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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龙村——坐牛车的都市女郎》是陈元珍关于土改运动经历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呈现女性在男权中心话语社会中的弱势与受压迫。在道德的戒尺下，女性被剥夺话语权，被禁锢本能的情欲，人性遭到扭曲，这些性别图景的反思至今依然深有力量。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男权 中心教育 文化观念
陈元珍（1932一，Yuant sung-Chen），女。原籍上海，曾移居美国，现定居香港。1980年以其在甘肃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亲身经历为题材，写成自传体长篇小说《The Dragon’s Village》，受到美国文学界重视，上百个大学将此书列为学生研究中国历史、妇女等问题的必读书。后于1990年出版中文版本《龙村——坐牛车的都市女郎》。
该书透过主人公关玲玲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实况提出反思，充满女性主义思考，从女性的身份认同与利益捍卫延伸到妇女权益维护，观照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受压迫的处境。
1.受教育女性的自由之义
城市女性看似拥有消费自由，但以男性的审美需求为标尺的消费自由，实则是变相的禁锢。Mary Holmes认为，女性并非天然地就能实现对女性美丽和行为的期待，而是要涉及大量工作，逐步将女性的身体商品化。
沦陷在消费主义的女人并不自由，花费大量时间与劳动迎合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她一会儿用这个名牌的冷霜，一会儿用那种名牌的香粉，想青春常驻。她越穿得花花绿绿，效果越糟……有没有哪个的身材像我母亲那样臃肿？”受新教育启蒙的女性看似有独立思考能力，实则加重了女性间的压迫——关玲玲的好友马莉对母亲只有批判，缺乏同理心，没能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观照个人的无奈，无意中加重女性对女性的压制。
社会文化将“外面世界”描绘得惊险，使得女性虽有走出家门的身体能力，却被观念牢牢束缚在家中。“我向往书里人物曲折离奇的遭遇……这些跑遍天涯海角的人物都是男性，而我是女的。我只能在幻想中走南闯北，历尽艰险，最后凯旋荣归，功德圆满”。不敢走出家门的女性，失去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无法接收多元文化信息，只会不断加深对外界的刻板印象。后来，关玲玲逐渐意识到男性的制约，重寻主体自由：“我的命运是由我自己决定。我参不参加土改革命，是我自己的事，任何男人无权过问。”
符号化联结的言论想象剥夺了女性活动空间。“贫民窟”常被视为与恶、犯罪等符号联系在一起。马莉走出观念的禁锢，深入贫民窟，发现当地住民对她多有协助；在消除偏见的同时，走向自由之地。
2.家庭教育植入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
中上层阶级女性虽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她们所受教育只为增加女性取悦男性的筹码，并非为了培养独立自主的一代。“应酬功夫却不得不高，适合我们上流社会的身份。我们不但在学校里学的是这一套，而且家庭教师教的也是这一套……结婚是我们终身的职业……成功或失败，在此一举”。这一代出身中产阶级的少女铸就了以爱情与家庭为行为取向的价值观，本应是强调独立人格的艺术修养反而成为加速她们沦丧独立思想的工具。
农村呈现出另一种家庭性别教育图景，在这里更明显地看到女性的自主话语权几近完全丧失，只能依凭父亲、丈夫乃至儿子的意志行事（当丈夫力量逐渐衰弱，儿子继承父亲权力，母亲也要听命于儿子）。在“父亲—丈夫—儿子”的权力交接中，男性将所有权力紧紧地收于掌中，女性没有伸展自由意志的空间。比如，农村女性秀英参选干部，母亲夹鸡腿给她为她打气，“弟弟扔下筷子，赌气不吃”，因为“他从来和他父亲同享男的特权，分吃两条鸡腿”；秀英从没吃过鸡腿，“她自小学的规矩，只有男人吃饭朝南坐，让人伺候”。
虽然秀英从识字班接受文化教育，参加了基层选举，但男权阴影始终笼罩在她的意识里。“听，我爸又在打我妈了。”秀英向玲玲解释“我爸人好，顶多刮我妈一巴掌。他不会往死里打”，认为这是父亲的宽恕。秀英早已习惯依附在父亲的权力逻辑中，失去对母亲应有的理解，交出自己的权力。在玲玲到来之前，秀英所接触的社会关系只通行男权中心一种逻辑，她的世界绝对封闭，从不认为自己是有反抗命运的可能，甚至反过来歌颂施虐者。
