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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方案是，先让有效汇率在一段时间内升值10％左右，同时大大扩展汇率浮动区间。此后，可考虑结合政策有效性和国际市场变化重新评估汇率调整幅度
笔者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币应该加速市场化进程，人民币升值多少才合理？目前每年5％左右的升值会延续多久？对此，有人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升值10％，有人认为应升值更多，20％、30％或40％不等。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的是：第一，人民币相对什么升值——对美元升值还是有效汇率升值？实际汇率升值还是名义汇率升值？第二，对谁或对什么而言合理——是满足市场供需，还是实现经常项目平衡？或是符合中国经济相对于贸易伙伴的长期基本面？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升值——保持资本管制，还是改变“宽进严出”政策？辅以其他结构性的政策，还是单靠汇率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
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让其自由浮动，那么在强烈的升值预期和疲软的美元下，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可能很难打住，40％也不难想见。也许这是一个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但并不一定合理，因为不一定反映中国经济和结构的长期基本面。其实，在问题实质和参数不清的情况下，众多关于升值的答案都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是合理的。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汇率政策既可以帮助有效解决目前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长期来说又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人民币实际汇率由哪些主要因素决定？人民币实际汇率会以什么样的名义汇率体现？
在谈论人民币汇率时，我们往往过于注重对美元的汇率。然而，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只有两个国家的世界，在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单看对美元升值多少意义不大。影响中国对外收支的是有效汇率，即以贸易量加权平均的、兑一揽子货币的汇率。例如，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但同期有效汇率只升值3％左右，这也就不难解释升值对出口为何影响甚微了。
那么，决定长期实际汇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当一个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它的货币应该升值。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后起之秀如西班牙、爱尔兰等。这种观点源于经济学家巴拉萨和萨缪尔逊的研究。简单来说，当一个国家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主要表现在可贸易商品产业即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更快，而不可贸易行业（如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相对较慢。因此，上升更快的制造业的工资会吸引劳动力从服务业流出，从而抬高服务业工资水平;其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工资水平提高及物价水平的上升，也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实际汇率的长期趋势，但在中期和短期，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这一趋势的形成。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实际汇率升值不明显除名义汇率政策外，还有深层的结构性根源。巴拉萨－萨缪尔逊的理论是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充分就业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中国目前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制造业。这也许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和产能扩张并没有把工资水平推得更高的原因。而生产率提高快于工资上涨，是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没有引发价格水平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疲软，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贸顺差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也是经济中结构性问题的表现。
首先，人口结构及政策等因素，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储蓄、高投资因而高外贸顺差的国家。一个国家合理（均衡）的经常项目差额，取决于经济中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后者又取决于人口结构、收入水平、金融体系及市场发展深度等。中国目前正享受所谓人口红利，就业人口负担率低，储蓄率高；企业留利不分红而用于投资（储蓄），国企改革的社会负担也增加了所谓审慎储蓄；金融市场和个人信贷市场尚不发达，使大部分居民消费受到信用限制。这样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是中国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源之一。在这种结构下，合理的汇率水平不等于能让国际收支平衡的水平。
第二，中国偏好投资与工业增长的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了国内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这些政策包括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和资源、土地，低成本的环境污染，也包括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不分红，使其资金机会成本非常低。这些低廉的生产要素不仅刺激国内的投资，也加大了廉价劳动力之外对世界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吸引力。而新产能的增加，一是替代进口，二是在国内消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化为出口，其结果就是外贸顺差增加。
要素价格扭曲的另一个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不需要很多劳动力，种种结构性因素及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也使企业不能雇佣更多工人。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没有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即实际汇率的提高。
那么，什么样的汇率调整是合理的呢？目前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或计量模型能得出一个让大多数经济学家信服的计算。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汇率调整的方案，让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引导下，向符合经济长期基本面的方向演变。
许多人提议，为减少外汇储备增加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应鼓励资本流出。然而近期来看，由于国内投资回报高，经济发展迅速，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放松管制难以让资本流出抵消资本流入和巨额外贸顺差。从长期看，过快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稳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当国际国内回报和投资者信心发生变化时，家庭和企业在全球重新配置资产的需求也许会让大量资本外流，对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而且，从长期来说，一个人口众多、就业不充分的中国真的应该是一个净资本输出国吗？
不能回避的是，加快汇率升值是有效缩小外贸顺差、降低流动性和控制通胀的必要手段。而且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度，也有利于让市场逐步发现它的合理水平。如果配之以结构政策，就并不意味着人民币需要巨幅的升值。
实际操作中，决策者可以选择多种方案。比如，第一步可以先让有效汇率在一段时间（如一年）内升值10％左右（我们估计汇改以来两年多只升了3％左右），既可以明显减少外贸顺差，又保持了汇改渐进的原则。如果美元在这期间持续疲软，那么很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要超过10％。与此同时，应该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大大扩展现在每日上下0.5％的浮动区间。这可以增加短期投机的风险和成本，增加企业避险的动力，并有助于发展外汇市场，又可以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帮助汇率逐步向合理水平发展。在此之后，可以考虑结构政策有效性和国际市场变化，重新评估汇率调整幅度。
如果继续目前对美元缓慢升值的政策，那么人民币升值压力会持续高企。在美元预期走软的背景下，目前这种每年5％－6％的升值持续几年之后，我们面临的还将会是顺差增加、资本流入、流动性过剩、资产/商品价格攀升和资源持续错配的不利局面。
