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推迟退休年龄的企业年金替代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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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常态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养老金面临着支付危机。自人社部相关负责人提出推迟退休年龄的看法后,关于推迟退休年龄一事便争议不断。作为社保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势必会受到推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年金替代率、企业年金资产负债匹配这两大微观层面入手,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特征、经济减速适度增长的宏观背景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的社会大趋势,在DC型企业年金框架下,构建企业年金替代率现金流精算数学平衡模型,计算我国企业年金新替代率;并对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的退休年龄、投资收益率等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并重点对延迟退休年龄进行定量分析。
  【关键词】新常态退休年龄;企业年金替代率;敏感性检验
  一、引言
  1.研究背景和意义
  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达到7.1%,按照联合国标准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十几年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在物质财富积累相对不足,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老龄化带来的必然问题便是养老金支付危机。
  基本养老保险出现资金缺口的同时,作为社保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企业年金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公共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补充性养老金制度。国内企业年金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国家自2004年5月1日便颁布了企业年金的系列法规,但是试水十年,企业年金仍是养老奢侈品,覆盖率不足20%。
  研究新常态对企业年金投资发展带来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企业年金市场前景广阔,由人社部公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显示,我国已有72171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到2210.46万人,累计资金达到7092.39亿元。按照年金规模占GDP的比例估计,2020、2030年分别可以达到15%和20%,具体规模分别为5.8万亿元和14.5万亿元。研究推迟退休年龄给企业年金投资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企业年金投资收益最大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具有前瞻性及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在中国企业年金制度方面,崔陈晨(2011)提到,我国企业年金统一采用缴费确定型(DC)模式。2014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韩烨和宋宝安(2014)对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根据相关统计公报的数据来看,我国企业年金发展规模有限,结构不平衡,且参与率极低,同时,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状况也不理想。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无法担任起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二支柱”的重任。
  根据这一现状,我们从企业年金替代率这一基本指标入手。张宁、樊毅(2010)根据企业年金替代率的精算模型,在不同的企业年金缴费率的假设条件下对企业年金替代率进行了实证计算。石寄华,邢亚龙,古文(2014)在缴费确定型(DC)以及中国企业年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企业年金替代率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法进行了敏感性检验,在对退休年龄的分析中得出了退休年龄越大、企业年金积累数额越大,替代率越高的结论。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思路进行展开。首先在调研基础上采用经济学、人口统计学、金融工程、保险精算等方法测算得到可能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因素,构建企业年金缴费替代率精算平衡模型,相较其他的研究,本文重点从退休年龄这一变量入手,应用matalab编程计算替代率,通过计算各参数的微小变动对企业年金替代率变动的影响程度,得出敏感性检验结果。
  二、中国企业年金新替代率测算及研究
  1.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及其参数设置
  企业年金替代率是指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退休后每年领取的企业年金数额与本人退休前一年工资的比例,是养老保险平衡的基本变量之一, 企业年金替代率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在新常态下,经济、人口、政策等环境发生了变化;而新政策的提出,使得推迟退休年龄成为大势所趋。这就需要对替代率测算中的相关参数,进行重新认识和设置。
  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大小依赖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及其参数假设。考虑到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趋势是以DC型为主,本文仅讨论DC型企业年金的工资替代率问题。运用保险精算原理构建企业年金缴费的现金流平衡模型如下:


  根据现金流平衡模型,企业年金替代率b可由下面的公式确定:


  以上便是企业年金替代率公式,下面,我们对公式中的各项参数进行如下设置:
  (1)工资增长率(g)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2000-2013年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2000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5%,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下降,目前为止已趋于7%。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2014年12月发布《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因近年國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以认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大幅度增长。因此我们可设置工资增长率将以趋于7%的速度增长。
  (2)开始工作年龄(α)
  我们课题小组对杭州、上海等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保职工平均就业年龄为24岁,又根据《“十二五”中期上海市青少年发展状况指标监测报告》显示,上海青年初次就业年龄为22.99岁,说明我们问卷调查数据的可靠性。上海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速的城市,而企业年金往往在经济发展快速的地区企业中先行设立。因此本文根据调查结果和预测参数估计统一的平均就业年龄为23岁。   (3)平均退休年龄(β)
  按照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发布的《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我国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新常态下,参考《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建议》等文件,考虑推迟退休年龄这一构想的同时,为提高数据结果严谨性和真实性,我们将模型中的企业平均退休年龄设置为一组值,即从61至70岁,分别求出对应的退休年龄下的企业年金替代率,就不同的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效果进行对比。


  (5)缴费率(c)
  按照人社部2004年推出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其中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的1/12,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6。从企业角度出发,我们参考徐颖,叶小玲(2011)的分析结果,得出的基于财务稳健的企业年金整体缴费水平6.36%。从职工对企业年金缴费率的期望角度出发,我们参考王东杰等(2006)给出的平均结果17.27%,由于这个估计值已经超过了办法规定的上限,因此我们取16.67%作为其结果。将两个角度得出的企业年金整体缴费水平求平均得到11.51%作为模型中的企业年金缴费率。
  (6)投资收益率(i)
  购买国债是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目前最主要的投资方式。长期年金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国债收益。要使企业年金资产和负债达到持续期匹配,企业年金投资必然是长期国债投资组合,其投资收益率是长期国债投资收益率。
  基于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根据国债收益率曲线推测未来国债收益率走势,我们取30年的交易所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即期收益率和到期收益率的均值4.2128%为推测的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率。
  (7)贴现因子


