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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民主是偏好的结合，如果选民具有某种形式的非理性偏好，就容易导致错误的结果。由于人类具有“双重属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就决定了民主制度下并不一定产生十分完美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在高喊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同时，出于个人的虚荣和逐利心理，还是到“秀水街”购买“名牌”；在呼吁“要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又托亲朋好友使子女上“名校”。这种情况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利益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称之为“理性的胡闹”。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我7岁。开学第二天，老师组织选举“班干”，因为都刚入学，所有同学都不会写字，选举只能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老师首先提出候选人，然后问全班同学是否有意见，最后“一致通过”。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所有人都把手举得很高，坐在后排的同学甚至站了起来。年复一年，每个新学年都重复这种选举程序，不同的是选举方法从举手表决到写“选票”，最后在黑板上写“正”字计算票数……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参加选举的次数和选举过的人也不计其数，直至参加国家最高级别的选举。当我每次投上庄严神圣一票的同时，不禁要问自己，我“这一票”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否就是民主？一次次投又一次次问，每次选举都有结果，但心中疑云未消。尽管如此，我还是毫无怨言地不放弃任何一次投票选举的机会。抱着“我选故我在”的心态，坚守“民主政治就是民主选举，民主制度可治社会百病”的信念。一次次地走近投票箱，期盼着“这一票”能改变选举结果，选出的政治精英给百姓带来福祉，使社会更加繁荣。
民主是什么？投票管用吗？民主制度是否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民主化到底能给大众（选民）带来什么？最近，带着这些问题，读了布赖恩·卡普兰著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读后感触很深，积淀在心中多年的疑问在这里找到答案。
这是一部研究民主制度下公共选择的学术专著，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作者独特的视角，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晰展露的逻辑通道。这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民主制度一直被人类所追捧。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民主制度又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近代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们要求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相同利益的群体开始出现，并对政治利益集团表达诉求。此时，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才开始构建。它最基本的要求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保障人们最基本权利的前提下，选举产生政治利益集团，并参与事务的决策。人们坚信，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形成，从此便可高枕无忧。因为人们相信大部分人在多数场合都是正确的。只要决策者们善于听民声、察民情、顺民意，且不断坚持下去，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会回到正确的轨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找到了关于偏见的心理学及公众舆论调查研究的证据，证明在与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上，选民偏见不仅普遍，而且在数据统计上十分显著。由于选民自身的原因和对民主制度下经济政策的看法存在着系统的偏见（作者概括为：排外意见、就业偏见、市场偏见和悲观主义偏见），“民主倾向”未必能产生“经济良策”。为什么呢？早在1997年，乔治·布伦南和洛伦·洛马斯基在合著的《民主和决策》之中，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告诉我们人们投票的动机。选民之所以去参与选举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是因为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的品德，标榜自己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为了揭开民主神秘面纱，作者在对选民投票动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思维试验，对民主制度下由于选民的非理性导致愚蠢政策的出炉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民主是偏好的结合，如果选民具有某种形式的非理性偏好，就容易导致错误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具有“双重属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就决定了民主制度下并不一定产生十分完美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在高喊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同时，出于个人的虚荣和逐利心理，还是到“秀水街”购买“名牌”；在呼吁“要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又托亲朋好友使子女上“名校”；在呼吁惩治腐败、为国家前途担忧时，又大肆搞权力寻租。凡此种种，人们在言论上的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于算计，毛泽东曾把此类人称之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这种情况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利益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对此称之为“理性的胡闹”。
《理性选民的神话》是一部政治经济学专著。该书除了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八章。各章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并层层递进，围绕民主制度下为何产生不良政策展开讨论。通过实证分析和对人性的剖析，得出了民主制度下未必产生完美政策的结论。至此，卡普兰并未停住，学者的责任和良知使他继续深入研究，就如何解决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等问题给出答案。如果说，“理性的胡闹”会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的分析结论是该书的特点，那么，依靠市场的力量减少“理性的胡闹”是该书的又一大特色。作者认为，民主是一副备受推崇的政治万灵药，但糟糕政策的存在是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利益的分歧，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市场。无论你是否相信市场的绝对力量，如果民主使事情变得很糟糕，那么相应地，市场往往能改善事情的效果。这就是该书的独到之处。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出台“刺激计划”，用“有形的手”干预市场，作者依然坚守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为哈耶克辩护，为自由市场叫好，相信市场的力量。作者坚持这种观点的对错暂且不论，但就其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正在寻找并要坚守的东西么？
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又是孪生姐妹。没有经济的市场化就很难有政治的民主化，即使有了所谓的“民主”也是残缺的，只有市场才能遏制或减少政治集团出台的政策对公众利益的侵害，减少利益集团的寻租。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市场经济秩序很难建立，根本谈不上经济市场化。由于该书研究的是民主制度下公共政策的选择，故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孰前孰后没有涉及。我认为，经济的市场化应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主要原因是市场解决问题快捷、高效，先有市场化再有民主化是发达国家发展中的普遍规律。当然市场有时也会失灵，但市场本身有自我修复、完善的功能，相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市场的作用明显优于民主制度。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人的主要选择还是市场，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普通大众低估了市场的作用，就连经济学家也低估了市场相对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理性选民的神话》的译者刘艳红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系读书期间的老师，她将此书推荐给我阅读。我读后确实受益匪浅，并对民主制度有了进一步理解。