作者为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与策略主管
笔者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币应该加速市场化进程，人民币升值多少才合理？目前每年5％左右的升值会延续多久？对此，有人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升值10％，有人认为应升值更多，20％、30％或40％不等。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的是：第一，人民币相对什么升值——对美元升值还是有效汇率升值？实际汇率升值还是名义汇率升值？第二，对谁或对什么而言合理——是满足市场供需，还是实现经常项目平衡？或是符合中国经济相对于贸易伙伴的长期基本面？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升值——保持资本管制，还是改变“宽进严出”政策？辅以其他结构性的政策，还是单靠汇率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
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让其自由浮动，那么在强烈的升值预期和疲软的美元下，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可能很难打住，40％也不难想见。也许这是一个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但并不一定合理，因为不一定反映中国经济和结构的长期基本面。其实，在问题实质和参数不清的情况下，众多关于升值的答案都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是合理的。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汇率政策既可以帮助有效解决目前外贸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长期来说又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人民币实际汇率由哪些主要因素决定？人民币实际汇率会以什么样的名义汇率体现？
在谈论人民币汇率时，我们往往过于注重对美元的汇率。然而，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只有两个国家的世界，在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单看对美元升值多少意义不大。影响中国对外收支的是有效汇率，即以贸易量加权平均的、兑一揽子货币的汇率。例如，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但同期有效汇率只升值3％左右，这也就不难解释升值对出口为何影响甚微了。
那么，决定长期实际汇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当一个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它的货币应该升值。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后起之秀如西班牙、爱尔兰等。这种观点源于经济学家巴拉萨和萨缪尔逊的研究。简单来说，当一个国家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主要表现在可贸易商品产业即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更快，而不可贸易行业（如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相对较慢。因此，上升更快的制造业的工资会吸引劳动力从服务业流出，从而抬高服务业工资水平;其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工资水平提高及物价水平的上升，也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实际汇率的长期趋势，但在中期和短期，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这一趋势的形成。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实际汇率升值不明显除名义汇率政策外，还有深层的结构性根源。巴拉萨－萨缪尔逊的理论是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充分就业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中国目前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制造业。这也许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和产能扩张并没有把工资水平推得更高的原因。而生产率提高快于工资上涨，是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没有引发价格水平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疲软，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贸顺差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也是经济中结构性问题的表现。
首先，人口结构及政策等因素，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储蓄、高投资因而高外贸顺差的国家。一个国家合理（均衡）的经常项目差额，取决于经济中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后者又取决于人口结构、收入水平、金融体系及市场发展深度等。中国目前正享受所谓人口红利，就业人口负担率低，储蓄率高；企业留利不分红而用于投资（储蓄），国企改革的社会负担也增加了所谓审慎储蓄；金融市场和个人信贷市场尚不发达，使大部分居民消费受到信用限制。这样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是中国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源之一。在这种结构下，合理的汇率水平不等于能让国际收支平衡的水平。
第二，中国偏好投资与工业增长的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了国内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这些政策包括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和资源、土地，低成本的环境污染，也包括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不分红，使其资金机会成本非常低。这些低廉的生产要素不仅刺激国内的投资，也加大了廉价劳动力之外对世界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吸引力。而新产能的增加，一是替代进口，二是在国内消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化为出口，其结果就是外贸顺差增加。
要素价格扭曲的另一个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不需要很多劳动力，种种结构性因素及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也使企业不能雇佣更多工人。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没有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即实际汇率的提高。
那么，什么样的汇率调整是合理的呢？目前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或计量模型能得出一个让大多数经济学家信服的计算。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汇率调整的方案，让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引导下，向符合经济长期基本面的方向演变。
许多人提议，为减少外汇储备增加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应鼓励资本流出。然而近期来看，由于国内投资回报高，经济发展迅速，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放松管制难以让资本流出抵消资本流入和巨额外贸顺差。从长期看，过快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稳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当国际国内回报和投资者信心发生变化时，家庭和企业在全球重新配置资产的需求也许会让大量资本外流，对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而且，从长期来说，一个人口众多、就业不充分的中国真的应该是一个净资本输出国吗？
不能回避的是，加快汇率升值是有效缩小外贸顺差、降低流动性和控制通胀的必要手段。而且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度，也有利于让市场逐步发现它的合理水平。如果配之以结构政策，就并不意味着人民币需要巨幅的升值。
实际操作中，决策者可以选择多种方案。比如，第一步可以先让有效汇率在一段时间（如一年）内升值10％左右（我们估计汇改以来两年多只升了3％左右），既可以明显减少外贸顺差，又保持了汇改渐进的原则。如果美元在这期间持续疲软，那么很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要超过10％。与此同时，应该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大大扩展现在每日上下0.5％的浮动区间。这可以增加短期投机的风险和成本，增加企业避险的动力，并有助于发展外汇市场，又可以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帮助汇率逐步向合理水平发展。在此之后，可以考虑结构政策有效性和国际市场变化，重新评估汇率调整幅度。
如果继续目前对美元缓慢升值的政策，那么人民币升值压力会持续高企。在美元预期走软的背景下，目前这种每年5％－6％的升值持续几年之后，我们面临的还将会是顺差增加、资本流入、流动性过剩、资产/商品价格攀升和资源持续错配的不利局面。
作者为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与策略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