  2.企业年金新替代率测算及其敏感性检验
  国际公认合意的养老金替代率为66.67%。参考王东杰等(2006)的测算以及《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的统计,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平均替代率大约为50%。鉴于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发展较慢,其养老保险的补充地位并未显现,本文假定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为16.67%。
  将表1的参数带入企业年金现金流平衡模型,根据推导出的企业年金替代率公式,应用matlab编程计算得到61-70岁的企业年金替代率如表2所示。


  分析以上数据,退休年龄从61增加到70,替代率增长3个百分点左右,并且边际替代率随着退休年龄的增加而上升。新常态下,在65岁的合宜退休年龄之下,替代率为16.95%,达到了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
  据社科院2014年12月25日发布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建议》,本文以65岁为退休年龄进行敏感性检验。以下通过计算α、β、c、i、g这5个参数的微小变动影响程度,得出敏感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Δα/α表示开始工作年龄增加1岁,相对于基值23岁,增加了4.35%;Δc/c表示缴费率提高1%,相对于基值11.51%,增加了8.69%,b*表示初始替代率16.95%。
  从表中可以看出,α、g与替代率呈反方向变动,β、c、i与替代率呈正向变动。各参数敏感性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i、β、c、g、α。
  投资收益率i的敏感性最强,即i每增加1个百分点,b将正向变动1.41个百分点。
  延长退休年龄1岁,企业年金替代率将增加1.34%,可见β对b有很强的敏感性,并且β的敏感性程度变化呈上升趋势,说明随着退休年龄的逐步推迟,其对企业年金替代率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强,替代率的增长速度逐渐上升。但是退休年龄的推迟有其上限,不能无限制地推迟,具体应推迟到几岁、如何推迟,后文将给出一定的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开始工作年龄α有逐渐提高的趋势。开始工作年龄的提高会缩短企业年金的积累时期,减少企业年金的积累数额,从而降低企业年金替代率,但替代率对α的敏感性很弱,仅为-0.3%,因此开始工作年龄对替代率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缴费率c提高1%,企业年金替代率b增加1%,这种较强的敏感性意味着,通过提高缴费率以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的效果是直接而显著的。本文所用的缴费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可以在企业负担允许的情况下,适度提高缴费率。工资增长率的增加会导致企业年金替代率的下降,但其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
  三、结论
  推迟退休年龄的新形势给企业年金投资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经过替代率测算及投资动态模拟之后,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新常态下,延迟退休年齡到65岁基本达到目标企业年金替代率
  表2-2计算了各个年龄下的企业年金替代率,结果显示,边际替代率随退休年龄的延迟而上升,可以证明推迟退休年龄对企业年金替代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新常态下,65岁的合宜退休年龄之下替代率为16.95%,达到了企业年金的目标替代率,同时也与《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建议》中提出的最终目标达到65岁互相吻合。
  2.投资收益率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水平的敏感性最强
  企业年金替代率的敏感性分析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投资收益率敏感性最强,且其敏感性变化程度呈上升趋势。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投资收益率的上升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年金的替代率。   3.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制定退休年龄上限
  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提高与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难以维持长期的代际公平。同时,企业年金在性别上也存在不均衡,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而寿命更长,这会造成女性养老金支付偏低的结果。因此,建议政府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并力求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
  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对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另一方面考虑到现实,退休年龄不可一味上升,民众是不愿意推迟退休年龄的。随着退休年龄的上升,带给民众的效益在下降,效益曲线与替代率-退休年龄曲线势必产生一个均衡点,政府可由此确定退休年龄的上限,并制定逐步推遲退休年龄的具体方案。
  推迟退休年龄不可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多层次展开。社科院2104年12月25日在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系列发布会上提交的报告《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方案建议》称,要维持退休制度的稳定性,就得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措施,这是社会发展得必然要求。报告建议,渐进式退休年龄可于2018年正式启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推迟退休年龄、发展企业年金、解决养老危机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都不可一蹴而就。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幸福感以及就业等等问题,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方面让更多人关注到企业年金上来,另一方面,假如更多的企业或是专家受到本研究的启发,一起推动我国企业年金使其能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更是我们真切期望的。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企业年金投资监管模式比较研究与中国路径[N].北京:证券日报,2004年8月14日.
  [2]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Z],2013年12月6日.
  [3]徐颖,叶小玲.基于财务稳健的企业年金缴费能力实证分析[J].求索,2011(10).
  [4]杨老金,邹照洪主编.企业年金方案设计与管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8月.
  [5]Roy Kouwenberg. Scenario generation and stochastic programming models for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2),P279-292.
  作者简介:
  周剑(1993-),男,浙江省湖州市人,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职务:学生,研究方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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