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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上海军政部审讯法庭上，李香兰被以“文化汉奸”罪判处死刑，此事轰动一时。作为当时中国著名的歌手和演员，以一曲《夜来香》走红的李香兰，如何与汉奸挂上了钩？所有人都蒙了。而命悬一线之际，她说出了更让人震惊的一句话：“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
在中国土生土长，却是日本人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父母是日本人。父亲山口文雄因仰慕中国文化，早年来到中国“满铁”（日本傀儡政权办的公司）任职。
1920年，淑子出生在中国辽宁。后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往抚顺，其童年就在此度过。她从小喜欢音乐，左邻右舍的中国孩子都是她的好友。
然而，1932年的“平顶山惨案”给她的童年留下了永久的阴影。三千余名无辜的中国百姓被日军屠杀，儿时最好的玩伴也在惨案中死去。12岁的淑子开始懵懂地认识到，自己是日本人这件事不能轻易向外人提起。
后来，他们一家又迁往沈阳。当时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为了保护年幼的淑子，父亲山口文雄让她先后认亲日派军阀李季春、汉奸潘毓桂为义父。李季春给淑子取了个极富中国情调的名字——李香兰，而潘毓桂又为她取名为潘淑华。
淑子13岁时，她以潘淑华女儿的身份在翊教女子中学念书，并住在潘家，慢慢养成了中国人的习惯。除了潘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位密友，学校里没人知道她是日本人。当时中日关系非常紧张，这让自知是日本人的淑子非常尴尬。
在和同学们参加的一个抗日集会上，谈及“假如中日开战怎么办”时，同学们群情激奋，只有淑子一直低着头。一个是养育自己的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她不知如何抉择，最后轮到她表态时，她竟脱口而出：“我选择站在城墙上。一旦开战，两方的子弹都会打中我，我会第一个死去。”
同学们激进的抗日情绪让她非常恐惧，因为害怕有生命危险，她从此对身份守口如瓶。
大红大紫，沦为日本人的宣传工具
隐瞒了身份上学后，她的确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也曾一度忘了自己是日本人。
上学期间，她和流亡的俄罗斯少女柳芭成了朋友，并经其推荐，拜白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学习唱歌，还获得了在大和酒店（日本人开的酒店）独唱的机会。
独唱会那天，淑子穿着和服规规矩矩地唱了一曲《荒城之月》。清澈的嗓音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也引起了满洲电影协会（日本控制下宣传“中日亲善”的电影机构）的注意。
他们相中了淑子的歌唱天赋和特殊出身，并动员她入会，以“李香兰”为艺名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最初，他们让李香兰演唱毫无政治倾向的《渔家女》《昭君怨》等中国歌曲，后来更以一曲《夜来香》声名大噪。
李香兰走红后，内心非常欢喜。但她不知道，她的歌唱事业只是宣传“中日亲善”的铺垫而已。
有了名气后，日本人开始让李香兰演出一些替日军宣传的电影，李香兰得知后非常矛盾。但面对“满映”条约的威胁，她只好硬着头皮出演了《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
在那个娱乐甚少的乱世，李香兰的影片备受争议，却抵挡不住人们对她的喜爱。
李香兰总是无一例外地饰演爱上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子，“中日亲善”的主题非常明显。不知不觉中，她便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李香兰，怎么会想到这些影片成了之后指控她是“文化汉奸”的罪证。
洗不去的“李香兰”
随着年龄增长，朋友提醒李香兰，如果再替“满映”演戏，很快会成为众矢之的。
逐渐认清自己的处境后，李香兰决定从“满映”辞职，去上海发展。“满映”虽不太想放人，但因李香兰的坚持，加上他们还有更多的新星候选人，便同意了。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日本在中国的气焰已大不如从前。李香兰在上海加入“中华电影公司”后，拍摄了一部以林则徐禁烟为题材的《万世流芳》。此片让她成功转型，在满洲以外的中国地区家喻户晓。
然而，随着名气的增大，李香兰越来越不安：如果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一个日本人，他们会怎么想？
1944年，她决定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公布自己的国籍。然而，话到嘴边，耳边却响起经纪人的警告：“你想想如今的中日局势，公布身份后你能承担后果吗？”最终，当有个记者问起，你是中国人，之前却为何要出演辱国电影时，她只能鞠躬道歉：“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向大家赔罪。”
后来，李香兰开始专注歌唱事业，《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歌曲，令她一举成为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艺术生涯达到巅峰。1945年6月，她在上海光明大剧院举行“夜来香幻想曲”演唱会，也获得了空前成功。
