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四年（1429年）秋天，31岁的明宣宗朱瞻基受够了。在他登基的第四年，他终于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阻止帝国官员们沉溺于腐朽荒淫的私生活中。
　　朱瞻基的愤世嫉俗
　　明朝开国时，国家设有官妓，将罪犯、俘虏乃至连坐的女子编入乐籍，以供商贾娱乐，收取赋税。当时，南京聚宝门外就有十多家妓院青楼，有“花月春江十四楼”之称。皆以浓艳之词为名，如“轻烟”、“淡粉”、”梅妍”、“柳翠”。明太祖朱元璋禁止官员嫖宿娼妓，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官员子孙宿娼者也同罪。这是宋元以来的定例。可是官员多是读书人，难免有士子风流的习气，所以喜好狎妓饮宴。百官每日下朝之后，就云集于妓院歌楼，寻欢作乐，蔚为壮观。
　　民间的妓院也很昌盛，时人说：“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有写儒士宴会的诗句说：“赵女酒翻歌扇湿，燕姬香袭舞裙纤。”可见当时风气。
　　皇帝采取了铁腕手段
　　宣德三年（1428年），三名御史嚴皑、方鼎、何珪沉溺酒色，久不参朝，宣宗大怒，命给他们戴上枷锁，开了大明朝给言官上枷的先例。同年，又有巡抚湖广御史赵伦向官民索取罗绮、收买人口，并跟妓女通奸，被罚谪戍辽东。
　　作为朝廷重臣的阁老尚且如此斯文扫地，百官的作风亦可想而知。
　　宣德四年八月，皇帝朱瞻基决定向百官的酒色之欲开战了。
　　他的措施果断而不容置疑，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经营了数十年的官营妓院全部革除，严令御史纠察官员德行品行，胆敢违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罢职，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处罚，甚至在科考中不予录用。
　　对明代开国即繁荣两京的国营妓院酒楼来说，这一禁令无疑是灾难性的。其后不久，曾经繁华靡丽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毁，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宣宗皇帝似乎对此颇为满意，自诩经过他大刀阔斧的整顿，使朝纲肃然、风气清明。
　　淫靡之风报复性反弹
　　对文武百官而言，紧张的气氛只是暂时的。虽然官妓被取缔，官员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们在家中仍然蓄养女乐家妓，查无可查，禁无可禁。
　　宣德十年（1435年），37岁的明宣宗驾崩。在明宣宗短暂的作风整顿之后，明朝百官被压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弹。此后的稗官野史之中，官吏沉湎酒色的荒唐事儿不绝于书，整个社会“淫风大炽”。
　　正德年间，大理评事常伦在娼家夜宿，被长官斥责。常伦道：“以后只想跟燕地的美女饮酒，不想做官。”于是被罢去官职，此后更加放纵恣肆。
　　神宗万历时，又有御史邢侗巡按江南，审查苏州富户潘璧的案件。潘璧所娶金陵名妓刘八，也被牵连在狱中。邢侗看她“光丽照人”，便令左右退下，与之密会，随后轻判其罪，发回教坊，仍旧为娼；不久，邢侗离开苏州，便派人将刘姓妓女带回家中私会。虽然邢侗饱有诗才，但在时人眼中这种行事也太过荒唐放浪。
　　淫靡之风并不仅仅在一般官吏中盛行，就连当时的首辅张居正，也难免穷奢极欲，家中妻妾成群，他沉迷于房中术，服食各种药物，以致发病，头顶燥热，头发脱落，冬天也不能戴帽子。手下的文武官吏则投其所好，向他进献各种奇方，就连戚继光也曾向他奉献过海狗肾。
　　至于明宗室，则更加肆无忌惮，不仅府中多有妓女，还往往令娼乐男女裸体，在同室饮酒嬉游。鲁端王朱观绽就极为喜爱这种取乐的方式。伊王朱典模更加荒唐暴虐，他命人关闭洛阳城门，大选民间女子七百余，将其中最美貌的九十人掳入王府，其余的则要亲属出钱赎回。
　　此时，面对天下百弊丛生、朝纲废弛，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已经只是最细枝末节的小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北京的妓院酒楼经革除而一蹶不振，天下风月便群趋江南，成就了秦淮香艳冠绝天下之名。到明朝末期，遂有“秦淮八艳”名播天下。而当名妓多于名臣名将时，王朝倾覆便不过旦夕之间了。
　　（摘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