二、和谐社会视野下物权私力救济的有效性
在宪政和法治原则的引领和关照下，传统民法对物权的保护和救济，主要是借助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物权法、债权法等公力救济方法对物权实施保护，在外观上过分强调公力救济的主导地位而忽视或者漠视私力救济的作用，在当下私力救济已经存在着被边缘化的趋势。然而，中国历史上长期追求“无讼”境界，并且在以公法为主的时代更是强调私权的私力救济，公力救济一般仅仅限于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刑事案件，公力极少甚至压抑自身向私权空间渗透扩展，甚至止步于某些刑事案件。复仇、报应等公权私力救济的行为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彰显出来，承载着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刑法、侵权法、合同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建立的理念根据。同样，在日本，“私权的纷争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往往是以‘逃避法院’的形式通过法外渠道妥善解决的”。由此可见，物权私力救济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心中并在现实的生活和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并将继续、长期、永远地存在，是物权人实现物权、保护物权所要选择的救济路径和维度之一。所以，在国家倡导公力救济、禁止私力救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私力救济应当是也不得不是物权人救济物权、维护私权的正当途径。因为在物权保护中，物权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比，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效率（益）性、和谐性等价值旨趣。
1.物权私力救济能够有效地承载和兼顾效率的价值和要求
从最终意义上讲，物权私力救济可以说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物权保护方法，它与公力救济物权相比，更具有直接性、便利性、快捷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因为在物权私力救济的过程中，物权人一般都采取书面的或口头的方式向侵权人提出物权救济请求，要求侵权人在一定的时限内做出返还所有物或排除或预防妨害物权的行为，以满足物权人对物权的完满支配状态。同时，在不损害社会公益和侵权人的正当权益时，物权人可以根据救济场景适时选用交涉、合作、强力等具体的私力方式最大限度地救济物权，也可以借助他人的私力实现物权保护的价值诉求。此外，从物权私力救济的成本来看，物权私力救济的成本较低。因为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物权私力救济的费用负担往往应由侵权人承担。当然，由物权人本人或因双方过错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引起的费用担负应由物权人本人承担或由双方或保险机构等共同承担。相反，物权公力救济的主要方式在民法上往往是民事诉讼。既为诉讼，物权人不仅要花费一定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人力成本、机会成本、伦理成本、错误成本等私人成本，而且要承担一定的法院收费（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及其他诉讼费用）、代理费用、诉讼辅助费（复印费、通讯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应酬费用、灰色费用）等各种费用，同时还要忍受诉讼普遍过分迟延带来的不利，正如有学者所言，诉讼迟延可能导致证据灭失，权利难以回复，司法程序井井有条，实体判断千真万确，诉讼迟延也将耗尽裁决的效用，正所谓“迟到的正义或耗费过大的正义都不是真正的正义。不论最终结果是多么正确，如果拖延太长，耗费过大，都只能带来不正义。”
2.物权私力救济能够保障当事人双方和谐关系的养成和恢复
物权公力救济的主要方式在民法语景下则是民事诉讼。作为诉讼，它必然是一种对抗式的争议解决方式，经过剑拔弩张的庭审过程，再加上双方当事人的律师的推波助澜，当事人之间的往日温情丧失殆尽。这种同归于尽的纠纷解决模式，从根本上阻断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养成。同时，物权公力救济难以根除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与冲突。因为“裁决≠冲突解决”，有时诉讼裁决反而可能是重启二次或多次争议的导火线。所以，民事诉讼这种结构性缺陷难以有效地消除当事人心中难以消解的情绪对立，即使司法机关做出了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民事裁决，也只能抑制但不能彻底消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与纠纷的根源。相反，物权私力救济能够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真诚合意或者借助正直善良的第三人的人格魅力及其富有人情味的劝说技巧，在充分沟通、自我剖析的基础上消除了当事人心中的隔阂与不满情绪，真正达到尽释前嫌、握手言欢的结果，以确保物权纠纷和双方紧张关系的彻底消解，使双方的和谐关系得以恢复和维持。
三、和谐社会视野下物权私力救济的有限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物权私力救济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物权私力救济更能够消除争议双方的对立情绪，并在和谐的气氛中促使物权纷争的非对抗性消解。但是在双方非合意的情形下，以及某些合意的场景中，物权私力救济则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较强的负社会效应性。
第一，物权私力救济的主体可能过度关注和追求物权救济的效率和速度，沉溺于成本效益的斤斤计较，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越来越带有‘经济人’的色彩，很少有那种不顾个人利益，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斗争’的‘义士’，如佐仓物五郎或堂吉诃德式的大人物”，因此，通过私力救济而实现的正义是有限的，并且通常是无法获得正义的，所以，它是“对大众社会的投降，既不应当鼓励也不应当称赞”。
第二，物权私力救济很可能导致正义观念的主观化，从而促使社会秩序的倾斜。物权私力救济主体往往以中国古代剑侠般的豪气在践行正义、解决纠物权纷时，难以保证客观公允，很容易导致正义观念的主观化，在解构正统秩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有序的局面。诚如梁慧星先生所言：“因私力救济，易生流弊，弱者无从实行，强者每易仗势欺人，影响社会秩序。故国家愈进步，私力救济的范围愈益缩小，至于现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济为原则，私力救济往往在民法上构成侵权行为，在刑事上成为犯罪行为”。这也正如私人决斗会导致法律无政府状态，如果法律无限制地默认个人可以通过暴力来化解纠纷、实现个人权利，那么对这种个别正义的推崇，必将置社会秩序于无序。所以，在一般意义下，“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社会权力的垄断者，其首要行为都是禁止人们实施私力救济”。当然，在国家倡导公力救济，禁止私力救济的场景下，有限地承认物权私力救济的合理性、正當性、合法性，对物权的保护及和谐社会地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7-89.
