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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一个夏日，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14个人陆续从后门走进李汉俊的住所——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他们与李汉俊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早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多个早期地方组织，其中便包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是如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前后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本文试为读者作一揭示。
“北漂”的短暂岁月成就未来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以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从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看到了李大钊的文章，受到极大的吸引和启示。据他的同学周世钊在《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一文说：“毛泽东最热爱《新青年》这个杂志，尤其是对李大钊的文章，他经常反复阅读，摘抄某些精辟的段落。”从这些文章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要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萧子升）等在湖南长沙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8年夏，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为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
由于毛泽东没有经济来源，他在北京的生活十分艰苦，与8人同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虽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五六块钱，可是毛泽东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他必须寻找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
这时，原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杨昌济已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经杨昌济向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推荐，李大钊同代理校长蒋梦麟商议后，即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毛泽东后来曾向斯诺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到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带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
这年9月（有些文献言为10月或11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间办公室内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后，毛李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这种机缘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他和毛泽东很投契，经常在一起畅谈。李大钊热诚的帮助，使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1918年10月，经李大钊等5人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这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初步探索救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变化时说：“这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同时也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毛泽东精辟活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赞赏，被李大钊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还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在北大期间，除了旁听课程、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之外，毛泽东还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座谈、讨论，了解、比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其中尤以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产生的影响作用最为直接，使他既不断汲取新知，又同时抛弃旧识，逐步清理无政府主义等不良思潮，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倾注巨大的热情。正是在北大的短暂岁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
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1月25日，毛泽东参加了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发起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2月19日出席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3月10日聆听了李大钊在北大理科教室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3月12日，毛泽东告别李大钊等，同第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京前往上海。
3月14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送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原本也打算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却留了下来，他改变主意，不想出国了。许多赴法新民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人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但毛泽东还是没有成行。他在稍后的一封回信中，解释了留在国内探索的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4月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并把病重的母亲接到长沙“亲侍汤药”。当时，经周世钊推荐，修业小学聘任毛泽东当历史课教员。课时不多，每周只有6节课。虽然工资不高，但毛泽东很满意，因为他可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直接投身社会活动。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的中国，交通不便，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消息传递不快，加上当时的湖南督军把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全部封锁了，因此这个消息直到5月9日才传到长沙。一开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湖南进步青年对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况还不了解，但不久，北京就派邓中夏去湖南联络进步青年一起参与五四运动。邓中夏到湖南后，首先就与毛泽东、何叔衡联络，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听后，立即投身这场运动。他除了组织长沙新民学会开展响应五四运动的行动外，还参与组建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新民学会会员。由于毛泽东头脑冷静，办法多，讲话有感染力，组织能力强，当时湖南的学生运动大多是他策划和组织的。其中较大的一次活动，是6月3日长沙20多所学校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暑假期间，学联会还组织各校留校学生，在长沙成立讲演团44处，到街头挨家挨户进行反日爱国宣传。
7月14日，毛泽东创办的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问世。尽管该刊只存在1个多月，出版了5期，但它在湖南却引起强烈反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在7月21日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自己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并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提出了中华民族大联合的观点。李大钊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于12月间写的题为《大联合》的短论也呼应了这一主张。显然，这是李大钊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有力支持，是对毛泽东这种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期间，前往北京进行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请愿活动的毛泽东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还向他推荐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后来经李大钊等人的介绍，毛泽东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一切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书。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思想上开始有了转变，但他的关注点还停留在改良的问题上。他对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抱有很大的热情，甚至设想，自己邀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这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5月5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与彭璜等3名新民学会会员同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一座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房子里。5月9日，毛泽东到黄浦江畔送别了又一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此后的五六月间，他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与大家一起做工、一起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可以说，实现了他办“自修大学”的设想。
在上海的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陈独秀，与他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问题，陈独秀也对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仰，这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在这次与陈独秀的晤面中，还被委托了一项重要任务——回湖南长沙组建该地区的共產党早期组织。
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湖南“驱张运动”胜利结束后，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临行前，毛泽东曾请求陈独秀今后多给自己寄些书去。陈独秀没有爽约，多次将《新青年》与创刊不久的《共产党》等刊物寄到湖南，并督促毛泽东尽早建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不久，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毛泽东和彭璜、何叔衡、易礼容邀集湖南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创办长沙文化书社的目的，在于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大力引进和推销马克思主义书刊，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作为秘密联络机构，在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仍没有完全放弃社会改良的主张，对湖南新任督军谭延闿“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还抱有某些期许。但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们“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
