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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两篇文章,都是关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一篇是在《报刊文摘》上看到的,题为《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以下简称《讨论》),原载《财经杂志》第9期,作者胡德平;一篇是在网上看到的,题为《邓小平怎样挑战“两个凡是”》(以下简称《挑战》),《文摘报》转载时,标题为《从历史看邓小平与华国锋斗争的政治艺术》)。坦率地说,我赞赏胡德平的《讨论》一文,以为这篇文章最可贵的一条,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给人们一个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完整的历史概念。
从胡德平的《讨论》一文中,人们可以看到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三条应当肯定:
其一,“真理标准”讨论,并非无的放矢,这是针对“两个凡是”展开的讨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恰恰就是华国锋。然而,华国锋没有因此而失态。他是允许讨论(或争论)的。胡德平的《讨论》一文说:“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其依据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按: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
其二,《讨论》一文披露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说的一件事:“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认为这段史料“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这是华国锋对那场讨论的基本态度。他在那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下决心“叫大家讲话”,大家讲的会是什么话,他也是估计得到的,但他还是“把大家请来了”。
其三,华国锋说的要把问题“搞清楚”,不是“搞”到与他一致了才算“清楚”;他所说的“团结”,不是在“搞”到与他一致了后,再居高临下地去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甚至是“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他是真正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有准备随时修正错误的勇气和格调,“最终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综上所述,《讨论》一文始终没有忽略一条:“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所以,文章在说到当时的“政治空气”时,认为“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接着这个话头,我想再说一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此后的三中全会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邓小平、陈云以及胡耀邦等人的思想鲜活开放,也得益于华国锋的胸怀坦白开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能有这样的宽容与克制,能有这种并非作秀的民主作风,在我党的历史上还相当罕见。
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少文人笔下,华国锋这种政治品质以及他的历史功绩,没有得到比较客观的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此后的三中全会,变成了邓小平战胜华国锋(包括挑战华国锋)的斗争。《挑战》一文就是这样的一个范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关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华国锋曾经有过八个字的意见,叫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邓小平也曾写信相当诚恳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与安排”。在此几个月后,邓小平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又相当诚恳地说:“我今年七十三岁,当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很称职的助手,至少还可以再干十年。”在这封信和这次讲话中,邓小平确实都说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他的思想的自然流露。但在《挑战》一文(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文章)中,那些相当诚恳的话都被隐去了,似乎根本就没有过这回事。有的只是“悄悄地”隐藏在那封信中的“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的“深刻用意”,有的只是在公开场合的“策略”和私下谈话中的“挑战”,诸如“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诸如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等等。此类文章的作者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当还很清晰地记得这一切的人们在看了他们的文章之后,会对他们以及他们褒贬的历史人物生发怎样的感慨?!
最近有一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好像是说他如何“改变中国”的。此前似曾见过一些类似的人物传记,所说的“他”却另有其人。我看过说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的部分章节,感到内容比较翔实,看得出,作者力求尽可能完整地反映那一段历史,但我不欣赏这样的书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无论说谁“改变了中国”,都不符合历史事实。记得邓小平曾对外国友人说过,粉粹“四人帮”,“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么,“改变中国”,能是一两个人的事么?一个人“改变”了中国,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一个人就能“改变中国”,还要其他人干什么?如果中国不断地被某一个人所“改变”,是否就值得庆幸?这一连串的问题,恐怕都很难解答。
邓小平在否定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从而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里程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他的历史功绩。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能忘了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初衷。我推崇胡德平的《讨论》,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对于那段历史,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半遮半掩;其二,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有人思想鲜活开放,有人胸怀坦白开阔,此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功杭
从胡德平的《讨论》一文中,人们可以看到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三条应当肯定:
其一,“真理标准”讨论,并非无的放矢,这是针对“两个凡是”展开的讨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恰恰就是华国锋。然而,华国锋没有因此而失态。他是允许讨论(或争论)的。胡德平的《讨论》一文说:“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其依据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按: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
其二,《讨论》一文披露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说的一件事:“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认为这段史料“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这是华国锋对那场讨论的基本态度。他在那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下决心“叫大家讲话”,大家讲的会是什么话,他也是估计得到的,但他还是“把大家请来了”。
其三,华国锋说的要把问题“搞清楚”,不是“搞”到与他一致了才算“清楚”;他所说的“团结”,不是在“搞”到与他一致了后,再居高临下地去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甚至是“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他是真正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有准备随时修正错误的勇气和格调,“最终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综上所述,《讨论》一文始终没有忽略一条:“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所以,文章在说到当时的“政治空气”时,认为“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接着这个话头,我想再说一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此后的三中全会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邓小平、陈云以及胡耀邦等人的思想鲜活开放,也得益于华国锋的胸怀坦白开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能有这样的宽容与克制,能有这种并非作秀的民主作风,在我党的历史上还相当罕见。
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少文人笔下,华国锋这种政治品质以及他的历史功绩,没有得到比较客观的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此后的三中全会,变成了邓小平战胜华国锋(包括挑战华国锋)的斗争。《挑战》一文就是这样的一个范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关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华国锋曾经有过八个字的意见,叫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邓小平也曾写信相当诚恳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与安排”。在此几个月后,邓小平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又相当诚恳地说:“我今年七十三岁,当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很称职的助手,至少还可以再干十年。”在这封信和这次讲话中,邓小平确实都说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他的思想的自然流露。但在《挑战》一文(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文章)中,那些相当诚恳的话都被隐去了,似乎根本就没有过这回事。有的只是“悄悄地”隐藏在那封信中的“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的“深刻用意”,有的只是在公开场合的“策略”和私下谈话中的“挑战”,诸如“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诸如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等等。此类文章的作者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当还很清晰地记得这一切的人们在看了他们的文章之后,会对他们以及他们褒贬的历史人物生发怎样的感慨?!
最近有一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好像是说他如何“改变中国”的。此前似曾见过一些类似的人物传记,所说的“他”却另有其人。我看过说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的部分章节,感到内容比较翔实,看得出,作者力求尽可能完整地反映那一段历史,但我不欣赏这样的书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无论说谁“改变了中国”,都不符合历史事实。记得邓小平曾对外国友人说过,粉粹“四人帮”,“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么,“改变中国”,能是一两个人的事么?一个人“改变”了中国,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一个人就能“改变中国”,还要其他人干什么?如果中国不断地被某一个人所“改变”,是否就值得庆幸?这一连串的问题,恐怕都很难解答。
邓小平在否定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从而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里程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他的历史功绩。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能忘了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初衷。我推崇胡德平的《讨论》,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对于那段历史,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半遮半掩;其二,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有人思想鲜活开放,有人胸怀坦白开阔,此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