3.神明鬼魂一类观念力量的打压
在乡村，除了现实中对妇女的压迫力量外，还有神明鬼魂等一类说法对妇女进行精神压迫。比如有个小寡妇，愚昧又可怜，死去的丈夫通过世俗观念的力量，依然发挥强大有效的影响力，剥夺了小寡妇正常的生理权力。玲玲目睹小寡妇举止失常，“想起赵大娘说她（小寡妇）半夜和死去的丈夫会晤交欢”，推断小寡妇“长夜难熬，只能在梦中满足她的欲望。她害怕梦中诱奸他的男人是魔道鬼怪的化身，醒来后觉得对不起‘丈夫’”。于是小寡妇偷挖蛤蟆心，放在枕头下驱鬼，后拿出来摔打，希望鬼怪离开。失常的举动符应的是寡妇的性欲被扭曲为不洁、不道德，社会文化使她产生愧疚感，束缚她的自由心志。
女性贞洁之名成为确保社会地位的荣冠，“不洁”的女性必须承受莫须有的骂名，接受谴责。“破鞋”取代一个女性的本名，成为她的代号；个体的生存被漠视，取而代之是将她归入一个群体，被妖魔化对待。当被称“破鞋”的女人和玲玲走夜路，破鞋叮嘱玲玲别让野鬼把挂在她耳朵上两个小灯笼吹灭了。玲玲好奇“小灯笼”的意义，破鞋大哭“你是大闺女，你有。我是什么人，我配有？我要托你的福，躲过野鬼”。女性自轻自贱，充满悲哀之感。
这些不存在的鬼魂真实地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建構，成了道德制约的有力武器，震慑不服从男权规范的女性，使得女性的正常情欲受到残酷打压。
《龙村》呈现的性别图景、问题与反思在今天看来仍相当具有启发性。文本观照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所面对的受压迫命运，所有记录与反思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性别不平等的压迫下，女性如何逃脱不平等的钳制，寻求性别正义，活出自由之景？这个巨大的疑问，是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核心要义。
参考文献：
[1]陈元珍.龙村——坐牛车的都市女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
[2]Mary Holmes，谢明珊译.性别社会学导读[M].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2，1.
[3]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3，1.
[4]黄文湘.海外华裔精英（第三辑）[M].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1991，2.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男权 中心教育 文化观念
陈元珍（1932一，Yuant sung-Chen），女。原籍上海，曾移居美国，现定居香港。1980年以其在甘肃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亲身经历为题材，写成自传体长篇小说《The Dragon’s Village》，受到美国文学界重视，上百个大学将此书列为学生研究中国历史、妇女等问题的必读书。后于1990年出版中文版本《龙村——坐牛车的都市女郎》。
该书透过主人公关玲玲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实况提出反思，充满女性主义思考，从女性的身份认同与利益捍卫延伸到妇女权益维护，观照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受压迫的处境。
1.受教育女性的自由之义
城市女性看似拥有消费自由，但以男性的审美需求为标尺的消费自由，实则是变相的禁锢。Mary Holmes认为，女性并非天然地就能实现对女性美丽和行为的期待，而是要涉及大量工作，逐步将女性的身体商品化。
沦陷在消费主义的女人并不自由，花费大量时间与劳动迎合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她一会儿用这个名牌的冷霜，一会儿用那种名牌的香粉，想青春常驻。她越穿得花花绿绿，效果越糟……有没有哪个的身材像我母亲那样臃肿？”受新教育启蒙的女性看似有独立思考能力，实则加重了女性间的压迫——关玲玲的好友马莉对母亲只有批判，缺乏同理心，没能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观照个人的无奈，无意中加重女性对女性的压制。
