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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熬到康熙皇帝号称要为这一切作盖棺定论的清代，不过那时西湖的状况较前朝依然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不如。城内河道尚堵塞不通，则城外可知。《康熙钱塘县志》尽管对杨孟戴当年的热心复湖不无腹诽，声称“成弘盛时（成化弘治，下即正德），民有老死不识县官者，淳朴之风，犹可想见。今者学刀笔者，工教唆开騙局者，趋赌博争攘夺者，习穿踰，是三等人，被服绮纨，多美丈夫，而阴险猾贼，甚于虎狼蛇蝎。”意思是社会风气变坏跟重开西湖一事有因果关系。但为了迎接皇帝的到来，地方官员们依然乐于效昔理宗董姓小太监之故伎，挖池的挖池，运荷的运荷，装点此湖山，今朝更好看，而皇帝本人自然也心知肚明地与之配合，既然大家都是历史连续剧里的演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最重要的。因此明明是“所谓西湖者，漩泥菰封，充塞弥漫，问所谓六桥两堤及其它古迹，则倾圯相望，甚至莫可指目其处。篙橹无所用，而舟人失业;网罟无所施，而渔子就闲”（李卫《西湖志》序），出现在皇帝笔下却依然是“晴雨分山色，临流启壮观。楼台横水面，梵塔插云端。忽讶松间竹，当夸岩下兰。风光被草木，无处不成欢”（康熙四十四年御制西湖戏作），那十块御碑当年又能竖在什么地方，只有天知道了。因此金植忍不住揭露说，他的朋友周复庵为此写过两句即事诗，叫做：金装玉裹梅边鹤，翠绕珠围柳浪莺。“盖缘驾将幸浙，供御者妆缀十景，反失本色。二语如覩已”（《巾箱说》）。真正打算将濬湖一事作为国家水利工程而不是文化工程来抓，居然还是从雍正时代开始的，是他登基次年首创此议（详雍正二年六月福浙总督满保浙江巡抚黄叔琳秦疏），并派出亲信李卫赴浙主持，当然打的牌子是修海塘，以西湖昔通海，钱塘又古称防海大塘，有此托言，倒也不能说完全是说谎，若要追查责任源头，应该去找那个一会儿号称东晋宋人、一会儿号称唐元和间人的刘道真算帐。
西湖要大修了，当地人民的好日子又要来了，不过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尽管现实中修湖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史书里的修湖却总带来更多的不太平。因此次对湖的全面整治是个大工程，位置实际上又有新的迁徙和变化，或者说浓装了几百年的美人又打算要淡抹了。比较一下明清两朝有关西湖历史的不同描述吧，前者称始于汉：“西湖故明圣湖也。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介于钱唐也，又称钱唐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后者称始于唐：“唐人拟为十洲三岛，迨宋苏轼则有临安眉目之喻，至比之西子，遂称西子湖。后楼钥复因倪思之论，以西湖以贤者，更名贤者湖。明孙一元着高士服栖隐湖壖，时人复称高士湖。又有以西湖比明月者，亦称明月湖”（清梁诗正等《西湖志纂》）。基本是一个西湖，各自表述。再比较形状，前者是“天面长虹一鉴痕”，章子厚咏西湖名句。圆脸也，后者是“西湖见方，均有十里之广”，见范祖述《杭俗遗风》，方脸也，即今人所谓国字脸。包括沈三白在紫云洞内缘梯穿穴至顶，见“西湖如镜，杭城如丸，钱塘江如带”，这面镜子必然也是方镜。再比较景观，前者是西湖十景，后者是西湖十八景，名称内容方面竟没一个完全对得上。再考察工程内容，以筑堤为例，前者重点是白沙堤号杨公堤，后者重点是金沙港号金沙堤，它的英姿曾出现在日夲人竹添进一郎的《苇杭日记》里，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石塘参差屈曲，延长五六百步，结构颇壮。中央有卐字亭，傍有关帝庙，左右莲池。南端有三潭印月，十景中之一也;北端有靖难儒将彭刚直麟故居。”湖中除了苏堤白堤外居然还有这样的大家伙，看来又要给研究西湖史的专家添麻烦了。再比较时间，前者修了三个月，后者修了三十年。再比较旅行者笔下所记：明成化七年史鉴《西湖游记》：“自临平指西南行将六十里至杭。”清同治十三年日本间谍兼文化学者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距离临平一里余，可以遥望西湖之山。”