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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杂耍乞儿”的血泪控诉（一）
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
调查：源自一份重要举报
长久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头行乞儿童绝大多数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为博取同情以及迫使儿童乞讨，利益集团往往对这些孩子施加暴力甚至人为摧残，由于难以相信亲生父母会对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人们怀疑乞讨儿童中的一部分是被拐而来。但一直以来，鲜有发现具体案例来证实这样的传闻，相比之下，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猜测。
《新民周刊》经多年的调查，得出结论——乞讨儿童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被拐儿童主要是从城市或农村流向农村，“乞儿”与“拐儿”有交集，但乞儿中被拐的只是极少数。
2月10日，海南省三亚市有了一个新的进展，8名在三亚市第一市场行乞的河南籍儿童被警方发现后带至三亚市救助管理处，经调查，这8名乞讨儿童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其中7名来自该市太康县张集镇，当时的调查结论是不存在被拐与被胁迫行乞问题，孩子们均因贫困由父母或亲戚带至三亚卖艺行乞。
随后，太康市张集镇派出工作组赴三亚接回这批乞讨儿童。2月14日，带着海南省相关部门以及市民的关爱，孩子们踏上了返乡的路途。就在同一时间，《新民周刊》记者也开始奔赴太康，因为《新民周刊》接到了重要举报：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所谓“假亲情、假苦戏确是真黑幕”。
太康县是河南省民间艺术（杂技）之乡，《新民周刊》接到的举报是这8名孩子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情况在太康县个别地区较为普遍。
《新民周刊》的调查就此开始。
乞儿任芳芳：被割鼻、剪耳、剪舌
张集镇位于太康县东南部，在地理位置上，这里与曾因“带香”而闻名的安徽省阜阳市宫集镇也可谓隔皖豫省界相望，两地之间虽还隔着多个乡镇，但也不算很遥远。2月14日，记者抵达张集镇孟堂村，因为在三亚发现的8名乞儿中有多名自称来自这里。但孟堂村当时的氛围却显得相当诡异，村民们聚集在村中对记者的到来窃窃私语，面对记者的提问却噤若寒蝉，多加追问，村民们大多称自己是外村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而后匆忙避离。
孟堂村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墙，8名被解救的乞儿还在返乡途中，记者无法获悉一丝有效信息，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孟堂村原村支书翟祥明找到了记者。他毫不避讳，公开揭露村中一名叫翟雪峰的“杂耍老板”“罪行累累”。
在他的指点下，记者来到距孟堂村不远的任庄，村口，一群妇女、儿童正坐在草堆旁晒太阳。听说记者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子、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到了记者跟前，一把扯去帽子：看把我给打的。
这名叫任芳芳的8岁女孩低下头，拨开头发，场面顿时僵化，所有人目瞪口呆，因为她的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鬼剃头”一样毫发不生，那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
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吓坏了一名同行的女记者，因为鼻中隔已经不知所踪，只剩一个深邃的空洞，鼻子因而塌陷。“还有我的耳朵，叫俺‘爸’给剪了。”芳芳侧对记者，她的双耳外廓各有一处明显的凹缺。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是两处凹缺，“也是俺‘爸’剪的。俺身上还有伤呢，俺‘爸’用火烫的”。
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们说这个“爸”就是孟堂村的杂耍老板翟雪峰，并非任芳芳的亲爹。
芳芳的母亲就站在孩子旁边，但她有些语无伦次，村民们说这个女人患有癫痫与精神疾病，“孩子的奶奶在家里，对情况比较清楚。”
随后，记者被芳芳带回家中，这是一个在当地较为普遍的破落農宅，院子里停着农用拖拉机，但屋内除了一台新冰箱外，再无像样家什。任芳芳的父亲叫任尚田，有薄田三亩，种着小麦，但他并未像村民们那样忙着抗旱。
奶奶叫回来任尚田，这名48岁的农民证实女儿所说情况属实。任尚田育有两子两女，任芳芳是长女。“说起来，翟雪峰还是俺亲戚。”任尚田说。所谓的亲戚关系是，任尚田的妹妹嫁到了翟雪峰所在的孟堂村，妹妹的儿子又认了翟雪峰的母亲作干妈，因此论辈分，任尚田还是与他年纪相仿的翟雪峰的舅舅。
2008年春节刚过，翟雪峰找到了任尚田，提出带走时年4岁的任芳芳，教这个“妹妹”杂技，外出卖艺赚钱。
任尚田家境贫寒，不过不至于穷到养不活这个孩子，但他被翟雪峰说服了，一来这样操作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孩子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他是俺亲戚，不会害孩子的。”
翟雪峰当即给了任尚田5000元，因为是亲戚，也就没有签什么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合同3年满期，芳芳卖艺期间，翟雪峰每年给任尚田一笔钱。芳芳就这样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一走就是3年没回家，任尚田也从未担心女儿会受虐待，因为每次通话，翟雪峰和孩子都说过得不赖。
