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同在公共场所立孔子像，但这应当是一个民间行为，由一个有公信力的民间机构来主持。
　　
　　一座9.5米高的孔子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后，反对者认为，在发生过五四运动的场所，孔子雕像以九五之尊矗立是一种复古，让人想起洪宪皇帝的尊孔，支持者则说，孔子终于回来了，只有孔子才是中国文化的正道（参见本刊上期评论《孔子等待入场》）。
　　有意思的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双方都发生了分裂，某些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五四新文化的革命或启蒙，继续反孔。而另一些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却赞同孔子的回归，提倡尊孔，只不过前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客观上受益于孔子的思想，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球资本市场同样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持；后者认为，建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法治，需要孔子代表的传统价值作为文化、政治的底线共识。
　　据我个人的观察，大学文学院里按照学科分际，也对矗立孔子雕像抱着不同态度，古代文学研究者多表示赞同，现代文学研究者多表示反对。这场争论反映出在一个剧烈变动、价值真空的时代，人们面对构建一个文化认同而产生的紧张、困惑，甚至焦灼的情绪。为了不致我们这个社会沦为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成为一个毫无道德感的民族共同体，人们希望有一个能够维系人心的共同价值取向。然而，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者，在赞同立孔子雕像的时候，都显示出其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对于许多赞同给孔子立像的人，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出于对现实的道德焦虑感，但他们是否意识到，孔子既然是一个文化伟人，他的思想是长存于人心，而非成为一个偶像。如果矗立一个雕像，中国人的道德就有了希望，这是臆想。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具有多元价值，而是没有任何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相矛盾尤其突出，因为作为自由主义者，本应是赞同多元价值，赞同价值的社会自发性质，而不是赞同规范并监督社会价值的国家行为。
　　国家介入道德建设，很容易提倡一种统一的思想价值。正如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所称：“国家博物馆北广场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博作为积累与承传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家最高殿堂，理应为这一重要区域增添光彩，增加与这一宏伟而庄严的建筑相应的文化含量。”而正是这种政府行为，容易给人以提倡某种国家意识形态，重建政教合一的感觉。我感到，孔子雕像的矗立，不过是这位命途多舛的文化名人再一次被现代人利用来做文章罢了，那些指望这就预示着传统道德复兴的人，最终仍然会失望的。
　　在我看来，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秩序，法律才是其共同底线，因而法律必须具有统一的标准；而道德则是做人的上限，因而可以是多元的，不应当有统一的标准。孔子的价值在于其道德内涵，原儒学说中是推不出宪政法治的。我喜欢真实的孔子，读《论语》时，确有司马迁所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觉，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告诫，也确乎属于普世价值，是我自己做人的标准。但我仍然认为，其他宗教的教徒也有从善的价值准则，非必孔子甚至儒家。
　　更极端地说，道德的底线是法律，如果一个人不爱任何人，但只要他不违法，不为害社会，那就并不构成他是坏人的根据。因此，倡导信仰孔子甚至儒家的思想，只应当限制在私域，而不能扩展至公域。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宣扬和践行儒家价值，却不能认为儒家价值就是全民价值，并试图借助国家权力来推行之。这样做必然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思想一律，二是道德拔高。这样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思维，与五四极端反孔的逻辑是一致的。
　　孔子可以进场，问题是应当怎样进场。总而言之，我赞同在公共场所立孔子像，但这应当是一个民间行为，由一个有公信力的民间机构来主持。同时，除了立孔子像，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纪念的文化名贤，如近代的黄宗羲、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他们都应当立像，一如国博馆长吕章申所言，让今人面对他们，“为我们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发出许多感慨”。同时也让世界知道，中国人真正崇敬的不是权力者，而是那些思想者。
　　或许，这才是我们寻求道德重建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