再比较面积，那就更清楚了，一个有现代概念的机构西湖浚湖局于同治三年成立伊始就对湖面进行了全面丈量，并写出书面报告《丈湖记》，其中“外湖计积湖面四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六方丈，里湖计积湖面六万五千七百六十七方丈”，就是说里湖面积实际上只有外湖的约七分之一，是睡莲与荷叶，或知味观小笼包与吴山千层饼的关系。而里湖即西湖，外湖即临平湖——乾隆时代的国家最新水利成果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刚成书不久的《西湖志》必须推倒重纂，作为工程现场实拍的董邦达《西湖图》更是前后绘有五种之多，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还不够有说服力，那就只能效法陈寅恪先生，努力从相关作品再来找点内证吧。如果吴农祥强调的原西湖已如人病入膏肓药治无益，而“余杭南湖者，西湖之祖也，实为三吴水利要害。治西湖以开通一郡，治南湖以开通数郡”（《西湖水利考》《西湖水利续考》）的观点尚属人微言轻，那么乾隆二十一年即第二次南巡前题《董邦达西湖图》所称“归来长卷已构成，俨置余杭在棐几。十景东西斗奇列，两峰南北争雄峙”应该可以算数了吧？其中东西二字，其妙无穷，难道西湖十景之分布如杭州太守手里的朝笏那样呈长条形的吗？当然不是，不过是说故湖在西，今湖在东，而东风压倒西风，新凿的那个要完胜原来那个而已。再证之祖孙二位皇帝在杭巡幸诸作，爷爷说：“朕周览余杭，巡行南国。惜兹善果，建此福因”（康熙四十九年《御制重修净慈寺碑》），孙子说：“我来余杭驻郡城，吴山城中必一登”（乾隆《登吴山揽古作歌》）。爷爷说：“余杭风景西湖胜，未若山中待竹迷”（康熙《过云栖憩竹林下令人斸笋斸兰诗》），孙子说：“余杭西望白云漫，其下玉局曽遊盘”（乾隆《寄题道场山用苏东坡游道场山何山韵》）。两位皇帝异口同声，一口一个余杭，难道当初还是宋祁《新唐书》说的那个奇萉的“杭州余杭郡”，故意模糊二者之间界线的年代吗？当然不是，至少自明代起杭州府余杭县已是天下共识。至于孙子又以复湖一事在他手里完成很有成就感，居然嘲笑当地人“不辨乾淳（南宋孝宗年号乾道淳熙）当日迹，杭人犹说旧京华”（乾隆乙酉春闰三迭前韵花港观鱼），这个杭人或许才是杭郡的泛指，因暗中用了周草窗诗“小小蓬莱在水中，乾淳旧赏有遗踪。园林几换东风主，留得亭前御爱松”的典，文义较深，相比之下俞曲园说的要稍微好懂一点，因当初湖有了两个，湖心著名的小蓬莱（亦名小瀛洲）自然也得有双份，于是在其中之一享有楼居待遇的俞告诉我们：“西湖小蓬莱有二，一在孤山，乃宋时延祥观中阁名;一在雷峰塔之东，则宋时甘园也。……然小瀛洲旧在涌金门外问水亭南，今三潭印月袭用此三字，亦非其旧也。”（《春在堂随笔》卷八） 十八处新的景点登上舞台，原来的十处又不甘退居二线，于是西湖文化难免就有越搞越繁荣的趋向。其中那个神秘的曲院，这以后名头虽不如以前响亮，但别以为已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换上新马甲“湖山春社”，从红袖添香的校书又变作天女散花的圣姑而已，俗称花神庙，说明它最拿手的那套把戏依然大有市场。别忘了梁章钜《楹联丛话》里那副神级水平的对联“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正是为它写的，堪比传统企业进入新时代的广告词，与雍正御题“花枝入户犹含润，泉水侵阶乍有声”有异曲同工之妙。够不上花神起码也是花王的袁枚当年在这里如鱼得水，尽管年龄已届八十，居然老当益壮，近年露面之手写日记《随园纪游册》乾隆五十九年三月条下有记云：“初六日午刻藩署谢世兄来，同看素享重名之美妓德官，扬州人。初八日晚饭后放船德生庵放烟火，有金官者西湖妓也，邀其入船，小坐而别。初十日项金门作主人，请在岳坟后山吃茅笋，饭后游紫云洞花神庙而回。十一日有一花来访，不遇而去。其母朱又兰，老人当年旧好也。”除了说明身体好，也证明庙址果然就在那个神秘的牝洞里，而《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里的那些女菩萨们——用当地语言或应称花，起码有三分之二都是这花坞里培育出来的，而且品种齐全，货源充足，因《湖山便览》说了，“自正月至十二月，无月无花，无花不盛”，不像南宋赵家经营时那样单一，名目虽多，见了面才知都是荷花的马甲。