芳芳被带走的第二年，翟雪峰汇给了任尚田1万元，不过这些钱很快都被他用光了。2010年，芳芳突然在一个深夜被翟雪峰送回了任家。任尚田回忆当时漆黑，也就没注意孩子有啥异常，第二天，孩子到姥姥家玩，才被大人们发现了浑身的伤痕。任尚田火了，责问翟雪峰，得到的答复是，卖艺期间发生了一次车祸，芳芳的伤因此落下。
这个解释，任尚田没有怀疑，他的重点是要翟雪峰赔偿，并曾告至张集镇派出所，但派出所当时的回答是，伤痕时间久远，取证困难，无法说清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搭着亲，最终双方以翟雪峰赔偿2.2万元私下调解，不过，任尚田因为嫌少，始终憋着一口气。
这2.2万元很快也被任尚田用光，面对记者的追问，他无法说清怎么用光的。芳芳说，今年春节，爸爸连一件新衣也没有给她买。任尚田一直没有追问芳芳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一直到几个月前，孟堂村的翟祥明来提醒他，他才意识到问题。
翟祥明的儿子翟满响，又名翟阳光，现龄17岁，2009年开始帮翟雪峰管理芳芳以及其他几个孩子，每月因此可获工资900元，2009年12月因打死翟雪峰手下另一名名叫“翟娃蛋”的孩子被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判三缓四，但翟满响却说是翟雪峰打死的娃蛋，许诺10万元让他顶罪的，翟雪峰不认同，并拒绝10万元补偿，因此两家反目，翟祥明将实情捅了出去。
“翟祥明告诉我，孩子在外地其实就是帮着翟雪峰乞讨赚钱，翟雪峰的管理手段就是殴打、虐待。”在任尚田的追问下，芳芳终于说出了实情，她说，翟雪峰让她叫自己爸爸，她不听话，不好好杂耍乞讨，翟雪峰就用剪刀剪她的舌头、鼻子、耳朵，用火烫她的腿，还用铁钉钉她的十指。
“我要钱回来晚了，他让我吃屎，我就只好用棍子挑起屎吃了。”芳芳低垂着头告诉本刊记者。“他打我时，我哭了，但哭就被打，就不敢哭了。”芳芳说，她还亲眼看到娃蛋被活活摔死，但她记不清是谁摔的了。
在这个孩子的描述中，翟雪峰很可怕，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完成不了乞讨任务就拿皮鞭打人。
芳芳回到家中后已经就读，由于年纪小，她对3年的乞讨遭遇已记不太清，对头部伤痕的造成原因也是反反复复，一会说打的，一会说车祸导致。
但是任尚田不信车祸一说，因为翟雪峰对他的解释漏洞百出，而且如果是车祸造成这么大的疤，孩子当时肯定摔死了。
“我很愧疚，对孩子有罪，不该把他租出去。”任尚田说完又开始抱怨翟雪峰赔的太少。
乞儿翟娃蛋：被活活打死，6万元调解
从任芳芳家出来，翟祥明已经将儿子翟满响带到了记者跟前，在远离孟堂村的一处麦地边上，父子俩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调查。
翟祥明与翟雪峰两家其实都是孟堂村的大户，两家关系原本不赖。翟雪峰兄弟三人，位居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老大翟明中早年就带着翟雪峰玩杂耍讨钱，翟雪峰正是因此学会了这门生意，而后老三翟富军也入了行。
2001年，翟祥明曾跟随翟明中带着几个租来的孩子到东北三省乞讨，翟祥明负责开车，每个月翟明中给他500元。当时，孩子们脖子上挂个牌子，称家里穷没钱上学，然后在东北挨个村要粮食。一个村三四个人，分几组要钱，孩子们都互称兄弟姐妹，翟明中拿着孩子们要来的粮食卖钱，多的时候一天据说能有1000元。晚上，一群人就挤在一辆农用小卡车上，被子一铺就睡觉，翟祥明说，他觉得这不是良心活，是骗人的，因此3个月后不干了。
按照翟满响的说法，2009年，他无心念书，翟雪峰的大二子翟武坤主动游说让他跟着一起到外地玩杂耍赚钱。翟满响于是瞒着父亲跟翟雪峰一家跑到外地，翟满响没有学过杂耍，但翟雪峰仍给他每月900元的工资。
翟雪峰开着一辆农用小卡车，后厢支起一个大帐篷，分為上下两层，上层翟雪峰夫妇与儿子翟武坤住，下层乞儿住。乞儿一共三组，翟满响的任务就是车子每到一个城市后，他就领着其中一组孩子沿街乞讨，督促并监督乞儿卖力干活。
任芳芳、翟娃蛋就在翟满响这一组，还有另一个女孩，翟满响记不起来名字了。“我见到芳芳时，她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7岁的翟娃蛋也必须管翟雪峰叫“爸”，这是翟雪峰的吩咐，以应对外人盘问。这个孩子本名冯国利，家住太康相邻的商丘柘城县，生父冯天宝、生母王美荣，育有7个子女，也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说起来与翟雪峰也有“亲戚”关系——翟雪峰主动登门提出帮冯天宝夫妇减轻家庭负担，将最小的冯国利收为干儿子，取名翟娃蛋。
“我常看到翟雪峰殴打芳芳、娃蛋这些孩子。”翟满响揭露，翟雪峰最喜欢拿农用车上的三角带关起帐篷抽打，有时候打得浑身是汗，拿毛巾擦干继续打。
他证实，孩子们挨打时不敢哭，因为那样会遭来更严厉的惩罚。孩子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要出去乞讨，3个组的孩子每天至少能讨回1000元，但即便如此，孩子们早饭不给吃，午饭也靠好心人施舍，晚上回到车里如果晚了或者当天要的钱少了也不给吃。满响说，孩子们一年难得洗一次澡，生病了，翟雪峰从不送医院看病，病得再厉害也必须上街乞讨。
翟雪峰一家负责监视，满响以及另几个一般大的孩子负责管理芳芳、娃蛋这些更小的乞儿。“翟雪峰吩咐我，孩子不听话就得打，我如果不照办，我也会被他骂，被他打。”翟满响说他无奈之下只得对孩子们武力征服。
按照2010年6月24日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叙述，2009年12月25日晚10点，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在桂平市城区电影院附近表演杂耍，翟娃蛋在向观众讨要赏钱时与观众发生口角，翟满响叫翟娃蛋不要骂人，翟娃蛋不听，被翟满响拉到桂平市邮政局附近一处正在装修的房子里，朝娃蛋的胸部捶打了十多下，娃蛋因此受伤，后送至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死于肺损伤与心脏损伤导致的呼吸、循环衰竭。