[2]佟柔:中华法学大词典（民法学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618.894.
[3]民法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280.
[4]季秀平:物权之民法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37-38.
[5]冉思东:民事诉权制度：一种私权的公力救济[J].现代法学，2007（2）：19；20
[6](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李薇译: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10
[7]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45-148
[8]Saville L.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1996 Arbitration Act, in Journal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Arbitration 1996,p.165
[9]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2；40；171
[10]Owen M Fiss. Against Settlement. 93 Yale Journal,1984.p.73.
[1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52.
[12](意)贝卡里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77
[13](斯洛文尼亚)儒攀基奇,何慧新等译:刑法—刑罚理念批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8]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物权私力救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党和国家在充分认识总结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从民法物权维度解读物权私力救济的价值意蕴，在法治和宪政原则的关照和引领下，反思公力救济物权的负面效应，合理确立物权私力救济与物权公力救济的和谐配比，在一定情形和限度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物权私力救济的正面效应，以实现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一、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界定
1.私力救济概念的蕴涵
在民法学界，学者对私力救济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表达。江平先生认为，私力救济指权利主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自身实力通过实施自卫或自助行为救济被侵害的民事权利。自卫行为分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指权利人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对义务人的财产进行扣押或对其人身进行拘束的行为，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请求权而允许采取的私力救济方式。佟柔先生认为，私力救济是权利人未借助国家公力，而以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或他人权利的合法行为。《法学词典》则认为，私力救济亦称自力救济，指行为人凭个人力量保全自己权利的行为。权利受侵害应请求政府保护，但如情事紧迫，非对他人自由或财产直接施以拘束、扣押或毁损不能达到保全目的，法律允许权利人自力救济。本文认为，私力救济与自力救济这两个概念不应互用。从词义来看，自与他相对应，私与公相对应。由此推断，自力救济的对应概念应是他力救济，私力救济的对应概念则是公力救济。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而他力救济则是指权利人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包括他人的私力和国家的公力）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私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用私人的力量（包括自己的力量和他人的私力）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而公力救济则是指权利人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保护其受侵害的权利。从概念的包含关系来看，私力救济包含着自力救济，进一步讲，私力救济当然也包含着自力私力救济和他力私力救济。而自力私力救济本身就包含着自力请求、自助行為和自卫行为。
2.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应有之义
物权私力救济不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一种具体的救济方式，而是学理上对物权保护方法中一类物权救济行为的抽象和概括。它以维护物权的完整、保证物的稳定占有为制度诉求，作为一个学理概念，它同样具有表征的价值。因此，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内涵在外观样态上应当体现私力救济概念的一般意蕴，同时应凸显自身的底蕴和个性。所以，物权私力救济概念的应有之义应当是也不得不是物权人于其物权受到侵害时，以自己或他人的私力维护或恢复物权的完满支配状态。由此可见，物权私力救济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诉求是保护物权人自己或他人的物权；物权私力救济的主体是物权人；物权私力救济的客体是侵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物权私力救济的途径和手段是私力（包括物权人自身的力量或者他人的私力）。
二、和谐社会视野下物权私力救济的有效性
在宪政和法治原则的引领和关照下，传统民法对物权的保护和救济，主要是借助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物权法、债权法等公力救济方法对物权实施保护，在外观上过分强调公力救济的主导地位而忽视或者漠视私力救济的作用，在当下私力救济已经存在着被边缘化的趋势。然而，中国历史上长期追求“无讼”境界，并且在以公法为主的时代更是强调私权的私力救济，公力救济一般仅仅限于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刑事案件，公力极少甚至压抑自身向私权空间渗透扩展，甚至止步于某些刑事案件。复仇、报应等公权私力救济的行为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彰显出来，承载着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刑法、侵权法、合同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建立的理念根据。同样，在日本，“私权的纷争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往往是以‘逃避法院’的形式通过法外渠道妥善解决的”。由此可见，物权私力救济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心中并在现实的生活和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并将继续、长期、永远地存在，是物权人实现物权、保护物权所要选择的救济路径和维度之一。所以，在国家倡导公力救济、禁止私力救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私力救济应当是也不得不是物权人救济物权、维护私权的正当途径。因为在物权保护中，物权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相比，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效率（益）性、和谐性等价值旨趣。
