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车”心理产生的最严重也是最可怕的体现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后果无疑是祸国殃民，大量的“59现象”（即干部59岁或接近60岁时职务犯罪）和“35现象”（即干部在35岁及接近35岁时职务犯罪）已经无数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劳平凡，男，广西灵山县人，现年57岁，原广西省地质矿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副厅级）。因贪污公款350多万元，于2004年6月下旬被广西省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劳平凡从广西地质学校毕业后，从技术员干起，30岁便担任广西省桂林市水文工程地质勘察院副院长兼驻广东大亚湾分院院长。1994年调任广西工程勘察施工管理部主任，并兼任广西地矿建设工程发展中心总经理，管辖着一个拥有全资企业12家、分支机构4家、员工2338人、总资产达3亿多的企业集团。1996年升任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在职期间曾在清华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劳平凡从一个国家副厅级干部堕落为一个腐败分子，是典型的“末班车”心理所致。为了深入探究他的这种心理的发展过程，9月中旬，记者特别赶往广西省钦州市第二看守所，和铁窗下的劳平凡有了一番对话。
　　
　　我心理极不平衡
　　
　　记者：你认为自己在什么时间以前是清白的？
　　劳平凡：在1997年前，我应该算得上两袖清风。那个时候我有权力，也有机会，但一直能够把握好自己，没有以权谋私。
　　记者：从何时开始想到“伸手”的？
　　劳平凡：这要从两个方面说。第一次是1995年底，我到深圳考察，第一次见到时任深圳能源公司董事长的劳燕。当时的油品市场是开放的，非常容易盈利，钦州是个沿海城市，海上运输便利。我通过公关拿下了深圳能源在钦州码头投资过亿元的项目。劳燕开门见山地要求我准备一笔费用打点公司领导和董事会成员。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就“好处费”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1996年8月工程开工后，我先后送给劳燕“好处费”300万元。
　　记者：这其中有你的“好处”吗？
　　劳平凡：本来是没有的。1999年7月，项目已接近尾声的，劳燕突然给我来电让我火速赴深圳，说纪检部门已经注意到她了，她要将她拿的100万元“好处费”退给我，并嘱咐说有人问，就说这笔钱早已退了。提着这一百万，我第一次心动了。回到钦州后，我将其中10万元分给了项目部经理莫文忠，然后拿出8万元交给财务放入“小金库”。剩余的82万元我用塑料布包好拿回到老家农村，让叔叔用沥青密封保存起来。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把钱“保管”起来再说，如果劳燕出事，我就以“保管”的名义将它交出去。如果没事，这笔钱就属于我了。
　　记者：后来这笔钱呢？
　　劳平凡：后来，我心里一直不踏实。也曾多次想将这些钱上交，但从深圳传来的消息说有关部门只是查深圳能源公司内部帐目，并未涉及到钦州方面的事情。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此时，我已经骑虎难下，如果我将钱上交，不但害了劳燕，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将划上句号。同时在潜意识里，自己“保管”了这么久又是这么多的钱拱手让人，也舍不得。
　　记者：你刚才说有两个方面，那么促使你这样捞钱的第二个方面又是什么呢？
　　劳平凡：人有时真怪。当初我确实下决心“下不为例”的，可是，就像良家女子堕落风尘一样，有了第一次，就不再害怕和羞耻了。而且我第一次感到有钱真好。
　　记者：从你个人的工资表得知，你年薪高达6万元，已经足够你生活无忧了，干吗还要捞那么多钱？
　　劳平凡：老实说，我的薪金和一般工薪阶层相比还算不错。但和有些人相比，我就成了穷人。比如深圳能源公司驻钦州办事处的一般工作人员，年薪就高达数十万元。我是管辖几千人的老总，却是人家员工薪水的十分之一，我心理极不平衡。
　　
　　想搭权力的“末班车”
　　
　　记者：就因为这原因一再铤而走险？
　　劳平凡：也不尽然。事情出来后我才有时间一个人面壁思过，觉得心理失衡还是次要原因。刚才我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其实在我内心深处，这几年一直有一种紧迫感。想想自己50多岁的人了，在领导岗位上干不了几年了，说退就退了，退了以后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一夜之间就成了个普通百姓，有权不用，就是过期作废，不搭好权力的“末班车”，下站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就萌生了趁末班车捞一把的念头。这个念头一直明里暗里左右着、支配着我的思想、欲望和行动。唉，我想这可能才是我出事的真正原因吧。假若我再年轻10岁或20岁，我会非常谨慎行事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政治前途，钱就不是很重要。
　　记者：你拿那么多钱曾打算怎么用？
　　劳平凡：实际上，我弄了300多万，在我自己和妻儿身上并没花多少。我这个人亲情观念很强，想趁在位时给家族的人谋一些福利。比如，我大把掏钱帮表妹购房和开饭店，为弟弟购铺面、集资参与城镇建设。当然，我也为自己建造了一栋别墅。三百多万几乎花了个精光。