但翟满响却对本刊记者表示，娃蛋是被翟雪峰打死的，“我是受骗，替他顶罪”。翟满响说，翟娃蛋死前三四天曾经遭受翟雪峰的毒打，打得连他都看不下去了。后来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出去乞讨时，发现娃蛋路都走不稳，老往一边斜，晚上回到住处，他告诉翟雪峰，建议给娃蛋做个脑部检查，但翟雪峰认为娃蛋是在装病，还告诉他如果娃蛋不听话就要打。
此后几天，娃蛋的情况变得愈加糟糕，走路都摔跤，12月24日晚，翟雪峰又逼着娃蛋去乞讨，娃蛋说自己难受，头晕脖子硬，但翟雪峰骂他装病，还用狠狠踢了娃蛋几脚，娃蛋怕继续挨打，挣扎着爬起来说出去讨钱。
翟雪峰就让满响领着娃蛋还有另一个孩子出去了，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娃蛋突然吵着说心口难受，因为翟雪峰曾交代娃蛋是装病的，不要信，翟满响就打了翟娃蛋几下，娃蛋忙说自己已经不难受了。
他们继续朝人多的地方走，没有十几步，娃蛋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满响赶紧让另一个孩子去买卫生纸，结果卫生纸擦掉三卷，娃蛋口中泡沫仍旧不止。
翟满响哭了，赶紧抱着娃蛋去了附近的桂平市人民医院，医院在抢救娃蛋时，翟满响被翟雪峰叫回车边，并让长子翟武坤去医院打探情况，凌晨，娃蛋死亡。翟雪峰让翟武坤将娃蛋的尸体抢了出来，不顾医生的追赶一路狂奔至停车处。
翟雪峰将娃蛋的尸体扔进车内并将翟满响锁了进去后，开车逃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香蕉林，并将娃蛋的尸体藏进林子里，后又扔到车厢顶棚上。
“翟雪峰逼我顶罪，说我是未成年人，会轻判，只要我顶罪，他会一周内把我从看守所捞出来，并给我爸10万元。”翟满响说，他不懂法，也因为害怕翟雪峰，因此答应了。
接下来，翟雪峰开始跟车厢内的其他孩子对口供，教这些孩子作证是翟满响打死了娃蛋。
“不知道是翟雪峰家谁打了110，警察一会就到了。”翟满响说，直到法庭宣判时，他问父亲翟祥明有没有收到10万元，才知道上了翟雪峰的当。
翟祥明告诉记者，他对此很气愤，直到出事，他才知道原来儿子是跟着翟雪峰后面做“打手”。“他骗我儿子顶罪，毁了我儿子一生。”翟祥明因此与翟雪峰反目成仇。
令人唏嘘的是，娃蛋凄惨死后，生父母冯天宝、王美荣与翟雪峰以及翟祥明、翟满响三方私下在2010年1月3日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这份协议写明，由翟雪峰、翟祥明各自补偿冯天宝夫妇3万元，即时付清，冯天宝夫妇不再追究责任，并出具谅解书，三方还在协议中特意注明了“具法律效力”。
拿到钱后，冯天宝夫妇给桂平市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谅解书，称已与翟满响的父母达成补偿协议不再追究责任，“翟满响在教育我儿子翟娃蛋时，失手把他打伤，后经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与翟满响的父亲是亲戚关系，我决定不再追究翟满响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对翟满响轻判。”
如此，翟满响最终被判三缓四。
乞儿朱秋月：失踪6年，家破人亡
张集镇王庄寨村38岁的村民王海英也泪眼汪汪地找到记者控诉翟雪峰的“罪行”，她的二女儿朱秋月6年前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乞讨时失踪，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秋月生于1998年，家境贫寒，因为村中一名叫朱法领的杂耍老师在家中办了一个杂耍学校，朱秋月每天去看，觉得很好玩，因此向父母提出要学杂技。王海英起初不同意，但孩子实在喜欢便同意了，所谓的杂技学校，其实就是教一些很简单的软功，比如弯腰叼花，学员也不需要交学费，最多给老师一些麦子，但学成后，由老师介绍给杂耍老板，第一个月工资归老师。
学艺时间视孩子聪慧程度而定，一般三四个月，朱秋月学成后，被朱法领介绍给一名杂耍老板，但后来不知何故又被送回家。
2005年春节过后，翟雪峰联系朱法领要几个孩子出去玩杂耍，朱法领便介绍了6岁的朱秋月还有15岁的张凯，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随后来到朱秋月家，王海英夫妇此时已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朱秋月的爷爷奶奶，魏翠英竭尽美言，劝服了心存顾忌的老人，以每月500元的工资签订了一份演员聘请合同，将朱秋月带走。
张凯的工资是400元一个月，两个孩子被翟雪峰带到了河南省叶县乞讨，在农村主要要粮食，在城市则由张凯领着朱秋月挨家挨户讨钱。3月20日，张凯带着朱秋月出去乞讨，当晚未归，第三天张凯回到住处称朱秋月走丢了。
王海英获悉后，心急如焚赶到叶县，久寻未果，无奈返回太康，她哭诉：“孩子丢了，翟雪峰压根不着急，不心疼，他每天忙着赚钱，给我们冷眼，跟我们吵架。我不回来能咋办？”
朱秋月失踪后仅一个月，翟雪峰就与朱秋月的家人在张集镇派出所，由双方村支书协调，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书，翟雪峰补偿朱家13000元，同时必须积极寻找打听朱秋月的下落，而朱家“不得无故找翟雪峰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
时任孟堂村村支书的翟祥明，当时与翟雪峰关系尚未交恶，他作为调解方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有了这份协议，翟雪峰可以安心继续寻找、雇佣乞儿以杂耍名义乞讨，但朱秋月的家人却陷入了万劫不复。
朱秋月的奶奶当初同意老伴与魏翠英签订聘请演员合同时没想到孩子实际上是被人家带走做乞丐，因此在秋月失踪后心怀愧疚，最终在锁鼻上以跪姿自杀身亡，她的死又直接导致朱秋月的爷爷精神异常，整天追着王海英破口大骂。
村民的舆论也给王海英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人家都骂我是不是穷疯了，把孩子租给人家”。