而他自称生于钱塘“东园大树巷”或“艮山门内大树巷”（前见《小仓山房集》卷二十八，后见《随园诗话》卷十），这样树洞园泉花，五色缤纷，营业檔案也就全了。如此身世背景，自然非同寻常，难怪一生享尽清福，以至有人怀疑《红楼梦》也是他写的了。以接班人自居的俞曲园虽然混得没他好，也足有自傲的理由。在旁边诂经精舍里讲讲经，写写序，麯没少喝，花没少看，代价是必须将湖州的历史都考证成是杭州的。芥川龙之介当年造访曲园故居，仔细看了遗像后得出的印象是：“看上去多少有些俗气，但正因为有这样的俗气，才拥有如此漂亮的别墅。”哪怕经历太平军的两次攻陷杀掠，也依然花落春仍在，不会使他的个人命运和这里的传统色彩有多少改变。
还有更多的故事和传奇在这舞台上接连不断地上演，如果你是玄疑小说的爱好者，不喜欢看戏，同样也能保证让你的猎奇心理获得极大满足。不过相比之下，来自外国人笔下的可能要更加精彩一些，因无须通过四库馆臣之审查也。意大利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2）即赵孟頫过世那年来到浙江，他保留的对杭州深刻的地理印象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鄂多立克东游记》），而两湖之间即为吴山位置，俗称孤山青山胥山者也。另一位意大利人即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说：“街上有许多红灯区，妓女的人数简直令人不便启齿。不仅靠近方形市场的地方为她们的麇集之所，而且在城中各处都有她们的寄住之地。这些妇女善于献媚拉客，并能施出种种手段去迎合各类嫖客的心理。游客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迷魂阵中，任她摆布，害得失魂落魄，流连忘返”（《马可波罗游记》）。朝鲜人崔斗焕因航海遇难获救途经杭州，时间为嘉庆二十三年，他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再说流落异国已有数月，因此最想一游的地方就是西湖，可惜来得晚了，如海难能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之前就好了，到杭当天五月廿四日日记云：“余闻西门外有西湖，问于土人，则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依旧无恙，而但未知宪府肯许一览矣？余赋诗二绝，以寓济胜之怀。”内云“谁把烟霞都管领，却叫荷桂未忘情”，又云“恰似东家贤处子，隔墙相望不相亲”，则时似为禁苑。离杭前六月六日日记又云：“余见诸人诗意，则西湖不可见矣。余问曰：西湖不可见耶？曰：不可见。余故曰：何故？左右皆无言。余笑曰：有立马之虑耶？一座皆大笑。”（《江海乘槎录》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此处暗用金主亮诗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典，则湖时为满人内苑，似无可疑。而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得更晚，他大名鼎鼎的《观光纪游》著于光绪十年（1884），还是看到了武林属临平，武林门属杭州等不寻常的现象，四日“午牌到塘西，两岸皆市街，二石闸屹立，挟带市街，为郭门状。自此以南称武林，又虎林，以音近有此二称，属临平镇。水光如镜，万象倒影，芰荷丛生，鹭鹚群集，條然有真趣。宋人诗好咏临平风景，今始知其妙尽”。五日“坐轿入武林门，余以为杭州南宋所都，庄丽万户，威倾一方，已入城，颓垣废础，满目萧条。曰粤匪之乱，通城屋舍十仅存二三耳”。以地区相同而彼此遭遇迥异，原因或许还在湖中那头神秘的金牛身上，它出现在哪里，就能把好运带到哪里，比如东汉时显圣上湖，下湖孙皓立马就完蛋，这次或许是显示神力的方位相反而已。
