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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当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至今为止在过去的70个春秋里，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无不感受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又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再有一年的时间，这块广袤的国土上再也不会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了。但是我们不会停下脚步，我们要继续向着建设更加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目标前进。
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由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有多个，为什么只有我们华夏文明从未间断过？这是长期以来历史学界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西方的不少历史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地理环境，我认为还有一个比地理环境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中国为什么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截面，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先贤早早地就把“天下意识”镶嵌在民族文化殿堂中最崇高的位置上，它成为我们历代文化精英的精神支柱，是这座不倒的精神支柱，才使得中华文明虽经历风风雨雨，却始终顽强屹立，不懈地追求民族统一，捍卫领土的完整。而别的古文明体之所以发生历史断裂，甚至消亡，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类似的能凝聚起全民族的这股精神力量。
仔细诠释一下“天下意识”中的“天下”，我发现它比外来词语——“社会意识”中的“社会”更具有感召力，它能让历朝历代的文化精英自觉地将自身降格为遵从者，在心中仰望“天下意识”时，所有的文化精英都会产生强烈的使命感，成为甘愿奉献自己全部身心的原生动力，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这种精神的逼真写照。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总是在催生着一代又一代这样的精英群体，这个民族所造就的文明体必然会与日月同辉。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民族开化了那么久远，却一直以波浪形的曲线向前推演，有似正弦曲线的起伏规律，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黄炎培周期律”所揭示的异象。什么原因？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内部。
我国国土辽阔，四周有天然屏障拱卫，围成一片广袤的华夏沃土，久而久之，滋养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体。这个文明体的农耕性质就决定了我们民族文化虽有非同一般的聚合力，却缺乏对外不断开拓、对内执着格物的创新精神，这样的对中国这个农耕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暗合了农人社会每年春耕夏管秋收冬藏这个经久不变的作息规律。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国土扩张都是前外族人率土来归，时间一久也就心悦诚服地皈依了汉文化，像中华民族这种滚雪球式地扩展成多民族的聚合体在世界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不强势，但是中国文化以柔克刚的韧劲无人可及。
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占全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民族文化的建设和打理，拱卫江山社稷的安危，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等等这些公共事务的筹划，这些系维着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之实施，只能托付给从读书人中选拔出来的文化精英集团，人数庞大的农人群体已经习惯于生生世世面对黄土背对天，只问农务不管国事，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分野和文化割裂，而我们的先人（包括历代的文化精英们）却没有觉察出其中的缺憾及其危害性，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以此为常态。当盛世周期性地来临时，更信心满满地宣教天下、训诫外夷。1793年信心满满的乾隆皇帝在接见前来要求开埠通商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傲慢地以书写“我朝家法，天下一体”八个大字予以回绝。
而当世道盛衰易位，危世降临，又总是出现一群文化精英簇拥着一代英明从草莽中崛起，重新收拾旧山河，开始了又一轮新的盛世建设工程。如此往复循环、不思突破的根本原因是文化不能突破旧传统，占人口多数的民众的精神世界被囚禁在枯井之中，社会形态也因此而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昨日重现。
一百年前社会主义思潮西来东渐，不但结束了中国君主制国的历史，也给中国文化精英送来了崭新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上的变革成了更新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动力。然而嗣后的威权者所照搬的西方议会政治体制终因水土不服，让中国陷入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不能自拔。庆幸的是，七十年前人民革命运动的胜利，让中国开始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
百年前绽放在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之花为什么能在中国结下这颗硕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之果？以往未曾有人能更深一步思考到足够的深度予以解析，现将我个人的思维路径和逻辑推演过程列出供各位方家指正。
自从西方人出离蛮荒状态以后，在摸索如何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形态的实践过程中，其理性的出发点总是个人意志和个人私利，这个为历代中国文化精英所一贯不齿的生活哲学最形象的表白，是约翰·洛克所说的：“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引领他们精神世界的偶像和信条，分别是一个虚位的神祗和他的言行录，在他们两千年的宗教文化熏陶下，根本不会产生类似中国人“天下情怀”那样珍视世俗文明的理念。