“我有罪啊，是我们把孩子害了。”王海英甚至怀疑秋月很可能是被翟雪峰害了，并非失踪，她向张集镇派出所报案，“可是，派出所对我不理不睬，说找不到翟雪峰”。王海英无奈之下又隔三岔五找朱法领要孩子，“我们夫妻只要为了孩子吵架，我就去找朱法领算账，但是他居然还报警。”因为她不断闹事，朱法领的学校最终关门。
王海英夫妇几年间为了寻找朱秋月债台高筑，去年麦子卖了4000元，还没捂热就被要债的拿走了。面对记者的到来，这个女人集聚多年的怨愤一下子迸发了，她大声号哭，“翟雪峰这个杀千刀的，害我这些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人家的孩子过年有压岁钱，我的孩子只要有一分钱，我都要抢过来找秋月。要不是为了见秋月一面，我早就把自己吊死了。”
2009年3月16日，王海英夫妇向太康县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朱秋月死亡，一年后得到法院认定。王海英夫妇随即起诉翟雪峰，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人民法院认定翟雪峰利用儿童乞讨事实，判定翟雪峰在13000元补偿协议外，赔偿王海英夫妇93139元。但翟雪峰不服，提出上诉。
“只要把翟雪峰绳之以法，让我死也愿意。”王海英泣不成声，情急下意欲给记者下跪。
乞儿李秀秀：被扔外省，自生自灭
馬场镇高店村的李秀秀也有着一段令她至今胆战心惊的杂耍乞讨经历。4年前，13岁的李秀秀经不住“杂技老师“谷中学的多次游说，拜师学艺，3个月后，虽然啥也没学成，谷中学还是给她找了一位杂耍老板出去赚钱。这个老板就是翟雪峰，当时约定李秀秀的月工资是900元，这对李家确实有着不小的诱惑力，因为即便在太康县城，全职工月工资也不过数百元。
但李秀秀被翟雪峰带到湖南后就发现，所谓杂耍其实就是乞讨，翟雪峰每天要求她必须讨回300元，但她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不好死皮赖脸纠缠人家要钱，因此总是完成不了任务。这天，她与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顶嘴，被翟雪峰骂了一个下午，还打了几个耳光，晚上10点，她乞讨回到居住点，翟雪峰已经开着车子走了，打通电话，翟雪峰让她自生自灭。
无奈之下，李秀秀走到一家包子店，恳求老板收留，老板看她可怜便收留她，只管吃住，不给工资。3个月后，李秀秀问老板要来2元钱，给远在河南的父母打了求助电话，这才得以解救。
李秀秀的父母愤怒之下多次报警，但警方却表示翟雪峰在外地，找不到，甚至建议他们自己去把翟雪峰抓回来。
李秀秀有了这段遭遇，性格大变，沉默寡言，如今提起此事便大发脾气，见东西就摔。
乞儿宋豪：被关冰箱差点冻死
调查进行到2月15日中午，记者就已经找到了5个被暴力强迫行乞造成伤害乃至死亡的案例，全都指向孟堂村的翟雪峰。但孟堂村仍然是前一天那般密不透风，就连翟雪峰家以及现任村支书徐汝峰家住何处，都没有村民愿意透露。最终一个村民见四下无人，偷偷指点记者翟雪峰家在孟堂村最西南角。
这是一个内砌两栋气派二层洋房的大宅院，高过3米的围墙，正西、正北两个大门紧锁。翟祥明说，翟雪峰家族势力强大，无人敢惹，“他有3个姐姐，3个兄弟，共有八个又高又壮的儿子，最小的儿子17岁，每次打架一起上，拿刀掂枪的”，“他们家族有很多钱，最少400万元，可谓村中首富，翟雪峰妈常在村里炫耀。”
翟祥明透露翟雪峰就在村中，甚至翟雪峰亲友就在围观人群中默默注视记者的行踪。
他在哪儿？
孟堂村附近的宋庄，突然有村民找到记者，说他们村也有多名受害的“杂耍乞儿”，只不过施虐者是另一个杂耍老板——翟雪峰的弟弟翟富军。
宋庄村民宋吉旺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宋顺利和女儿宋霞早在5年前就被孟堂村的“杂技团”老板带到三亚和山东乞讨，也遭到了毒打，“孩子回到家，都不敢说”。“我们村至少有4个孩子被带走乞讨过，还有一个女孩叫丹丹。”
8岁男童宋豪对于陌生人的到来很抗拒，他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最终还是被母亲冯亚丽拖到了记者跟前。宋豪3岁时，翟富军找到了他的父亲宋成领，翟富军提出带宋豪出去玩杂耍，一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来每个月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
冯亚丽说记不清翟富军当时给儿子开的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因为签合同时她不在家，等她到家，孩子已经被翟富军领走了。这话很多村民不信，村民们相信的是宋家虽然不富有，但也不至于养不活这孩子非要送出去乞讨。
宋豪的奶奶说好像当时谈好每个月给1100元，冯亚丽让她不要乱说，实际上她知道孩子是去玩杂讨钱，这在张集镇不是一个秘密。但她跟任芳芳、朱秋月、李秀秀等人的父母一样，把这理解成了赚钱而非乞讨，也没有想过孩子在外面会不会遭受暴力。“如果实现知道孩子会遭那么大罪，哪个父母愿意？！”冯亚丽反问记者。
宋豪临走时，翟富军给了宋成领一笔钱，冯亚丽说她同样不知情。合同约定3年，其间冯亚丽也多次与翟富军及宋豪通电话，每次宋豪都说自己过得很好。
2009年，因为听说孩子在外地其实是乞讨，还遭受毒打，宋豪的家人开始问翟富军家要人，但始终未果，最终宋豪的奶奶去翟富军家大闹一场，宋豪才被送了回来。此时的宋豪已经换了一个人，连爸妈也不认识，头上到处是疙瘩与小眼儿，上嘴唇的4颗门牙也没了，手指还裹着纱布。
家人进一步追问得知，翟富军规定孩子每天必须讨到300元，否则就挨打，为了100元赏钱，翟富军还曾逼着3岁的宋豪当街喝了一瓶啤酒，因为不听话，宋豪甚至被关进冰箱，冻得一身霜、不省人事，最终还是用火堆烤，才回过神。
每一次家人通话，翟富军都守在边上，宋豪即便说自己过得很好，也要被翟富军打，对此冯亚丽很不解。
宋成领盛怒之下与翟富军打了一架，无奈寡不敌众。最终村委会调解，村支书提出宋成领提前把孩子要回来，违约在先，退还翟富军4000元。冯亚丽为此喊冤：“这是什么世道？！”
因为被打怕了，宋豪现在远远看到翟家人就拼命往家逃。不过，奶奶更担心的是，因为有了这段非人经历，宋豪性格变得非常沉默，提起此事就躲在妈妈背后落泪。
一方面孩子出现自闭症状，另一方面又染上小偷小摸等不良习气。