相信对民主政治建设和对公共选择感兴趣的朋友，读后一定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民主是偏好的结合，如果选民具有某种形式的非理性偏好，就容易导致错误的结果。由于人类具有“双重属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就决定了民主制度下并不一定产生十分完美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在高喊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同时，出于个人的虚荣和逐利心理，还是到“秀水街”购买“名牌”；在呼吁“要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又托亲朋好友使子女上“名校”。这种情况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利益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称之为“理性的胡闹”。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我7岁。开学第二天，老师组织选举“班干”，因为都刚入学，所有同学都不会写字，选举只能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老师首先提出候选人，然后问全班同学是否有意见，最后“一致通过”。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所有人都把手举得很高，坐在后排的同学甚至站了起来。年复一年，每个新学年都重复这种选举程序，不同的是选举方法从举手表决到写“选票”，最后在黑板上写“正”字计算票数……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参加选举的次数和选举过的人也不计其数，直至参加国家最高级别的选举。当我每次投上庄严神圣一票的同时，不禁要问自己，我“这一票”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否就是民主？一次次投又一次次问，每次选举都有结果，但心中疑云未消。尽管如此，我还是毫无怨言地不放弃任何一次投票选举的机会。抱着“我选故我在”的心态，坚守“民主政治就是民主选举，民主制度可治社会百病”的信念。一次次地走近投票箱，期盼着“这一票”能改变选举结果，选出的政治精英给百姓带来福祉，使社会更加繁荣。
民主是什么？投票管用吗？民主制度是否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民主化到底能给大众（选民）带来什么？最近，带着这些问题，读了布赖恩·卡普兰著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读后感触很深，积淀在心中多年的疑问在这里找到答案。
这是一部研究民主制度下公共选择的学术专著，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作者独特的视角，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晰展露的逻辑通道。这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民主制度一直被人类所追捧。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民主制度又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近代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们要求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相同利益的群体开始出现，并对政治利益集团表达诉求。此时，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才开始构建。它最基本的要求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保障人们最基本权利的前提下，选举产生政治利益集团，并参与事务的决策。人们坚信，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形成，从此便可高枕无忧。因为人们相信大部分人在多数场合都是正确的。只要决策者们善于听民声、察民情、顺民意，且不断坚持下去，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会回到正确的轨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找到了关于偏见的心理学及公众舆论调查研究的证据，证明在与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上，选民偏见不仅普遍，而且在数据统计上十分显著。由于选民自身的原因和对民主制度下经济政策的看法存在着系统的偏见（作者概括为：排外意见、就业偏见、市场偏见和悲观主义偏见），“民主倾向”未必能产生“经济良策”。为什么呢？早在1997年，乔治·布伦南和洛伦·洛马斯基在合著的《民主和决策》之中，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告诉我们人们投票的动机。选民之所以去参与选举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是因为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的品德，标榜自己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为了揭开民主神秘面纱，作者在对选民投票动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思维试验，对民主制度下由于选民的非理性导致愚蠢政策的出炉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民主是偏好的结合，如果选民具有某种形式的非理性偏好，就容易导致错误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具有“双重属性”，即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就决定了民主制度下并不一定产生十分完美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在高喊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同时，出于个人的虚荣和逐利心理，还是到“秀水街”购买“名牌”；在呼吁“要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又托亲朋好友使子女上“名校”；在呼吁惩治腐败、为国家前途担忧时，又大肆搞权力寻租。凡此种种，人们在言论上的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于算计，毛泽东曾把此类人称之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这种情况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利益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对此称之为“理性的胡闹”。
《理性选民的神话》是一部政治经济学专著。该书除了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八章。各章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并层层递进，围绕民主制度下为何产生不良政策展开讨论。通过实证分析和对人性的剖析，得出了民主制度下未必产生完美政策的结论。至此，卡普兰并未停住，学者的责任和良知使他继续深入研究，就如何解决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等问题给出答案。如果说，“理性的胡闹”会产生不良的经济政策的分析结论是该书的特点，那么，依靠市场的力量减少“理性的胡闹”是该书的又一大特色。作者认为，民主是一副备受推崇的政治万灵药，但糟糕政策的存在是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利益的分歧，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市场。无论你是否相信市场的绝对力量，如果民主使事情变得很糟糕，那么相应地，市场往往能改善事情的效果。这就是该书的独到之处。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出台“刺激计划”，用“有形的手”干预市场，作者依然坚守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为哈耶克辩护，为自由市场叫好，相信市场的力量。作者坚持这种观点的对错暂且不论，但就其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正在寻找并要坚守的东西么？
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又是孪生姐妹。没有经济的市场化就很难有政治的民主化，即使有了所谓的“民主”也是残缺的，只有市场才能遏制或减少政治集团出台的政策对公众利益的侵害，减少利益集团的寻租。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市场经济秩序很难建立，根本谈不上经济市场化。由于该书研究的是民主制度下公共政策的选择，故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孰前孰后没有涉及。我认为，经济的市场化应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主要原因是市场解决问题快捷、高效，先有市场化再有民主化是发达国家发展中的普遍规律。当然市场有时也会失灵，但市场本身有自我修复、完善的功能，相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市场的作用明显优于民主制度。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人的主要选择还是市场，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普通大众低估了市场的作用，就连经济学家也低估了市场相对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理性选民的神话》的译者刘艳红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系读书期间的老师，她将此书推荐给我阅读。我读后确实受益匪浅，并对民主制度有了进一步理解。相信对民主政治建设和对公共选择感兴趣的朋友，读后一定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