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万比洛夫(1937－1972)，前苏联著名剧作家，生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主要在当地从事戏剧创作，1960年毕业于伊尔茨克大学文史系，1962年开始发表剧作，到1972年不幸遇难贝加尔湖，十年问共写了七部主要的戏剧：《六月的离别》(两幕喜剧)、《长子》(两幕喜剧)、《打野鸭》(三幕剧)、《外省轶事》(二部悲喜剧)、《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两幕正剧)、《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独幕喜剧)、《约会》，这些戏剧几乎都被万比洛夫标为喜剧或正剧，只有《外省轶事》被标上了悲喜剧。万比洛夫从不给自己的戏剧标为“悲剧”，在万比洛夫所写的戏剧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悲剧。正如中国古典悲剧经常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即“寓哭于笑”的写法一样，万比洛夫采用了一种悲剧化的手法写喜剧，即“寓笑于哭”的手法，使人在笑后回味无穷，而且越回味，越感到忧伤。
　　伟大的戏剧艺术家卓别林也是将悲剧当成喜剧来演的，他希望他的观众即使在感受人生的悲剧时，也能获得一点喜剧式的欢乐。他说：“我从伟大的人类悲剧出发，创造了自己的喜剧体系。”
　　万比洛夫也是如此，只不过他是把悲剧当喜剧来写的。当然他的喜剧不同于传统的喜剧。它们比传统的、单纯的喜剧复杂得多。
　　传统的喜剧理论是从雅里斯多德开始，他在《诗学》中将喜剧界定为“喜剧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所谓较差，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同感的丑陋或乖谬”：而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则认为，喜剧主要是指讽刺、挖苦那些追逐名利，或以不现实的空幻的行动为严肃目标，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喜剧人物。
　　万比洛夫笔下的人物，主要的都是小人物。工人、林区的农民、大学生、落魄的乐师、小学教师、青年工程师等等。他对这些小人物的处境非常熟悉，对他们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万比洛夫对这些小人物十分同情，为他们的遭遇呐喊。他剧本巾的一些青年形象，如塔尼娅(《六月的离别》)、瓦莲京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加林娜(《打野鸭》)等都是美与善的化身，但是另外一些人，如齐洛夫(《打野鸭》)、沙曼诺夫(《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科列索夫(《六月的离别》)、布西金(《长子》)等，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苏联社会中一些有道德缺陷的人物，虽然不是坏人，但也不是理想中的二十世纪青年。作者对他们表示一种惋惜，对他们寄托着淡淡的希望，希望他们改邪归正，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人。
　　在万比洛夫的戏剧里，喜剧是被作为一种手法来运用的。但万比洛夫的喜剧手法与传统的喜剧手法不同。传统的喜剧可以用伯格森的观点来显示。伯格森认为，“喜剧性是某种机械的东西镶嵌在活的生命之上，喜剧人物被拨掉了人的特征，他只会装腔作势，做些机械的动作，当这些动作被“打断”或完结时，令人松了一大口气，产生了滑稽或笑。”而万比洛夫的喜剧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种喜剧：“怎样尊敬和轻视喜剧作家自己，他也怎样去尊敬和轻视一切人：他怎样去爱和嘲笑他自己，他也怎样去爱和嘲笑其他人，因为他对自己所嘲笑的，多少也是每个人身上都含有的。于是最后，这幽默就是一个人达到这个境界：人世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可怜的，既值得笑，也值得同情；每一种幽默里都包含着笑和悲哀。”
　　正因为如此，正剧因素、悲剧因素、闹剧因素这些看似不相容的东西，在万比洛夫的喜剧里，却被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使喜剧成为一个融各种戏剧因素于一身的和谐、完美的融合体。同时又是一个生活的整体。
　　《长子》讲的是喜好恶作剧的大学生布西金和浪荡青年西尔瓦为了寻找可以过一夜的安身之处，闯入萨拉法诺夫老头家里，在偶然的巧合中得知老人二十多年前的罗曼史，便谎称自己是老人从未谋面的长子，而且得到了老人的信任，以至于当布西金想结束这场恶作剧而说出真相时，老人却痛苦地叫道：“我不信!我不明白!我不想知道这一点!你是我真正的儿子!”。该剧的情节荒诞、可笑。但是，当我们读完这部喜剧时，震撼我们的并不是荒诞的戏剧情节，而是隐藏在该情节之后的令人伤心的萨拉法诺夫老人的生存状态：孤独的老年生活。身为音乐家的萨拉法诺夫为人正直，不会逢迎拍马，因此失去了在歌剧院的工作，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送葬队伍里吹黑管。为了不失体面，老人向儿女隐瞒了这一事实，而儿女们早已知道父亲的现状，但是他们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可见老人与亲生儿女是缺乏交流的，萨拉法诺夫生活在孤独和寂寞之中，老人渴望摆脱孤独，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爱与信任。这种渴望的满足最终不是从亲生儿女那里得到的，而是来自一个“骗子”那里。这种喜剧味极强的反差显示出一种荒诞感，是一种真正的“含泪的笑”。这一出看似荒诞不经的闹剧中暗含着的是剧作家对当代人精神状态的不安与无奈，是剧作家对人的冷漠与心灵隔阂的无奈。