在地中海沿岸多民族长期纷繁残酷的争斗中，国家生生灭灭，文明断断续续，却十分偶然地产生了既立基于自身的文化自信，又能承认并尊重对方权益的契约精神。西方人能创出这样的文化成果，是对他们四千年苦难历程的回报，——中国人在历史上所领教过的“灾难深重”，和他们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假设历史再给中国人一百次机会，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也不会自发生出这样的理性认知，因为产生任何一个文化成果的温床，只能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是契约精神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化理念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正是这个理念最终发展成自由意志起基础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形态。
大约二百年前，现代市场经济方兴未艾时，在社会化大生产尚未成气候的初期，在组建新的生产秩序时，资本者所使用的非人道手段和肮脏的金钱交易让原先失去土地的自耕农阶级感到愤恨，这样的社会变革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成为游荡在新型城市社会中的无产者，从此开启了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此时，动荡的社会呼唤着一种来世思潮，一贯富于追求天国理想的犹太民族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他试图用革命理想和革命运动来阻止这个残酷压榨底层民众的万恶社会进一步膨胀，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这种始发于伟大理想的思想运动，是与他们的西方宗教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另类，因此卡尔·马克思也将它形象地比做成一个“幽灵”。而这个思潮在传播到中国的时候，长期以“天下己任”自居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如鱼得水，——那个伟大的理想，一反西方人在构建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从下而上堆积的积习，演变成跟中国古代哲人相似的从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再加上它那恢宏的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让中国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兴奋不已——那不正是通往中国人执着追求的“大同世界”理想境地的天梯吗？在几千年时间里，中国已经开拓了追求这個伟大理想的实践，没有实现关键性突破的根本原因是，这块沃土上缺乏产生这个有着宏大气魄、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的思想种籽。这样的一拍即合，表现在历史实践中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令世界惊讶的突发性胜利和其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建立。
以上所说的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是从认知上说理由，——这属于“知”的层面;下面要说的就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了，就是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让我们在这条开创性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就属于“行”的范畴了。从历史经验上看，苏联与中国正好给后人们留下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此，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们不可不明察秋毫，不能不认真思考。
（未完待续）
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由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有多个，为什么只有我们华夏文明从未间断过？这是长期以来历史学界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西方的不少历史学家把原因归结为地理环境，我认为还有一个比地理环境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中国为什么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截面，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先贤早早地就把“天下意识”镶嵌在民族文化殿堂中最崇高的位置上，它成为我们历代文化精英的精神支柱，是这座不倒的精神支柱，才使得中华文明虽经历风风雨雨，却始终顽强屹立，不懈地追求民族统一，捍卫领土的完整。而别的古文明体之所以发生历史断裂，甚至消亡，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类似的能凝聚起全民族的这股精神力量。
仔细诠释一下“天下意识”中的“天下”，我发现它比外来词语——“社会意识”中的“社会”更具有感召力，它能让历朝历代的文化精英自觉地将自身降格为遵从者，在心中仰望“天下意识”时，所有的文化精英都会产生强烈的使命感，成为甘愿奉献自己全部身心的原生动力，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这种精神的逼真写照。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总是在催生着一代又一代这样的精英群体，这个民族所造就的文明体必然会与日月同辉。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民族开化了那么久远，却一直以波浪形的曲线向前推演，有似正弦曲线的起伏规律，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黄炎培周期律”所揭示的异象。什么原因？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内部。
我国国土辽阔，四周有天然屏障拱卫，围成一片广袤的华夏沃土，久而久之，滋养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体。这个文明体的农耕性质就决定了我们民族文化虽有非同一般的聚合力，却缺乏对外不断开拓、对内执着格物的创新精神，这样的对中国这个农耕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刻揭示，暗合了农人社会每年春耕夏管秋收冬藏这个经久不变的作息规律。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国土扩张都是前外族人率土来归，时间一久也就心悦诚服地皈依了汉文化，像中华民族这种滚雪球式地扩展成多民族的聚合体在世界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不强势，但是中国文化以柔克刚的韧劲无人可及。