早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多个早期地方组织，其中便包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是如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前后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本文试为读者作一揭示。
“北漂”的短暂岁月成就未来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以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从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看到了李大钊的文章，受到极大的吸引和启示。据他的同学周世钊在《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一文说：“毛泽东最热爱《新青年》这个杂志，尤其是对李大钊的文章，他经常反复阅读，摘抄某些精辟的段落。”从这些文章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要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萧子升）等在湖南长沙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8年夏，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为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
由于毛泽东没有经济来源，他在北京的生活十分艰苦，与8人同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虽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五六块钱，可是毛泽东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他必须寻找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
这时，原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杨昌济已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经杨昌济向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推荐，李大钊同代理校长蒋梦麟商议后，即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毛泽东后来曾向斯诺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到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带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
这年9月（有些文献言为10月或11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间办公室内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后，毛李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这种机缘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他和毛泽东很投契，经常在一起畅谈。李大钊热诚的帮助，使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1918年10月，经李大钊等5人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这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初步探索救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变化时说：“这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同时也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毛泽东精辟活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赞赏，被李大钊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还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在北大期间，除了旁听课程、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之外，毛泽东还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座谈、讨论，了解、比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其中尤以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产生的影响作用最为直接，使他既不断汲取新知，又同时抛弃旧识，逐步清理无政府主义等不良思潮，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倾注巨大的热情。正是在北大的短暂岁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
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1月25日，毛泽东参加了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发起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2月19日出席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3月10日聆听了李大钊在北大理科教室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3月12日，毛泽东告别李大钊等，同第一批准备赴法的青年离京前往上海。
3月14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送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原本也打算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却留了下来，他改变主意，不想出国了。许多赴法新民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人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但毛泽东还是没有成行。他在稍后的一封回信中，解释了留在国内探索的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4月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并把病重的母亲接到长沙“亲侍汤药”。当时，经周世钊推荐，修业小学聘任毛泽东当历史课教员。课时不多，每周只有6节课。虽然工资不高，但毛泽东很满意，因为他可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直接投身社会活动。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的中国，交通不便，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消息传递不快，加上当时的湖南督军把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全部封锁了，因此这个消息直到5月9日才传到长沙。一开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湖南进步青年对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况还不了解，但不久，北京就派邓中夏去湖南联络进步青年一起参与五四运动。邓中夏到湖南后，首先就与毛泽东、何叔衡联络，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听后，立即投身这场运动。他除了组织长沙新民学会开展响应五四运动的行动外，还参与组建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新民学会会员。由于毛泽东头脑冷静，办法多，讲话有感染力，组织能力强，当时湖南的学生运动大多是他策划和组织的。其中较大的一次活动，是6月3日长沙20多所学校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暑假期间，学联会还组织各校留校学生，在长沙成立讲演团44处，到街头挨家挨户进行反日爱国宣传。
7月14日，毛泽东创办的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问世。尽管该刊只存在1个多月，出版了5期，但它在湖南却引起强烈反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在7月21日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自己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并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提出了中华民族大联合的观点。李大钊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于12月间写的题为《大联合》的短论也呼应了这一主张。显然，这是李大钊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有力支持，是对毛泽东这种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期间，前往北京进行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请愿活动的毛泽东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还向他推荐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后来经李大钊等人的介绍，毛泽东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一切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书。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思想上开始有了转变，但他的关注点还停留在改良的问题上。他对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抱有很大的热情，甚至设想，自己邀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这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5月5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与彭璜等3名新民学会会员同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一座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房子里。5月9日，毛泽东到黄浦江畔送别了又一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此后的五六月间，他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与大家一起做工、一起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可以说，实现了他办“自修大学”的设想。
在上海的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陈独秀，与他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问题，陈独秀也对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仰，这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在这次与陈独秀的晤面中，还被委托了一项重要任务——回湖南长沙组建该地区的共產党早期组织。
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湖南“驱张运动”胜利结束后，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临行前，毛泽东曾请求陈独秀今后多给自己寄些书去。陈独秀没有爽约，多次将《新青年》与创刊不久的《共产党》等刊物寄到湖南，并督促毛泽东尽早建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不久，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毛泽东和彭璜、何叔衡、易礼容邀集湖南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创办长沙文化书社的目的，在于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大力引进和推销马克思主义书刊，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作为秘密联络机构，在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仍没有完全放弃社会改良的主张，对湖南新任督军谭延闿“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还抱有某些期许。但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们“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