　　《密特朗巴什事件》写外省旅店经理卡洛申以貌取人，顶撞了一个从莫斯科出差来的旅客。由于不清楚这个人的职务“密特朗巴什”是“排字工”的意思，以为是部里的大人物驾到，恐惧万分，想靠装疯卖傻逃脱，却真的心脏病复发，差点送了性命。该剧剧情本身的荒诞性平添了喜剧效果。但是，剧作家一方面是对卡洛申惧官心理的讽刺，抨击他的“官经”，另一方面又写了另一个细节：卡洛申的老婆要抛弃他，同情夫结婚。后遭到情夫拒绝又回到卡洛申身边，表示要和他白头偕老。作者的用意是揭示卡洛申生存的环境：妻子与其情夫的丑恶表演，夫妻之间的虚伪与欺诈构成了一个可怕的，令人反思的生存空间。正是这一点唤起了观众对卡洛申和他老婆的同情，同时也对自己的生存空间进行反省。该剧超越了讽刺喜剧的局限，成了一个喜中有悲的万比洛夫似的喜剧。
　　《与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更是将悲喜剧的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该剧讲述的是农艺师赫木托夫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一百元钱借给身无分文、出差在外的发货员乌加洛夫和司机安丘金，结果他的这一行为不但没得到发货员和司机的感激，反而促使他们将农艺师拥绑在旅馆房间里并叫来了左邻右舍的旅客对农艺师加以审问。一时间，推销员、司机、旅馆服务员、巡回演出的提琴手、旅行结婚的工程师都参与了对农艺师的审问，他们一定要问出农艺师这一异常举动的险恶用心。该剧的情节和冲突十分荒诞，似乎超出了现实生活，以至于1962年作家将剧本初稿拿去发表时，编辑认为作者不懂生活，剧中情节脱离生活，因为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像农艺师这样的人。编辑的观点恰恰证明了剧作家的意图。万比洛夫写该剧的目的不在于农艺师慷慨解囊的动机和助人为乐的行为。而在于他人在对这一举动的困惑、不解、甚至误解和无端推测之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恶。在剧中除了女大学生法英娜相信农艺师这样做是出于真心外，其他人都称农艺师为“骗子”、“神经病”、“醉鬼”等等，要把他送到疯人院去。“天 使”在这二十分钟的遭遇，充分暴露了人的庸俗、势力、麻木、虚伪等各种灵魂深处的痼疾，是对“博爱”的巨大讽刺。当观众看到最后时会不由自主地对当下社会进行反思，于是，荒诞可笑的剧情变成了忧伤的、沉重的思考。
　　《打野鸭》是万比洛夫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受争议的戏，该剧的基本情节是齐洛夫收到朋友们送来的花圈后的六段回忆。在第一段回忆写齐洛夫邀请他的几个朋友去庆贺他的乔迁之喜，朋友们纷纷前来。其中也包括奇洛夫的领导古沙克。齐洛夫为了讨好领导竟然安排古沙克与自己的情人薇拉在自己家里约会。第二个回忆在齐洛夫办公室——中央科技情报所。通过一个女孩误以为这里是报社编辑部来登启事，描写了他弄虚作假、玩忽职守，甚至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是否该在方案上签字。同时这也是对其上司的极大讽刺，因为他明白哪种方案到上司那里都一样。第三个回忆在齐洛夫家里，是他与妻子关于家庭和爱情的一场谈话。齐洛夫爱自己的妻子，但不能持久，他总想寻求一种刺激，一种新的感受，于是和情人打得火热。第四个回忆是在技术情报所，齐洛夫收了父亲病危的电报，可他没有表现出哀伤，反而去与依琳娜约会，在他眼里，生身父亲的去世远不如他的享乐重要。第五个回忆也发生在齐洛夫家里，妻子决定永远离开他。第六个回忆在咖啡馆，他喝醉后痛斥在场的朋友们。朋友们送花圈进行报复，绝望之际，齐洛夫决定自杀，但没有成功。
　　从整个剧情来看该剧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正剧，它的喜和悲又体现在哪里呢?
　　 该剧的喜剧因素主要体现细节的运用上。朋友们为活着的齐洛夫送来了花圈，齐洛夫将自己的情人让给上司并安排他们在自己的新居约会：齐洛夫与萨亚宾在办公室里以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是否签字；齐洛夫的情人薇拉送给齐洛夫一只大丝绒公猫做礼物等等，这些情节都充满着荒诞、可笑，给该剧增添了喜剧色彩。
　　该剧的悲在于剧作家并不是要塑造一个对工作三心二意、对上司溜须拍马、对妻子虚情假意的所谓反面典型，在这里齐洛夫的这些行为和精神面貌都旨在渲染一个内心孤独者的形象。他的玩世不恭源于内心的痛苦，源于他所生存的环境，他聪明灵活，理智清醒，能看透一切是与非，但却不能为自己找到生活的动力，他感到自己斗不过周围的势力，感到现实生活没有出路。因此，在这部戏里，齐洛夫的这些违背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并不会简单地成为读者和观众批判的对象，而是促使人们去思考当代社会中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处的可悲的环境，思考他的灵魂所面临的精神枷锁。从而使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及生存状态产生一种恐惧：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于是在喜剧的情节上罩上了悲剧色彩。
　　同样，被万比洛夫称为喜剧的《六月的离别》、正剧的《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都具有独特的喜剧风格，从而成为各种戏剧因素融合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