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占全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民族文化的建设和打理，拱卫江山社稷的安危，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等等这些公共事务的筹划，这些系维着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之实施，只能托付给从读书人中选拔出来的文化精英集团，人数庞大的农人群体已经习惯于生生世世面对黄土背对天，只问农务不管国事，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分野和文化割裂，而我们的先人（包括历代的文化精英们）却没有觉察出其中的缺憾及其危害性，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以此为常态。当盛世周期性地来临时，更信心满满地宣教天下、训诫外夷。1793年信心满满的乾隆皇帝在接见前来要求开埠通商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傲慢地以书写“我朝家法，天下一体”八个大字予以回绝。
而当世道盛衰易位，危世降临，又总是出现一群文化精英簇拥着一代英明从草莽中崛起，重新收拾旧山河，开始了又一轮新的盛世建设工程。如此往复循环、不思突破的根本原因是文化不能突破旧传统，占人口多数的民众的精神世界被囚禁在枯井之中，社会形态也因此而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昨日重现。
一百年前社会主义思潮西来东渐，不但结束了中国君主制国的历史，也给中国文化精英送来了崭新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上的变革成了更新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动力。然而嗣后的威权者所照搬的西方议会政治体制终因水土不服，让中国陷入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不能自拔。庆幸的是，七十年前人民革命运动的胜利，让中国开始走上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
百年前绽放在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之花为什么能在中国结下这颗硕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之果？以往未曾有人能更深一步思考到足够的深度予以解析，现将我个人的思维路径和逻辑推演过程列出供各位方家指正。
自从西方人出离蛮荒状态以后，在摸索如何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形态的实践过程中，其理性的出发点总是个人意志和个人私利，这个为历代中国文化精英所一贯不齿的生活哲学最形象的表白，是约翰·洛克所说的：“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引领他们精神世界的偶像和信条，分别是一个虚位的神祗和他的言行录，在他们两千年的宗教文化熏陶下，根本不会产生类似中国人“天下情怀”那样珍视世俗文明的理念。
在地中海沿岸多民族长期纷繁残酷的争斗中，国家生生灭灭，文明断断续续，却十分偶然地产生了既立基于自身的文化自信，又能承认并尊重对方权益的契约精神。西方人能创出这样的文化成果，是对他们四千年苦难历程的回报，——中国人在历史上所领教过的“灾难深重”，和他们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假设历史再给中国人一百次机会，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也不会自发生出这样的理性认知，因为产生任何一个文化成果的温床，只能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是契约精神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化理念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正是这个理念最终发展成自由意志起基础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形态。
大约二百年前，现代市场经济方兴未艾时，在社会化大生产尚未成气候的初期，在组建新的生产秩序时，资本者所使用的非人道手段和肮脏的金钱交易让原先失去土地的自耕农阶级感到愤恨，这样的社会变革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成为游荡在新型城市社会中的无产者，从此开启了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此时，动荡的社会呼唤着一种来世思潮，一贯富于追求天国理想的犹太民族产生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他试图用革命理想和革命运动来阻止这个残酷压榨底层民众的万恶社会进一步膨胀，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这种始发于伟大理想的思想运动，是与他们的西方宗教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另类，因此卡尔·马克思也将它形象地比做成一个“幽灵”。而这个思潮在传播到中国的时候，长期以“天下己任”自居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如鱼得水，——那个伟大的理想，一反西方人在构建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从下而上堆积的积习，演变成跟中国古代哲人相似的从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再加上它那恢宏的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让中国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兴奋不已——那不正是通往中国人执着追求的“大同世界”理想境地的天梯吗？在几千年时间里，中国已经开拓了追求这個伟大理想的实践，没有实现关键性突破的根本原因是，这块沃土上缺乏产生这个有着宏大气魄、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的思想种籽。这样的一拍即合，表现在历史实践中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令世界惊讶的突发性胜利和其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建立。
以上所说的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是从认知上说理由，——这属于“知”的层面;下面要说的就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了，就是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让我们在这条开创性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就属于“行”的范畴了。从历史经验上看，苏联与中国正好给后人们留下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此，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们不可不明察秋毫，不能不认真思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