至于辛亥革命的枪声，自然也不会管用，在我年轻时代的一首诗里曾经写道：“武昌城头的二十门红色大炮，击落的只是一根辫子。”而对西湖的荷花们来说，至多只是移植到拱辰桥英日使区或沪上十里洋场而已，因那里的钱相对要更加好赚，不然那些民国要人的杨梅疮和花柳病又从哪里来？当然这和孤山的杨梅和六桥的花柳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名字偶合罢了。包括西湖的藕粉，依然难吃得要命，并不因革命成功而有本质的变化，俞平伯抱怨“登放鹤亭避雨，藕粉稀薄难吃”（《癸酉年南归日记》），郁达夫形容“看起来像鼻涕，吃起来像泥沙”（《半日的旅程》），请原谅这些学者文人们的牢骚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西湖的莲藕都产在诗文里和画图上，就算真有，也只能如他们品尝的那样，“藕粉用番薯制成，出自湖边山上，西湖菱出自嘉兴，莼菜鲈鱼皆外来者”（《江浙旅行记》）。而民国十一年宁波大水，奉化受灾最重，连假冒的眼看也吃不成了，时康南海弟子官俊养病杭州龙井寺，闻讯后心焦如焚，“夕登天门山，望诸暨、奉化诸区灾民，有感而作”，诗云：“图画斯（欺）世我参商，渺渺乘风叩上苍。碧海狂澜方怒吼，黄河巨浪又疏防。圳畴万顷平沙漠，闾閤千楹变卤塘。阊阖重关难请命，秋声萧杀四茫茫”（《西湖消夏记》），到现在才发觉地图有可能靠不住，参或为商，商或为参，太湖黄河或许都在眼鼻子底下，写“吁嗟吾因感世道，臧否雌黄率如此。岂如即景写西湖，图绘真形匪近似”的乾隆只好在一傍暗笑，连曾根俊虎可能也会感到遗憾，因他在书里早有过提醒，说自己在海宁“来到海边眺望，西方遥远处绍兴府之山脉连绵不绝。”并手绘浙东西方位图附于书内（《清国漫游志》插图178），可惜书是日文写的，翻译进来太晚，官先生没看到罢了。甚至郁达夫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从上海坐船过来，以未来杭州女婿身份初登王宅，从地理方面来看也颇多蹊跷，按当天日记所记：“五点半后到拱宸桥（民国湖墅区），坐黄包车到西湖饭店里住下（民国湖滨路），洗了一洗手脸，就赶到金刚寺巷映霞的家里去（民国清泰门内城站下羊市街口）。坐等了十来分钟， 电灯亮了，映霞还是不来。心里倒有点焦急，起立坐下者数次。吃晚饭的时候，她终于来了。”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哪怕三十年前交通状况正常时，也会让这座城市里的第一代有车族自愧弗如。而美人住的地方按《西湖名胜指南》介绍，在火车开通前竟然“旧为荒野，阗无居人”，让人怀疑是否真是大名鼎鼎的南宋清泰门。一代名士王二南先生更是寄居梅花碑杭县贫儿院，为他立传的孙女婿改称育婴堂还是因为面子关系，不得已沿用了前清的称谓。总之，这些或许都跟曲院的荷花、孤山的杨梅、德寿宫的奇松冷泉一样，有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很特别的味道。 美国人艾伦·拉森想到要用他的莱卡相机对准西湖是在一九四五年秋天，尽管那时他并非悠闲而富有的旅游者，而是笕桥空军基地的技术指导，当地战后略带几分沧桑但纯朴秀丽的景色令他深深吸引，留下了一百多张精彩纷呈的照片。与他差不多同时到达的作家品品可没这样的好心情，写文章抱怨苏堤上不见春柳反倒种满法国棕榈，“西湖那么漂亮，城里那么落魄，菜市桥同仓桥一带连下水沟都没有，一下雨非赤了脚撩起裤管走不行”，甚至说出“杭州是鸨母，西湖是摇钱树，世界上哪有不打扮摇钱树而打扮鸨母的道理”这样偏激的话来（《杭州文献集成》第十四冊）。好在出现在美国朋友镜头里的湖景依然朴素而干净，令人神往。其中有一张拍摄的正是以保俶塔为背景的成陆的湖区，昔日的主角荷花已经消失，代之以一大片金黄的稻浪，让人看了后特别感到亲切。因仅仅距此不到一百年前，芋头仍然是当地粮食种植的主要品种，记得有一首道光年间的民歌是这样唱的：“八月桂花香又香，饭瓜芋艿当口粮。塘栖芋艿呒得生，塘北芋艿根断光”（《杭州市志》第十一卷文献中），而《民国杭州新志》说得更是干脆：“芋，钱塘最多。”至于塘栖芋艿为什么呒（吴语“没”）得生，李卫弘历他们应该最清楚，可惜人已经死了，满州人的政权也被推翻了，因此不可能再有完美答案。而另一张同样以保俶塔为背景，画面却是一大片辽阔的水域，还有贴着山脚形状清晰可辨的断桥和苏堤，大概是山另一面前朝留下的遗迹吧。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七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仁和钱塘两县合并设置的杭县于一九五八年并入杭州市，同时又撤消余杭县，并入临安县，三年后又重置余杭县，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西湖终于开始了她真正的豆蔻年华，从一个用无数虚幻的文字堆积起来的纸上梦景，变成举世惊叹的美丽而不可方物的现实，让查继佐在《西湖梦寻》序里说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何况西子本身自洁，更能斋戒沐浴，其芳香藻洁当更增百倍矣”有幸成为预言。