“谁来救救我这可怜的孙子？”老人一筹莫展。
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
调查：源自一份重要举报
长久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头行乞儿童绝大多数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为博取同情以及迫使儿童乞讨，利益集团往往对这些孩子施加暴力甚至人为摧残，由于难以相信亲生父母会对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人们怀疑乞讨儿童中的一部分是被拐而来。但一直以来，鲜有发现具体案例来证实这样的传闻，相比之下，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猜测。
《新民周刊》经多年的调查，得出结论——乞讨儿童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被拐儿童主要是从城市或农村流向农村，“乞儿”与“拐儿”有交集，但乞儿中被拐的只是极少数。
2月10日，海南省三亚市有了一个新的进展，8名在三亚市第一市场行乞的河南籍儿童被警方发现后带至三亚市救助管理处，经调查，这8名乞讨儿童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其中7名来自该市太康县张集镇，当时的调查结论是不存在被拐与被胁迫行乞问题，孩子们均因贫困由父母或亲戚带至三亚卖艺行乞。
随后，太康市张集镇派出工作组赴三亚接回这批乞讨儿童。2月14日，带着海南省相关部门以及市民的关爱，孩子们踏上了返乡的路途。就在同一时间，《新民周刊》记者也开始奔赴太康，因为《新民周刊》接到了重要举报：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所谓“假亲情、假苦戏确是真黑幕”。
太康县是河南省民间艺术（杂技）之乡，《新民周刊》接到的举报是这8名孩子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情况在太康县个别地区较为普遍。
《新民周刊》的调查就此开始。
乞儿任芳芳：被割鼻、剪耳、剪舌
张集镇位于太康县东南部，在地理位置上，这里与曾因“带香”而闻名的安徽省阜阳市宫集镇也可谓隔皖豫省界相望，两地之间虽还隔着多个乡镇，但也不算很遥远。2月14日，记者抵达张集镇孟堂村，因为在三亚发现的8名乞儿中有多名自称来自这里。但孟堂村当时的氛围却显得相当诡异，村民们聚集在村中对记者的到来窃窃私语，面对记者的提问却噤若寒蝉，多加追问，村民们大多称自己是外村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而后匆忙避离。
孟堂村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墙，8名被解救的乞儿还在返乡途中，记者无法获悉一丝有效信息，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孟堂村原村支书翟祥明找到了记者。他毫不避讳，公开揭露村中一名叫翟雪峰的“杂耍老板”“罪行累累”。
在他的指点下，记者来到距孟堂村不远的任庄，村口，一群妇女、儿童正坐在草堆旁晒太阳。听说记者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子、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到了记者跟前，一把扯去帽子：看把我给打的。
这名叫任芳芳的8岁女孩低下头，拨开头发，场面顿时僵化，所有人目瞪口呆，因为她的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鬼剃头”一样毫发不生，那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
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吓坏了一名同行的女记者，因为鼻中隔已经不知所踪，只剩一个深邃的空洞，鼻子因而塌陷。“还有我的耳朵，叫俺‘爸’给剪了。”芳芳侧对记者，她的双耳外廓各有一处明显的凹缺。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是两处凹缺，“也是俺‘爸’剪的。俺身上还有伤呢，俺‘爸’用火烫的”。
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们说这个“爸”就是孟堂村的杂耍老板翟雪峰，并非任芳芳的亲爹。
芳芳的母亲就站在孩子旁边，但她有些语无伦次，村民们说这个女人患有癫痫与精神疾病，“孩子的奶奶在家里，对情况比较清楚。”
随后，记者被芳芳带回家中，这是一个在当地较为普遍的破落農宅，院子里停着农用拖拉机，但屋内除了一台新冰箱外，再无像样家什。任芳芳的父亲叫任尚田，有薄田三亩，种着小麦，但他并未像村民们那样忙着抗旱。
奶奶叫回来任尚田，这名48岁的农民证实女儿所说情况属实。任尚田育有两子两女，任芳芳是长女。“说起来，翟雪峰还是俺亲戚。”任尚田说。所谓的亲戚关系是，任尚田的妹妹嫁到了翟雪峰所在的孟堂村，妹妹的儿子又认了翟雪峰的母亲作干妈，因此论辈分，任尚田还是与他年纪相仿的翟雪峰的舅舅。
2008年春节刚过，翟雪峰找到了任尚田，提出带走时年4岁的任芳芳，教这个“妹妹”杂技，外出卖艺赚钱。
任尚田家境贫寒，不过不至于穷到养不活这个孩子，但他被翟雪峰说服了，一来这样操作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孩子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他是俺亲戚，不会害孩子的。”
翟雪峰当即给了任尚田5000元，因为是亲戚，也就没有签什么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合同3年满期，芳芳卖艺期间，翟雪峰每年给任尚田一笔钱。芳芳就这样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一走就是3年没回家，任尚田也从未担心女儿会受虐待，因为每次通话，翟雪峰和孩子都说过得不赖。
