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舅是一个不出名的作家，尽管他一生都在渴求成名。
　　他走的那天，与某位国学大师逝世同日。来不及收拾悲伤的心情，我便匆匆踏上了采写之路。包里，全是黑衣服。
　　说不清我这样做，是为易于采访，表示对大师礼节的悼念，还是为了我大舅。他是这个家中，第一个教会我恨的人。恨，贯穿了他的整个生命。
　　在他生前最后一本书中，如此写道：习达元，笔名野草，湖南益阳桃江县习家湾人。1940年5月15日生。1957年4月29日晨，因报告“反动标语”反被关押，从而导致学校开除、乞讨、流浪、收容、少管、获刑五年。于是，心中生成许多欲言难言的愤懑和痛苦，并立志写出来。于是，又因文字获罪，关押三年，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通过家人对往事的点滴讲述，大致可勾勒当日，革命的洪流，将教书匠的外公外婆打翻在地，他们沦为众人唾面的臭老九。为了生存，大舅出来后拖过板车，眼见他的二弟靠卖血过活，更小的弟妹不得不挨个辍学，上山下乡。贫穷，没有前途，人活得像狗。活着，迄今都是这个家族的精神桎梏。
　　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厄运。直到他被自己的母亲揭发，被人搜出满是愤笔质疑的书稿，从而等待他的是十年的大狱。他写道，狱中，“曾因不认罪服法，关禁闭两次、记大过处分两次，警告处分一次，……”
　　“那时，轮番折磨逼问她，她也没有办法。”大舅从没怨过外婆，特别是知道她曾自杀过。但是，监狱已让他对世间亲情感觉冷漠。惟有一次，酒后，他重温旧日的诗句，说起被捕的前夜，在汉口六渡桥头，他相会美丽的女友。
　　1979年，刑期满后，大舅仍扣着“反革命”帽子，在沙市劳改农场，娶了当地女子为妻。
　　摘帽后，他们才分到市内一家帽厂。
　　在工厂，以他在监狱里修炼而成“生存之道”，他很快博得民心，将整他的厂党委书记撂倒在地。在市井，以他对人性幽暗处的洞若观火，他曾迅猛出刀，冲向对他叫嚣勒索的泼皮无赖。
　　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为何早年，大舅的笔下多是骗子大盗、奇侠怪客。如果写作是他的江湖，恨即是一把剑，上面凝聚了戾气，他要快意恩仇。
　　我还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篇中篇小说发表后，他迫不及待打电话给前女友，撂下一句：我还活着。
　　到了90年代，国营工厂纷纷倒闭。大舅成了社会中人，他卖过猪肉，开过书店。文学又化作一代人的梦，他却奋笔不辍，只是兴趣转移。
　　我忘不了，他每天下午靠在躺椅上，收听“美国之音”的聚精会神。忘不了他一心钻研明史，对君臣，乃至后宫妃子的心机细致揣度。眼光闪烁中，他像个自得其乐的盜墓者，一心掘取想象的宝藏，扩充他的能量。
　　最后，大舅在一家民营企业落脚，做了老板身边的“幕僚军师”。这时，他已年过六旬。他要彻底放纵：与妻子离婚，女人、酒桌、牌桌使他流连忘返。他教人要快乐，而我感到他与其说快乐，不如说是狠狠地泄愤。
　　他的自传小说《秋千上的岁月》出版后，他大声对我妈嚷嚷：我总算出一口恶气。我却看都没看，直接将它塞进柜里。那时，我正恶补知识结构、逻辑思维，对“跳不出自己局限的人”抱有可笑的骄傲。
　　更自私的是，我不愿被书中的情绪裹胁。我就这样抛弃了我大舅，直到他的死讯传来。
　　写大师，大师解读儒释道。孔子曰：不迁怒，不贰过。《金刚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即是菩萨。可试问，世间谁能真正做到？
　　大舅早已离开他的牢笼，却永远锁在他设定的“相”中。即像若干年前，他反剪双手，形象地比拟，“在牢里，有一人长年这样手铐脚镣。别人都说莫开锁，不然他马上没命。”
　　没有恨，他也没有了命。他犹如笼中困兽，不断向牢笼制造者嘶吼。殊不知他已染其精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一夜，我第一次翻开大舅的书，望着扉页上熟悉的笔迹——“赠给我的外甥女”，突然泪如泉涌，嚎啕大哭。我开始明白，我们是怎样失去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