但这种脱胎换骨的革命性变化，只有在工业社会，即以理性精神和强大技术力量为依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完成。今天，杭州岳湖前的一个角落里有所日式风格的雅舍，门牌标着北山街87号-5，游客一般可能不会怎么在意，只有喜欢历史的人进门前偶然抬起头来，见到那块写有“湖山春社”四字的匾额，或许才会感到有点吃惊。这里是美国咖啡连锁公司在当地的八家分店之一，荷花的粉红躯体内跃动着星巴克的黑色心脏。与它毗邻的竹素园和诂经精舍不见踪影，神秘的吴越国老枫树或南宋奇松无人记得，因此忘了在门口种上一棵，作为主体的五个幽秘洞窟本来内部相通，现在已被拆散，根据需要分布在其它景区，如果它在寂寞时想念它们，目光至少可以越过岳庙和栖霞岭作深情遥望，而泉水的声音永远只能在梦中出现了。这些自然都是为张艺谋的《印象西湖》所忽略的镜头，但反过来说，如果真有人想拍，能拍得出来吗？
西湖要大修了，当地人民的好日子又要来了，不过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尽管现实中修湖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史书里的修湖却总带来更多的不太平。因此次对湖的全面整治是个大工程，位置实际上又有新的迁徙和变化，或者说浓装了几百年的美人又打算要淡抹了。比较一下明清两朝有关西湖历史的不同描述吧，前者称始于汉：“西湖故明圣湖也。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介于钱唐也，又称钱唐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后者称始于唐：“唐人拟为十洲三岛，迨宋苏轼则有临安眉目之喻，至比之西子，遂称西子湖。后楼钥复因倪思之论，以西湖以贤者，更名贤者湖。明孙一元着高士服栖隐湖壖，时人复称高士湖。又有以西湖比明月者，亦称明月湖”（清梁诗正等《西湖志纂》）。基本是一个西湖，各自表述。再比较形状，前者是“天面长虹一鉴痕”，章子厚咏西湖名句。圆脸也，后者是“西湖见方，均有十里之广”，见范祖述《杭俗遗风》，方脸也，即今人所谓国字脸。包括沈三白在紫云洞内缘梯穿穴至顶，见“西湖如镜，杭城如丸，钱塘江如带”，这面镜子必然也是方镜。再比较景观，前者是西湖十景，后者是西湖十八景，名称内容方面竟没一个完全对得上。再考察工程内容，以筑堤为例，前者重点是白沙堤号杨公堤，后者重点是金沙港号金沙堤，它的英姿曾出现在日夲人竹添进一郎的《苇杭日记》里，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石塘参差屈曲，延长五六百步，结构颇壮。中央有卐字亭，傍有关帝庙，左右莲池。南端有三潭印月，十景中之一也;北端有靖难儒将彭刚直麟故居。”湖中除了苏堤白堤外居然还有这样的大家伙，看来又要给研究西湖史的专家添麻烦了。再比较时间，前者修了三个月，后者修了三十年。再比较旅行者笔下所记：明成化七年史鉴《西湖游记》：“自临平指西南行将六十里至杭。”清同治十三年日本间谍兼文化学者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距离临平一里余，可以遥望西湖之山。”再比较面积，那就更清楚了，一个有现代概念的机构西湖浚湖局于同治三年成立伊始就对湖面进行了全面丈量，并写出书面报告《丈湖记》，其中“外湖计积湖面四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六方丈，里湖计积湖面六万五千七百六十七方丈”，就是说里湖面积实际上只有外湖的约七分之一，是睡莲与荷叶，或知味观小笼包与吴山千层饼的关系。而里湖即西湖，外湖即临平湖——乾隆时代的国家最新水利成果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刚成书不久的《西湖志》必须推倒重纂，作为工程现场实拍的董邦达《西湖图》更是前后绘有五种之多，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还不够有说服力，那就只能效法陈寅恪先生，努力从相关作品再来找点内证吧。