芳芳被带走的第二年，翟雪峰汇给了任尚田1万元，不过这些钱很快都被他用光了。2010年，芳芳突然在一个深夜被翟雪峰送回了任家。任尚田回忆当时漆黑，也就没注意孩子有啥异常，第二天，孩子到姥姥家玩，才被大人们发现了浑身的伤痕。任尚田火了，责问翟雪峰，得到的答复是，卖艺期间发生了一次车祸，芳芳的伤因此落下。
这个解释，任尚田没有怀疑，他的重点是要翟雪峰赔偿，并曾告至张集镇派出所，但派出所当时的回答是，伤痕时间久远，取证困难，无法说清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搭着亲，最终双方以翟雪峰赔偿2.2万元私下调解，不过，任尚田因为嫌少，始终憋着一口气。
这2.2万元很快也被任尚田用光，面对记者的追问，他无法说清怎么用光的。芳芳说，今年春节，爸爸连一件新衣也没有给她买。任尚田一直没有追问芳芳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一直到几个月前，孟堂村的翟祥明来提醒他，他才意识到问题。
翟祥明的儿子翟满响，又名翟阳光，现龄17岁，2009年开始帮翟雪峰管理芳芳以及其他几个孩子，每月因此可获工资900元，2009年12月因打死翟雪峰手下另一名名叫“翟娃蛋”的孩子被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判三缓四，但翟满响却说是翟雪峰打死的娃蛋，许诺10万元让他顶罪的，翟雪峰不认同，并拒绝10万元补偿，因此两家反目，翟祥明将实情捅了出去。
“翟祥明告诉我，孩子在外地其实就是帮着翟雪峰乞讨赚钱，翟雪峰的管理手段就是殴打、虐待。”在任尚田的追问下，芳芳终于说出了实情，她说，翟雪峰让她叫自己爸爸，她不听话，不好好杂耍乞讨，翟雪峰就用剪刀剪她的舌头、鼻子、耳朵，用火烫她的腿，还用铁钉钉她的十指。
“我要钱回来晚了，他让我吃屎，我就只好用棍子挑起屎吃了。”芳芳低垂着头告诉本刊记者。“他打我时，我哭了，但哭就被打，就不敢哭了。”芳芳说，她还亲眼看到娃蛋被活活摔死，但她记不清是谁摔的了。
在这个孩子的描述中，翟雪峰很可怕，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完成不了乞讨任务就拿皮鞭打人。
芳芳回到家中后已经就读，由于年纪小，她对3年的乞讨遭遇已记不太清，对头部伤痕的造成原因也是反反复复，一会说打的，一会说车祸导致。
但是任尚田不信车祸一说，因为翟雪峰对他的解释漏洞百出，而且如果是车祸造成这么大的疤，孩子当时肯定摔死了。
“我很愧疚，对孩子有罪，不该把他租出去。”任尚田说完又开始抱怨翟雪峰赔的太少。
乞儿翟娃蛋：被活活打死，6万元调解
从任芳芳家出来，翟祥明已经将儿子翟满响带到了记者跟前，在远离孟堂村的一处麦地边上，父子俩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调查。
翟祥明与翟雪峰两家其实都是孟堂村的大户，两家关系原本不赖。翟雪峰兄弟三人，位居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老大翟明中早年就带着翟雪峰玩杂耍讨钱，翟雪峰正是因此学会了这门生意，而后老三翟富军也入了行。
2001年，翟祥明曾跟随翟明中带着几个租来的孩子到东北三省乞讨，翟祥明负责开车，每个月翟明中给他500元。当时，孩子们脖子上挂个牌子，称家里穷没钱上学，然后在东北挨个村要粮食。一个村三四个人，分几组要钱，孩子们都互称兄弟姐妹，翟明中拿着孩子们要来的粮食卖钱，多的时候一天据说能有1000元。晚上，一群人就挤在一辆农用小卡车上，被子一铺就睡觉，翟祥明说，他觉得这不是良心活，是骗人的，因此3个月后不干了。
按照翟满响的说法，2009年，他无心念书，翟雪峰的大二子翟武坤主动游说让他跟着一起到外地玩杂耍赚钱。翟满响于是瞒着父亲跟翟雪峰一家跑到外地，翟满响没有学过杂耍，但翟雪峰仍给他每月900元的工资。
翟雪峰开着一辆农用小卡车，后厢支起一个大帐篷，分為上下两层，上层翟雪峰夫妇与儿子翟武坤住，下层乞儿住。乞儿一共三组，翟满响的任务就是车子每到一个城市后，他就领着其中一组孩子沿街乞讨，督促并监督乞儿卖力干活。
任芳芳、翟娃蛋就在翟满响这一组，还有另一个女孩，翟满响记不起来名字了。“我见到芳芳时，她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7岁的翟娃蛋也必须管翟雪峰叫“爸”，这是翟雪峰的吩咐，以应对外人盘问。这个孩子本名冯国利，家住太康相邻的商丘柘城县，生父冯天宝、生母王美荣，育有7个子女，也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说起来与翟雪峰也有“亲戚”关系——翟雪峰主动登门提出帮冯天宝夫妇减轻家庭负担，将最小的冯国利收为干儿子，取名翟娃蛋。
“我常看到翟雪峰殴打芳芳、娃蛋这些孩子。”翟满响揭露，翟雪峰最喜欢拿农用车上的三角带关起帐篷抽打，有时候打得浑身是汗，拿毛巾擦干继续打。
他证实，孩子们挨打时不敢哭，因为那样会遭来更严厉的惩罚。孩子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要出去乞讨，3个组的孩子每天至少能讨回1000元，但即便如此，孩子们早饭不给吃，午饭也靠好心人施舍，晚上回到车里如果晚了或者当天要的钱少了也不给吃。满响说，孩子们一年难得洗一次澡，生病了，翟雪峰从不送医院看病，病得再厉害也必须上街乞讨。
翟雪峰一家负责监视，满响以及另几个一般大的孩子负责管理芳芳、娃蛋这些更小的乞儿。“翟雪峰吩咐我，孩子不听话就得打，我如果不照办，我也会被他骂，被他打。”翟满响说他无奈之下只得对孩子们武力征服。
按照2010年6月24日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叙述，2009年12月25日晚10点，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在桂平市城区电影院附近表演杂耍，翟娃蛋在向观众讨要赏钱时与观众发生口角，翟满响叫翟娃蛋不要骂人，翟娃蛋不听，被翟满响拉到桂平市邮政局附近一处正在装修的房子里，朝娃蛋的胸部捶打了十多下，娃蛋因此受伤，后送至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死于肺损伤与心脏损伤导致的呼吸、循环衰竭。