社会文化将“外面世界”描绘得惊险，使得女性虽有走出家门的身体能力，却被观念牢牢束缚在家中。“我向往书里人物曲折离奇的遭遇……这些跑遍天涯海角的人物都是男性，而我是女的。我只能在幻想中走南闯北，历尽艰险，最后凯旋荣归，功德圆满”。不敢走出家门的女性，失去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无法接收多元文化信息，只会不断加深对外界的刻板印象。后来，关玲玲逐渐意识到男性的制约，重寻主体自由：“我的命运是由我自己决定。我参不参加土改革命，是我自己的事，任何男人无权过问。”
符号化联结的言论想象剥夺了女性活动空间。“贫民窟”常被视为与恶、犯罪等符号联系在一起。马莉走出观念的禁锢，深入贫民窟，发现当地住民对她多有协助；在消除偏见的同时，走向自由之地。
2.家庭教育植入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
中上层阶级女性虽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她们所受教育只为增加女性取悦男性的筹码，并非为了培养独立自主的一代。“应酬功夫却不得不高，适合我们上流社会的身份。我们不但在学校里学的是这一套，而且家庭教师教的也是这一套……结婚是我们终身的职业……成功或失败，在此一举”。这一代出身中产阶级的少女铸就了以爱情与家庭为行为取向的价值观，本应是强调独立人格的艺术修养反而成为加速她们沦丧独立思想的工具。
农村呈现出另一种家庭性别教育图景，在这里更明显地看到女性的自主话语权几近完全丧失，只能依凭父亲、丈夫乃至儿子的意志行事（当丈夫力量逐渐衰弱，儿子继承父亲权力，母亲也要听命于儿子）。在“父亲—丈夫—儿子”的权力交接中，男性将所有权力紧紧地收于掌中，女性没有伸展自由意志的空间。比如，农村女性秀英参选干部，母亲夹鸡腿给她为她打气，“弟弟扔下筷子，赌气不吃”，因为“他从来和他父亲同享男的特权，分吃两条鸡腿”；秀英从没吃过鸡腿，“她自小学的规矩，只有男人吃饭朝南坐，让人伺候”。
虽然秀英从识字班接受文化教育，参加了基层选举，但男权阴影始终笼罩在她的意识里。“听，我爸又在打我妈了。”秀英向玲玲解释“我爸人好，顶多刮我妈一巴掌。他不会往死里打”，认为这是父亲的宽恕。秀英早已习惯依附在父亲的权力逻辑中，失去对母亲应有的理解，交出自己的权力。在玲玲到来之前，秀英所接触的社会关系只通行男权中心一种逻辑，她的世界绝对封闭，从不认为自己是有反抗命运的可能，甚至反过来歌颂施虐者。
3.神明鬼魂一类观念力量的打压
在乡村，除了现实中对妇女的压迫力量外，还有神明鬼魂等一类说法对妇女进行精神压迫。比如有个小寡妇，愚昧又可怜，死去的丈夫通过世俗观念的力量，依然发挥强大有效的影响力，剥夺了小寡妇正常的生理权力。玲玲目睹小寡妇举止失常，“想起赵大娘说她（小寡妇）半夜和死去的丈夫会晤交欢”，推断小寡妇“长夜难熬，只能在梦中满足她的欲望。她害怕梦中诱奸他的男人是魔道鬼怪的化身，醒来后觉得对不起‘丈夫’”。于是小寡妇偷挖蛤蟆心，放在枕头下驱鬼，后拿出来摔打，希望鬼怪离开。失常的举动符应的是寡妇的性欲被扭曲为不洁、不道德，社会文化使她产生愧疚感，束缚她的自由心志。
女性贞洁之名成为确保社会地位的荣冠，“不洁”的女性必须承受莫须有的骂名，接受谴责。“破鞋”取代一个女性的本名，成为她的代号；个体的生存被漠视，取而代之是将她归入一个群体，被妖魔化对待。当被称“破鞋”的女人和玲玲走夜路，破鞋叮嘱玲玲别让野鬼把挂在她耳朵上两个小灯笼吹灭了。玲玲好奇“小灯笼”的意义，破鞋大哭“你是大闺女，你有。我是什么人，我配有？我要托你的福，躲过野鬼”。女性自轻自贱，充满悲哀之感。
这些不存在的鬼魂真实地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建構，成了道德制约的有力武器，震慑不服从男权规范的女性，使得女性的正常情欲受到残酷打压。
《龙村》呈现的性别图景、问题与反思在今天看来仍相当具有启发性。文本观照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所面对的受压迫命运，所有记录与反思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性别不平等的压迫下，女性如何逃脱不平等的钳制，寻求性别正义，活出自由之景？这个巨大的疑问，是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核心要义。
参考文献：
[1]陈元珍.龙村——坐牛车的都市女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
[2]Mary Holmes，谢明珊译.性别社会学导读[M].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2，1.
[3]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3，1.
[4]黄文湘.海外华裔精英（第三辑）[M].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