如果吴农祥强调的原西湖已如人病入膏肓药治无益，而“余杭南湖者，西湖之祖也，实为三吴水利要害。治西湖以开通一郡，治南湖以开通数郡”（《西湖水利考》《西湖水利续考》）的观点尚属人微言轻，那么乾隆二十一年即第二次南巡前题《董邦达西湖图》所称“归来长卷已构成，俨置余杭在棐几。十景东西斗奇列，两峰南北争雄峙”应该可以算数了吧？其中东西二字，其妙无穷，难道西湖十景之分布如杭州太守手里的朝笏那样呈长条形的吗？当然不是，不过是说故湖在西，今湖在东，而东风压倒西风，新凿的那个要完胜原来那个而已。再证之祖孙二位皇帝在杭巡幸诸作，爷爷说：“朕周览余杭，巡行南国。惜兹善果，建此福因”（康熙四十九年《御制重修净慈寺碑》），孙子说：“我来余杭驻郡城，吴山城中必一登”（乾隆《登吴山揽古作歌》）。爷爷说：“余杭风景西湖胜，未若山中待竹迷”（康熙《过云栖憩竹林下令人斸笋斸兰诗》），孙子说：“余杭西望白云漫，其下玉局曽遊盘”（乾隆《寄题道场山用苏东坡游道场山何山韵》）。两位皇帝异口同声，一口一个余杭，难道当初还是宋祁《新唐书》说的那个奇萉的“杭州余杭郡”，故意模糊二者之间界线的年代吗？当然不是，至少自明代起杭州府余杭县已是天下共识。至于孙子又以复湖一事在他手里完成很有成就感，居然嘲笑当地人“不辨乾淳（南宋孝宗年号乾道淳熙）当日迹，杭人犹说旧京华”（乾隆乙酉春闰三迭前韵花港观鱼），这个杭人或许才是杭郡的泛指，因暗中用了周草窗诗“小小蓬莱在水中，乾淳旧赏有遗踪。园林几换东风主，留得亭前御爱松”的典，文义较深，相比之下俞曲园说的要稍微好懂一点，因当初湖有了两个，湖心著名的小蓬莱（亦名小瀛洲）自然也得有双份，于是在其中之一享有楼居待遇的俞告诉我们：“西湖小蓬莱有二，一在孤山，乃宋时延祥观中阁名;一在雷峰塔之东，则宋时甘园也。……然小瀛洲旧在涌金门外问水亭南，今三潭印月袭用此三字，亦非其旧也。”（《春在堂随笔》卷八） 十八处新的景点登上舞台，原来的十处又不甘退居二线，于是西湖文化难免就有越搞越繁荣的趋向。其中那个神秘的曲院，这以后名头虽不如以前响亮，但别以为已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换上新马甲“湖山春社”，从红袖添香的校书又变作天女散花的圣姑而已，俗称花神庙，说明它最拿手的那套把戏依然大有市场。别忘了梁章钜《楹联丛话》里那副神级水平的对联“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正是为它写的，堪比传统企业进入新时代的广告词，与雍正御题“花枝入户犹含润，泉水侵阶乍有声”有异曲同工之妙。够不上花神起码也是花王的袁枚当年在这里如鱼得水，尽管年龄已届八十，居然老当益壮，近年露面之手写日记《随园纪游册》乾隆五十九年三月条下有记云：“初六日午刻藩署谢世兄来，同看素享重名之美妓德官，扬州人。初八日晚饭后放船德生庵放烟火，有金官者西湖妓也，邀其入船，小坐而别。初十日项金门作主人，请在岳坟后山吃茅笋，饭后游紫云洞花神庙而回。十一日有一花来访，不遇而去。其母朱又兰，老人当年旧好也。”除了说明身体好，也证明庙址果然就在那个神秘的牝洞里，而《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里的那些女菩萨们——用当地语言或应称花，起码有三分之二都是这花坞里培育出来的，而且品种齐全，货源充足，因《湖山便览》说了，“自正月至十二月，无月无花，无花不盛”，不像南宋赵家经营时那样单一，名目虽多，见了面才知都是荷花的马甲。而他自称生于钱塘“东园大树巷”或“艮山门内大树巷”（前见《小仓山房集》卷二十八，后见《随园诗话》卷十），这样树洞园泉花，五色缤纷，营业檔案也就全了。如此身世背景，自然非同寻常，难怪一生享尽清福，以至有人怀疑《红楼梦》也是他写的了。以接班人自居的俞曲园虽然混得没他好，也足有自傲的理由。在旁边诂经精舍里讲讲经，写写序，麯没少喝，花没少看，代价是必须将湖州的历史都考证成是杭州的。芥川龙之介当年造访曲园故居，仔细看了遗像后得出的印象是：“看上去多少有些俗气，但正因为有这样的俗气，才拥有如此漂亮的别墅。”哪怕经历太平军的两次攻陷杀掠，也依然花落春仍在，不会使他的个人命运和这里的传统色彩有多少改变。