　　记者：你拿了三百多万，怎么还在法庭上叫屈？
　　劳平凡：直到现在我仍感到委屈。原因是这样的：和深圳能源公司的那个项目是我承揽的，根据1992年地矿局的文件，我可以从这个项目中领取430多万元的信息费。而我所拿的这300多万元钱，还没有这个数字多。
　　记者：你这是偷换概念。因为此钱非彼钱。你该得的信息费是一码事，贪污受贿的钱是另一档事。
　　劳平凡：但是假如当初这笔430万的信息费能发给我，也许我就不会去冒着犯罪的风险拿那三百多万。
　　记者：虽然你以罪犯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仍感谢你坦率剖析自己的心迹。最后我想知道，在铁窗内，你感悟到了什么吗？
　　劳平凡：要说感悟，很复杂，想想烧了一辈子香，临老为了赶个“末班车”吃了碗狗肉，结果功亏一簧，后悔莫及啊！
　　
　　记者评论：规则的缺陷
　　
　　据记者了解，所谓的“末班车”心理原出于商业用语，学名“短缺心理”，商家往往在销售行为中利用这种心理进行促销。如果“末班车”心理仅仅只具备商业意义的话，那么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总归是有限的。
　　但是事实是，如今的“末班车”心理已经深入到社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小到左右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例如“症状一”中的小范和路庭包括记者本人，在“末班车”心理的作用下基本丧失判断能力和理性的思考能力。大到制造事故危及性命，例如“症状二”里的考驾照热潮，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考出来的司机将成为“马路杀手”的最大的潜在“力量”，而每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后果向来都是两败俱伤的，无论是金钱还是生命。而更为严重的是，末班车心理完全可以发展到祸国殃民的“绝症”地步，如劳平凡般“晚节”不保的贪官让国家遭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害，不仅仅是物质还有精神。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泛滥的末班车症候群呢？记者认为根源还在于整个社会的短视。我们的社会在制造一个“规范”、一个“办法”甚至是一条“游戏规则”的时候是短视的，往往缺乏深思熟虑，以至于使得这些“规范”、“办法”和“游戏规则”是不具备持续性的，是非常粗糙的。例如2003年以前，国家曾经就法官的司法考试就推出过数次政策，先是全国法院系统命题考试，这个考试在2000年成为末班车，据了解这一年的参考人员规模也是十分可观的，因为国家规定在2002年之前法院可以凭借这个考试任命法官，其后这个考试成绩就作废。接着2002年开始了全国性的司法考试，除了司法系统，社会人员大专学历以上的也可以参加考试，这次司法考试是全国司法考试的第一次，却也是接受大专学历人员报名参考的末班车，结果参考人员也是规模空前，一位从1999年参加法院系统考试到今年9月中旬参加全国司法考试前前后后考了5次的法院女书记员在电话里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考到现在，全是因为碰到好几次末班车，考的人那么多，又一会儿设录取比例，一会儿设分数线，怎么吃得消呢。”而如今的考驾照和当年的司法考试实在是“异曲同工”。假如当初制定“规则”的时候能够考虑得周密一点，目光长远一点，准备充分一点，又何至于在发生变化的时候要“全盘否定”，要动作幅度这么大？正因为这些“规则”在制定之初就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好比当初考驾照，交通法规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驾驶考试就算学习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搞一下突击也能通过，而现在却突然又是增加难度又是改变形式，仿佛突然从唾手可得到千辛万苦，而得到的结果却并没有两样，这自然会令人因觉得缺乏公平而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末班车”现象自然难以避免。
　　另外，如劳平凡这样的“末班车”犯罪如此频繁虽然原因复杂，但其中恐怕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规则”造成的，“规则”让一个人在做出贡献的时候得不到该有的奖励，却让一个人身居高位的时候哪怕一事无成也享受诸多特权，于是如劳平凡所说的“心理不平衡”产生了，“紧迫感”产生了，假如“规则”能够给予一个有功之臣应得的奖励，不让一个因为仅仅拥有官位的人享受特权，不让这些人在离开岗位时因以后和现在的完全不同而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也许会让不少劳平凡们或者保持晚节或者悬崖勒马。
　　我们当然反对“末班车”心理及其表现，但不能指望去消灭人类害怕吃亏的本能，或者完全指望依靠一个人能完全自我控制。当我们批判“末班车”症候群的时候，也许我们更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做的是查找并且根除它产生根源，并准备周密的措施进行制约！否则它所产生的危害将愈发蔓延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