然而这份盛景好似回光返照，并未持续多久。
两个月后，日本投降，国内开始清算汉奸。李香兰因之前的辱国电影，被以“文化汉奸”罪判处死刑。监狱中，她战战兢兢，一听到汽车的声音就吓得躲起来。
她无力辩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却不想，童年密友柳芭从她父母处带来了她的身份证明。一句“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震惊和激怒了所有中国百姓，纷纷要求处死她！李香兰流着泪，一再鞠躬道歉，对自己曾经的欺骗深深忏悔……
李香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遣返回日本。1946年2月，她登上了“云仙号”回日本。当船驶离中国码头时，远处适时飘来了《夜来香》的歌声，她忍不住浑身颤抖，喃喃自语：“别了，中国……”
做回命运的主人
回到日本，李香兰恢复了山口淑子的身份。但她很不适应在日本的生活，毕竟她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加之很多日本人不认同她日本人的身份，对她指指点点，她一度忧思成疾，花了两年时间才走出来。
她决定重新振作，继续自己喜欢的电影事业，拍摄了《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此片红遍日本，确立了她在日本影坛的地位，但她并未止步于此。
她不断充实自己，远赴好莱坞学习唱歌、表演，学习英语、法语。还应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之邀，拍摄《金瓶梅》等电影，成为扮演潘金莲的第一人。
事业红火发展时，李香兰也邂逅了与之相伴一生的伴侣——小她8岁的外交官大鹰弘。但“老妻少夫”和巨大的身份差异使他俩的结合遭到所有人反对。于是，1958年，她干脆退出娱乐圈，做起了外交官夫人，并一直活跃在政坛上。
1969年，已经49岁的李香兰担任富士电视台记者，前往越南、中东等前线采访，报道动荡的局势、难民生存状况，因此获得日本“电视大奖优秀个人奖”。
1974年，她竞选议员，后担任国会议员。在她在任的18年中，一直致力于协助中日重修旧好。即使退休后，她也积极致力于解决战时慰安妇等问题，获政府二级勋章。
晚年的李香兰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教育日本青年莫忘历史，并在回忆录中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全都是事实呀！”
2005年，已经85岁高龄的李香兰公开发表文章，劝诫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2014年9月7日，94岁的李香兰在日本安然离世。
13岁出道，17岁走红，24岁攀上事业巅峰，26岁黯然回国……前半生，李香兰没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后半生，她用忏悔和独立，终于拿回了属于“李香兰”的话语权。
在中国土生土长，却是日本人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父母是日本人。父亲山口文雄因仰慕中国文化，早年来到中国“满铁”（日本傀儡政权办的公司）任职。
1920年，淑子出生在中国辽宁。后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往抚顺，其童年就在此度过。她从小喜欢音乐，左邻右舍的中国孩子都是她的好友。
然而，1932年的“平顶山惨案”给她的童年留下了永久的阴影。三千余名无辜的中国百姓被日军屠杀，儿时最好的玩伴也在惨案中死去。12岁的淑子开始懵懂地认识到，自己是日本人这件事不能轻易向外人提起。
后来，他们一家又迁往沈阳。当时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为了保护年幼的淑子，父亲山口文雄让她先后认亲日派军阀李季春、汉奸潘毓桂为义父。李季春给淑子取了个极富中国情调的名字——李香兰，而潘毓桂又为她取名为潘淑华。
淑子13岁时，她以潘淑华女儿的身份在翊教女子中学念书，并住在潘家，慢慢养成了中国人的习惯。除了潘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位密友，学校里没人知道她是日本人。当时中日关系非常紧张，这让自知是日本人的淑子非常尴尬。
在和同学们参加的一个抗日集会上，谈及“假如中日开战怎么办”时，同学们群情激奋，只有淑子一直低着头。一个是养育自己的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她不知如何抉择，最后轮到她表态时，她竟脱口而出：“我选择站在城墙上。一旦开战，两方的子弹都会打中我，我会第一个死去。”
同学们激进的抗日情绪让她非常恐惧，因为害怕有生命危险，她从此对身份守口如瓶。
大红大紫，沦为日本人的宣传工具
隐瞒了身份上学后，她的确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也曾一度忘了自己是日本人。
上学期间，她和流亡的俄罗斯少女柳芭成了朋友，并经其推荐，拜白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学习唱歌，还获得了在大和酒店（日本人开的酒店）独唱的机会。
独唱会那天，淑子穿着和服规规矩矩地唱了一曲《荒城之月》。清澈的嗓音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也引起了满洲电影协会（日本控制下宣传“中日亲善”的电影机构）的注意。