还有更多的故事和传奇在这舞台上接连不断地上演，如果你是玄疑小说的爱好者，不喜欢看戏，同样也能保证让你的猎奇心理获得极大满足。不过相比之下，来自外国人笔下的可能要更加精彩一些，因无须通过四库馆臣之审查也。意大利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2）即赵孟頫过世那年来到浙江，他保留的对杭州深刻的地理印象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鄂多立克东游记》），而两湖之间即为吴山位置，俗称孤山青山胥山者也。另一位意大利人即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说：“街上有许多红灯区，妓女的人数简直令人不便启齿。不仅靠近方形市场的地方为她们的麇集之所，而且在城中各处都有她们的寄住之地。这些妇女善于献媚拉客，并能施出种种手段去迎合各类嫖客的心理。游客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迷魂阵中，任她摆布，害得失魂落魄，流连忘返”（《马可波罗游记》）。朝鲜人崔斗焕因航海遇难获救途经杭州，时间为嘉庆二十三年，他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再说流落异国已有数月，因此最想一游的地方就是西湖，可惜来得晚了，如海难能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之前就好了，到杭当天五月廿四日日记云：“余闻西门外有西湖，问于土人，则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依旧无恙，而但未知宪府肯许一览矣？余赋诗二绝，以寓济胜之怀。”内云“谁把烟霞都管领，却叫荷桂未忘情”，又云“恰似东家贤处子，隔墙相望不相亲”，则时似为禁苑。离杭前六月六日日记又云：“余见诸人诗意，则西湖不可见矣。余问曰：西湖不可见耶？曰：不可见。余故曰：何故？左右皆无言。余笑曰：有立马之虑耶？一座皆大笑。”（《江海乘槎录》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此处暗用金主亮诗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典，则湖时为满人内苑，似无可疑。而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得更晚，他大名鼎鼎的《观光纪游》著于光绪十年（1884），还是看到了武林属临平，武林门属杭州等不寻常的现象，四日“午牌到塘西，两岸皆市街，二石闸屹立，挟带市街，为郭门状。自此以南称武林，又虎林，以音近有此二称，属临平镇。水光如镜，万象倒影，芰荷丛生，鹭鹚群集，條然有真趣。宋人诗好咏临平风景，今始知其妙尽”。五日“坐轿入武林门，余以为杭州南宋所都，庄丽万户，威倾一方，已入城，颓垣废础，满目萧条。曰粤匪之乱，通城屋舍十仅存二三耳”。以地区相同而彼此遭遇迥异，原因或许还在湖中那头神秘的金牛身上，它出现在哪里，就能把好运带到哪里，比如东汉时显圣上湖，下湖孙皓立马就完蛋，这次或许是显示神力的方位相反而已。
至于辛亥革命的枪声，自然也不会管用，在我年轻时代的一首诗里曾经写道：“武昌城头的二十门红色大炮，击落的只是一根辫子。”而对西湖的荷花们来说，至多只是移植到拱辰桥英日使区或沪上十里洋场而已，因那里的钱相对要更加好赚，不然那些民国要人的杨梅疮和花柳病又从哪里来？当然这和孤山的杨梅和六桥的花柳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名字偶合罢了。包括西湖的藕粉，依然难吃得要命，并不因革命成功而有本质的变化，俞平伯抱怨“登放鹤亭避雨，藕粉稀薄难吃”（《癸酉年南归日记》），郁达夫形容“看起来像鼻涕，吃起来像泥沙”（《半日的旅程》），请原谅这些学者文人们的牢骚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西湖的莲藕都产在诗文里和画图上，就算真有，也只能如他们品尝的那样，“藕粉用番薯制成，出自湖边山上，西湖菱出自嘉兴，莼菜鲈鱼皆外来者”（《江浙旅行记》）。而民国十一年宁波大水，奉化受灾最重，连假冒的眼看也吃不成了，时康南海弟子官俊养病杭州龙井寺，闻讯后心焦如焚，“夕登天门山，望诸暨、奉化诸区灾民，有感而作”，诗云：“图画斯（欺）世我参商，渺渺乘风叩上苍。