1.物权私力救济能够有效地承载和兼顾效率的价值和要求
从最终意义上讲，物权私力救济可以说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物权保护方法，它与公力救济物权相比，更具有直接性、便利性、快捷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因为在物权私力救济的过程中，物权人一般都采取书面的或口头的方式向侵权人提出物权救济请求，要求侵权人在一定的时限内做出返还所有物或排除或预防妨害物权的行为，以满足物权人对物权的完满支配状态。同时，在不损害社会公益和侵权人的正当权益时，物权人可以根据救济场景适时选用交涉、合作、强力等具体的私力方式最大限度地救济物权，也可以借助他人的私力实现物权保护的价值诉求。此外，从物权私力救济的成本来看，物权私力救济的成本较低。因为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物权私力救济的费用负担往往应由侵权人承担。当然，由物权人本人或因双方过错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引起的费用担负应由物权人本人承担或由双方或保险机构等共同承担。相反，物权公力救济的主要方式在民法上往往是民事诉讼。既为诉讼，物权人不仅要花费一定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人力成本、机会成本、伦理成本、错误成本等私人成本，而且要承担一定的法院收费（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及其他诉讼费用）、代理费用、诉讼辅助费（复印费、通讯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应酬费用、灰色费用）等各种费用，同时还要忍受诉讼普遍过分迟延带来的不利，正如有学者所言，诉讼迟延可能导致证据灭失，权利难以回复，司法程序井井有条，实体判断千真万确，诉讼迟延也将耗尽裁决的效用，正所谓“迟到的正义或耗费过大的正义都不是真正的正义。不论最终结果是多么正确，如果拖延太长，耗费过大，都只能带来不正义。”
2.物权私力救济能够保障当事人双方和谐关系的养成和恢复
物权公力救济的主要方式在民法语景下则是民事诉讼。作为诉讼，它必然是一种对抗式的争议解决方式，经过剑拔弩张的庭审过程，再加上双方当事人的律师的推波助澜，当事人之间的往日温情丧失殆尽。这种同归于尽的纠纷解决模式，从根本上阻断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养成。同时，物权公力救济难以根除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与冲突。因为“裁决≠冲突解决”，有时诉讼裁决反而可能是重启二次或多次争议的导火线。所以，民事诉讼这种结构性缺陷难以有效地消除当事人心中难以消解的情绪对立，即使司法机关做出了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民事裁决，也只能抑制但不能彻底消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与纠纷的根源。相反，物权私力救济能够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真诚合意或者借助正直善良的第三人的人格魅力及其富有人情味的劝说技巧，在充分沟通、自我剖析的基础上消除了当事人心中的隔阂与不满情绪，真正达到尽释前嫌、握手言欢的结果，以确保物权纠纷和双方紧张关系的彻底消解，使双方的和谐关系得以恢复和维持。
三、和谐社会视野下物权私力救济的有限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物权私力救济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物权私力救济更能够消除争议双方的对立情绪，并在和谐的气氛中促使物权纷争的非对抗性消解。但是在双方非合意的情形下，以及某些合意的场景中，物权私力救济则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较强的负社会效应性。
第一，物权私力救济的主体可能过度关注和追求物权救济的效率和速度，沉溺于成本效益的斤斤计较，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其对社会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越来越带有‘经济人’的色彩，很少有那种不顾个人利益，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斗争’的‘义士’，如佐仓物五郎或堂吉诃德式的大人物”，因此，通过私力救济而实现的正义是有限的，并且通常是无法获得正义的，所以，它是“对大众社会的投降，既不应当鼓励也不应当称赞”。
第二，物权私力救济很可能导致正义观念的主观化，从而促使社会秩序的倾斜。物权私力救济主体往往以中国古代剑侠般的豪气在践行正义、解决纠物权纷时，难以保证客观公允，很容易导致正义观念的主观化，在解构正统秩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有序的局面。诚如梁慧星先生所言：“因私力救济，易生流弊，弱者无从实行，强者每易仗势欺人，影响社会秩序。故国家愈进步，私力救济的范围愈益缩小，至于现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济为原则，私力救济往往在民法上构成侵权行为，在刑事上成为犯罪行为”。这也正如私人决斗会导致法律无政府状态，如果法律无限制地默认个人可以通过暴力来化解纠纷、实现个人权利，那么对这种个别正义的推崇，必将置社会秩序于无序。所以，在一般意义下，“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社会权力的垄断者，其首要行为都是禁止人们实施私力救济”。当然，在国家倡导公力救济，禁止私力救济的场景下，有限地承认物权私力救济的合理性、正當性、合法性，对物权的保护及和谐社会地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7-89.
[2]佟柔:中华法学大词典（民法学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618.894.
[3]民法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280.
[4]季秀平:物权之民法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37-38.
[5]冉思东:民事诉权制度：一种私权的公力救济[J].现代法学，2007（2）：19；20
[6](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李薇译: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10
[7]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45-148
[8]Saville L.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1996 Arbitration Act, in Journal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Arbitration 1996,p.165
[9]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2；40；171
[10]Owen M Fiss. Against Settlement. 93 Yale Journal,1984.p.73.
[1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52.
[12](意)贝卡里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77
[13](斯洛文尼亚)儒攀基奇,何慧新等译:刑法—刑罚理念批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