但翟满响却对本刊记者表示，娃蛋是被翟雪峰打死的，“我是受骗，替他顶罪”。翟满响说，翟娃蛋死前三四天曾经遭受翟雪峰的毒打，打得连他都看不下去了。后来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出去乞讨时，发现娃蛋路都走不稳，老往一边斜，晚上回到住处，他告诉翟雪峰，建议给娃蛋做个脑部检查，但翟雪峰认为娃蛋是在装病，还告诉他如果娃蛋不听话就要打。
此后几天，娃蛋的情况变得愈加糟糕，走路都摔跤，12月24日晚，翟雪峰又逼着娃蛋去乞讨，娃蛋说自己难受，头晕脖子硬，但翟雪峰骂他装病，还用狠狠踢了娃蛋几脚，娃蛋怕继续挨打，挣扎着爬起来说出去讨钱。
翟雪峰就让满响领着娃蛋还有另一个孩子出去了，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娃蛋突然吵着说心口难受，因为翟雪峰曾交代娃蛋是装病的，不要信，翟满响就打了翟娃蛋几下，娃蛋忙说自己已经不难受了。
他们继续朝人多的地方走，没有十几步，娃蛋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满响赶紧让另一个孩子去买卫生纸，结果卫生纸擦掉三卷，娃蛋口中泡沫仍旧不止。
翟满响哭了，赶紧抱着娃蛋去了附近的桂平市人民医院，医院在抢救娃蛋时，翟满响被翟雪峰叫回车边，并让长子翟武坤去医院打探情况，凌晨，娃蛋死亡。翟雪峰让翟武坤将娃蛋的尸体抢了出来，不顾医生的追赶一路狂奔至停车处。
翟雪峰将娃蛋的尸体扔进车内并将翟满响锁了进去后，开车逃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香蕉林，并将娃蛋的尸体藏进林子里，后又扔到车厢顶棚上。
“翟雪峰逼我顶罪，说我是未成年人，会轻判，只要我顶罪，他会一周内把我从看守所捞出来，并给我爸10万元。”翟满响说，他不懂法，也因为害怕翟雪峰，因此答应了。
接下来，翟雪峰开始跟车厢内的其他孩子对口供，教这些孩子作证是翟满响打死了娃蛋。
“不知道是翟雪峰家谁打了110，警察一会就到了。”翟满响说，直到法庭宣判时，他问父亲翟祥明有没有收到10万元，才知道上了翟雪峰的当。
翟祥明告诉记者，他对此很气愤，直到出事，他才知道原来儿子是跟着翟雪峰后面做“打手”。“他骗我儿子顶罪，毁了我儿子一生。”翟祥明因此与翟雪峰反目成仇。
令人唏嘘的是，娃蛋凄惨死后，生父母冯天宝、王美荣与翟雪峰以及翟祥明、翟满响三方私下在2010年1月3日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这份协议写明，由翟雪峰、翟祥明各自补偿冯天宝夫妇3万元，即时付清，冯天宝夫妇不再追究责任，并出具谅解书，三方还在协议中特意注明了“具法律效力”。
拿到钱后，冯天宝夫妇给桂平市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谅解书，称已与翟满响的父母达成补偿协议不再追究责任，“翟满响在教育我儿子翟娃蛋时，失手把他打伤，后经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与翟满响的父亲是亲戚关系，我决定不再追究翟满响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对翟满响轻判。”
如此，翟满响最终被判三缓四。
乞儿朱秋月：失踪6年，家破人亡
张集镇王庄寨村38岁的村民王海英也泪眼汪汪地找到记者控诉翟雪峰的“罪行”，她的二女儿朱秋月6年前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乞讨时失踪，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秋月生于1998年，家境贫寒，因为村中一名叫朱法领的杂耍老师在家中办了一个杂耍学校，朱秋月每天去看，觉得很好玩，因此向父母提出要学杂技。王海英起初不同意，但孩子实在喜欢便同意了，所谓的杂技学校，其实就是教一些很简单的软功，比如弯腰叼花，学员也不需要交学费，最多给老师一些麦子，但学成后，由老师介绍给杂耍老板，第一个月工资归老师。
学艺时间视孩子聪慧程度而定，一般三四个月，朱秋月学成后，被朱法领介绍给一名杂耍老板，但后来不知何故又被送回家。
2005年春节过后，翟雪峰联系朱法领要几个孩子出去玩杂耍，朱法领便介绍了6岁的朱秋月还有15岁的张凯，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随后来到朱秋月家，王海英夫妇此时已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朱秋月的爷爷奶奶，魏翠英竭尽美言，劝服了心存顾忌的老人，以每月500元的工资签订了一份演员聘请合同，将朱秋月带走。
张凯的工资是400元一个月，两个孩子被翟雪峰带到了河南省叶县乞讨，在农村主要要粮食，在城市则由张凯领着朱秋月挨家挨户讨钱。3月20日，张凯带着朱秋月出去乞讨，当晚未归，第三天张凯回到住处称朱秋月走丢了。
王海英获悉后，心急如焚赶到叶县，久寻未果，无奈返回太康，她哭诉：“孩子丢了，翟雪峰压根不着急，不心疼，他每天忙着赚钱，给我们冷眼，跟我们吵架。我不回来能咋办？”
朱秋月失踪后仅一个月，翟雪峰就与朱秋月的家人在张集镇派出所，由双方村支书协调，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书，翟雪峰补偿朱家13000元，同时必须积极寻找打听朱秋月的下落，而朱家“不得无故找翟雪峰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
时任孟堂村村支书的翟祥明，当时与翟雪峰关系尚未交恶，他作为调解方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有了这份协议，翟雪峰可以安心继续寻找、雇佣乞儿以杂耍名义乞讨，但朱秋月的家人却陷入了万劫不复。
朱秋月的奶奶当初同意老伴与魏翠英签订聘请演员合同时没想到孩子实际上是被人家带走做乞丐，因此在秋月失踪后心怀愧疚，最终在锁鼻上以跪姿自杀身亡，她的死又直接导致朱秋月的爷爷精神异常，整天追着王海英破口大骂。
村民的舆论也给王海英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人家都骂我是不是穷疯了，把孩子租给人家”。