他们相中了淑子的歌唱天赋和特殊出身，并动员她入会，以“李香兰”为艺名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最初，他们让李香兰演唱毫无政治倾向的《渔家女》《昭君怨》等中国歌曲，后来更以一曲《夜来香》声名大噪。
李香兰走红后，内心非常欢喜。但她不知道，她的歌唱事业只是宣传“中日亲善”的铺垫而已。
有了名气后，日本人开始让李香兰演出一些替日军宣传的电影，李香兰得知后非常矛盾。但面对“满映”条约的威胁，她只好硬着头皮出演了《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
在那个娱乐甚少的乱世，李香兰的影片备受争议，却抵挡不住人们对她的喜爱。
李香兰总是无一例外地饰演爱上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子，“中日亲善”的主题非常明显。不知不觉中，她便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李香兰，怎么会想到这些影片成了之后指控她是“文化汉奸”的罪证。
洗不去的“李香兰”
随着年龄增长，朋友提醒李香兰，如果再替“满映”演戏，很快会成为众矢之的。
逐渐认清自己的处境后，李香兰决定从“满映”辞职，去上海发展。“满映”虽不太想放人，但因李香兰的坚持，加上他们还有更多的新星候选人，便同意了。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日本在中国的气焰已大不如从前。李香兰在上海加入“中华电影公司”后，拍摄了一部以林则徐禁烟为题材的《万世流芳》。此片让她成功转型，在满洲以外的中国地区家喻户晓。
然而，随着名气的增大，李香兰越来越不安：如果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一个日本人，他们会怎么想？
1944年，她决定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公布自己的国籍。然而，话到嘴边，耳边却响起经纪人的警告：“你想想如今的中日局势，公布身份后你能承担后果吗？”最终，当有个记者问起，你是中国人，之前却为何要出演辱国电影时，她只能鞠躬道歉：“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向大家赔罪。”
后来，李香兰开始专注歌唱事业，《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歌曲，令她一举成为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艺术生涯达到巅峰。1945年6月，她在上海光明大剧院举行“夜来香幻想曲”演唱会，也获得了空前成功。
然而这份盛景好似回光返照，并未持续多久。
两个月后，日本投降，国内开始清算汉奸。李香兰因之前的辱国电影，被以“文化汉奸”罪判处死刑。监狱中，她战战兢兢，一听到汽车的声音就吓得躲起来。
她无力辩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却不想，童年密友柳芭从她父母处带来了她的身份证明。一句“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震惊和激怒了所有中国百姓，纷纷要求处死她！李香兰流着泪，一再鞠躬道歉，对自己曾经的欺骗深深忏悔……
李香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遣返回日本。1946年2月，她登上了“云仙号”回日本。当船驶离中国码头时，远处适时飘来了《夜来香》的歌声，她忍不住浑身颤抖，喃喃自语：“别了，中国……”
做回命运的主人
回到日本，李香兰恢复了山口淑子的身份。但她很不适应在日本的生活，毕竟她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加之很多日本人不认同她日本人的身份，对她指指点点，她一度忧思成疾，花了两年时间才走出来。
她决定重新振作，继续自己喜欢的电影事业，拍摄了《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此片红遍日本，确立了她在日本影坛的地位，但她并未止步于此。
她不断充实自己，远赴好莱坞学习唱歌、表演，学习英语、法语。还应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之邀，拍摄《金瓶梅》等电影，成为扮演潘金莲的第一人。
事业红火发展时，李香兰也邂逅了与之相伴一生的伴侣——小她8岁的外交官大鹰弘。但“老妻少夫”和巨大的身份差异使他俩的结合遭到所有人反对。于是，1958年，她干脆退出娱乐圈，做起了外交官夫人，并一直活跃在政坛上。
1969年，已经49岁的李香兰担任富士电视台记者，前往越南、中东等前线采访，报道动荡的局势、难民生存状况，因此获得日本“电视大奖优秀个人奖”。
1974年，她竞选议员，后担任国会议员。在她在任的18年中，一直致力于协助中日重修旧好。即使退休后，她也积极致力于解决战时慰安妇等问题，获政府二级勋章。
晚年的李香兰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教育日本青年莫忘历史，并在回忆录中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全都是事实呀！”
2005年，已经85岁高龄的李香兰公开发表文章，劝诫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2014年9月7日，94岁的李香兰在日本安然离世。
13岁出道，17岁走红，24岁攀上事业巅峰，26岁黯然回国……前半生，李香兰没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后半生，她用忏悔和独立，终于拿回了属于“李香兰”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