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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本书作者、山东《潍坊学院学报》主编徐隆彬教授可以说是以文相识的忘年之交。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谋面,而是在阅读彼此的文章和著作中相识的,我已年逾80,而他正值接近50的年富力壮之时,因此可说是忘年交。20多年前,在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担任所长兼《苏联东欧问题》杂志主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