“我有罪啊，是我们把孩子害了。”王海英甚至怀疑秋月很可能是被翟雪峰害了，并非失踪，她向张集镇派出所报案，“可是，派出所对我不理不睬，说找不到翟雪峰”。王海英无奈之下又隔三岔五找朱法领要孩子，“我们夫妻只要为了孩子吵架，我就去找朱法领算账，但是他居然还报警。”因为她不断闹事，朱法领的学校最终关门。
王海英夫妇几年间为了寻找朱秋月债台高筑，去年麦子卖了4000元，还没捂热就被要债的拿走了。面对记者的到来，这个女人集聚多年的怨愤一下子迸发了，她大声号哭，“翟雪峰这个杀千刀的，害我这些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人家的孩子过年有压岁钱，我的孩子只要有一分钱，我都要抢过来找秋月。要不是为了见秋月一面，我早就把自己吊死了。”
2009年3月16日，王海英夫妇向太康县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朱秋月死亡，一年后得到法院认定。王海英夫妇随即起诉翟雪峰，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人民法院认定翟雪峰利用儿童乞讨事实，判定翟雪峰在13000元补偿协议外，赔偿王海英夫妇93139元。但翟雪峰不服，提出上诉。
“只要把翟雪峰绳之以法，让我死也愿意。”王海英泣不成声，情急下意欲给记者下跪。
乞儿李秀秀：被扔外省，自生自灭
馬场镇高店村的李秀秀也有着一段令她至今胆战心惊的杂耍乞讨经历。4年前，13岁的李秀秀经不住“杂技老师“谷中学的多次游说，拜师学艺，3个月后，虽然啥也没学成，谷中学还是给她找了一位杂耍老板出去赚钱。这个老板就是翟雪峰，当时约定李秀秀的月工资是900元，这对李家确实有着不小的诱惑力，因为即便在太康县城，全职工月工资也不过数百元。
但李秀秀被翟雪峰带到湖南后就发现，所谓杂耍其实就是乞讨，翟雪峰每天要求她必须讨回300元，但她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不好死皮赖脸纠缠人家要钱，因此总是完成不了任务。这天，她与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顶嘴，被翟雪峰骂了一个下午，还打了几个耳光，晚上10点，她乞讨回到居住点，翟雪峰已经开着车子走了，打通电话，翟雪峰让她自生自灭。
无奈之下，李秀秀走到一家包子店，恳求老板收留，老板看她可怜便收留她，只管吃住，不给工资。3个月后，李秀秀问老板要来2元钱，给远在河南的父母打了求助电话，这才得以解救。
李秀秀的父母愤怒之下多次报警，但警方却表示翟雪峰在外地，找不到，甚至建议他们自己去把翟雪峰抓回来。
李秀秀有了这段遭遇，性格大变，沉默寡言，如今提起此事便大发脾气，见东西就摔。
乞儿宋豪：被关冰箱差点冻死
调查进行到2月15日中午，记者就已经找到了5个被暴力强迫行乞造成伤害乃至死亡的案例，全都指向孟堂村的翟雪峰。但孟堂村仍然是前一天那般密不透风，就连翟雪峰家以及现任村支书徐汝峰家住何处，都没有村民愿意透露。最终一个村民见四下无人，偷偷指点记者翟雪峰家在孟堂村最西南角。
这是一个内砌两栋气派二层洋房的大宅院，高过3米的围墙，正西、正北两个大门紧锁。翟祥明说，翟雪峰家族势力强大，无人敢惹，“他有3个姐姐，3个兄弟，共有八个又高又壮的儿子，最小的儿子17岁，每次打架一起上，拿刀掂枪的”，“他们家族有很多钱，最少400万元，可谓村中首富，翟雪峰妈常在村里炫耀。”
翟祥明透露翟雪峰就在村中，甚至翟雪峰亲友就在围观人群中默默注视记者的行踪。
他在哪儿？
孟堂村附近的宋庄，突然有村民找到记者，说他们村也有多名受害的“杂耍乞儿”，只不过施虐者是另一个杂耍老板——翟雪峰的弟弟翟富军。
宋庄村民宋吉旺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宋顺利和女儿宋霞早在5年前就被孟堂村的“杂技团”老板带到三亚和山东乞讨，也遭到了毒打，“孩子回到家，都不敢说”。“我们村至少有4个孩子被带走乞讨过，还有一个女孩叫丹丹。”
8岁男童宋豪对于陌生人的到来很抗拒，他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最终还是被母亲冯亚丽拖到了记者跟前。宋豪3岁时，翟富军找到了他的父亲宋成领，翟富军提出带宋豪出去玩杂耍，一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来每个月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
冯亚丽说记不清翟富军当时给儿子开的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因为签合同时她不在家，等她到家，孩子已经被翟富军领走了。这话很多村民不信，村民们相信的是宋家虽然不富有，但也不至于养不活这孩子非要送出去乞讨。
宋豪的奶奶说好像当时谈好每个月给1100元，冯亚丽让她不要乱说，实际上她知道孩子是去玩杂讨钱，这在张集镇不是一个秘密。但她跟任芳芳、朱秋月、李秀秀等人的父母一样，把这理解成了赚钱而非乞讨，也没有想过孩子在外面会不会遭受暴力。“如果实现知道孩子会遭那么大罪，哪个父母愿意？！”冯亚丽反问记者。
宋豪临走时，翟富军给了宋成领一笔钱，冯亚丽说她同样不知情。合同约定3年，其间冯亚丽也多次与翟富军及宋豪通电话，每次宋豪都说自己过得很好。
2009年，因为听说孩子在外地其实是乞讨，还遭受毒打，宋豪的家人开始问翟富军家要人，但始终未果，最终宋豪的奶奶去翟富军家大闹一场，宋豪才被送了回来。此时的宋豪已经换了一个人，连爸妈也不认识，头上到处是疙瘩与小眼儿，上嘴唇的4颗门牙也没了，手指还裹着纱布。
家人进一步追问得知，翟富军规定孩子每天必须讨到300元，否则就挨打，为了100元赏钱，翟富军还曾逼着3岁的宋豪当街喝了一瓶啤酒，因为不听话，宋豪甚至被关进冰箱，冻得一身霜、不省人事，最终还是用火堆烤，才回过神。
每一次家人通话，翟富军都守在边上，宋豪即便说自己过得很好，也要被翟富军打，对此冯亚丽很不解。
宋成领盛怒之下与翟富军打了一架，无奈寡不敌众。最终村委会调解，村支书提出宋成领提前把孩子要回来，违约在先，退还翟富军4000元。冯亚丽为此喊冤：“这是什么世道？！”
因为被打怕了，宋豪现在远远看到翟家人就拼命往家逃。不过，奶奶更担心的是，因为有了这段非人经历，宋豪性格变得非常沉默，提起此事就躲在妈妈背后落泪。
一方面孩子出现自闭症状，另一方面又染上小偷小摸等不良习气。
“谁来救救我这可怜的孙子？”老人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