碧海狂澜方怒吼，黄河巨浪又疏防。圳畴万顷平沙漠，闾閤千楹变卤塘。阊阖重关难请命，秋声萧杀四茫茫”（《西湖消夏记》），到现在才发觉地图有可能靠不住，参或为商，商或为参，太湖黄河或许都在眼鼻子底下，写“吁嗟吾因感世道，臧否雌黄率如此。岂如即景写西湖，图绘真形匪近似”的乾隆只好在一傍暗笑，连曾根俊虎可能也会感到遗憾，因他在书里早有过提醒，说自己在海宁“来到海边眺望，西方遥远处绍兴府之山脉连绵不绝。”并手绘浙东西方位图附于书内（《清国漫游志》插图178），可惜书是日文写的，翻译进来太晚，官先生没看到罢了。甚至郁达夫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从上海坐船过来，以未来杭州女婿身份初登王宅，从地理方面来看也颇多蹊跷，按当天日记所记：“五点半后到拱宸桥（民国湖墅区），坐黄包车到西湖饭店里住下（民国湖滨路），洗了一洗手脸，就赶到金刚寺巷映霞的家里去（民国清泰门内城站下羊市街口）。坐等了十来分钟， 电灯亮了，映霞还是不来。心里倒有点焦急，起立坐下者数次。吃晚饭的时候，她终于来了。”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哪怕三十年前交通状况正常时，也会让这座城市里的第一代有车族自愧弗如。而美人住的地方按《西湖名胜指南》介绍，在火车开通前竟然“旧为荒野，阗无居人”，让人怀疑是否真是大名鼎鼎的南宋清泰门。一代名士王二南先生更是寄居梅花碑杭县贫儿院，为他立传的孙女婿改称育婴堂还是因为面子关系，不得已沿用了前清的称谓。总之，这些或许都跟曲院的荷花、孤山的杨梅、德寿宫的奇松冷泉一样，有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很特别的味道。 美国人艾伦·拉森想到要用他的莱卡相机对准西湖是在一九四五年秋天，尽管那时他并非悠闲而富有的旅游者，而是笕桥空军基地的技术指导，当地战后略带几分沧桑但纯朴秀丽的景色令他深深吸引，留下了一百多张精彩纷呈的照片。与他差不多同时到达的作家品品可没这样的好心情，写文章抱怨苏堤上不见春柳反倒种满法国棕榈，“西湖那么漂亮，城里那么落魄，菜市桥同仓桥一带连下水沟都没有，一下雨非赤了脚撩起裤管走不行”，甚至说出“杭州是鸨母，西湖是摇钱树，世界上哪有不打扮摇钱树而打扮鸨母的道理”这样偏激的话来（《杭州文献集成》第十四冊）。好在出现在美国朋友镜头里的湖景依然朴素而干净，令人神往。其中有一张拍摄的正是以保俶塔为背景的成陆的湖区，昔日的主角荷花已经消失，代之以一大片金黄的稻浪，让人看了后特别感到亲切。因仅仅距此不到一百年前，芋头仍然是当地粮食种植的主要品种，记得有一首道光年间的民歌是这样唱的：“八月桂花香又香，饭瓜芋艿当口粮。塘栖芋艿呒得生，塘北芋艿根断光”（《杭州市志》第十一卷文献中），而《民国杭州新志》说得更是干脆：“芋，钱塘最多。”至于塘栖芋艿为什么呒（吴语“没”）得生，李卫弘历他们应该最清楚，可惜人已经死了，满州人的政权也被推翻了，因此不可能再有完美答案。而另一张同样以保俶塔为背景，画面却是一大片辽阔的水域，还有贴着山脚形状清晰可辨的断桥和苏堤，大概是山另一面前朝留下的遗迹吧。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七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仁和钱塘两县合并设置的杭县于一九五八年并入杭州市，同时又撤消余杭县，并入临安县，三年后又重置余杭县，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西湖终于开始了她真正的豆蔻年华，从一个用无数虚幻的文字堆积起来的纸上梦景，变成举世惊叹的美丽而不可方物的现实，让查继佐在《西湖梦寻》序里说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何况西子本身自洁，更能斋戒沐浴，其芳香藻洁当更增百倍矣”有幸成为预言。但这种脱胎换骨的革命性变化，只有在工业社会，即以理性精神和强大技术力量为依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完成。今天，杭州岳湖前的一个角落里有所日式风格的雅舍，门牌标着北山街87号-5，游客一般可能不会怎么在意，只有喜欢历史的人进门前偶然抬起头来，见到那块写有“湖山春社”四字的匾额，或许才会感到有点吃惊。这里是美国咖啡连锁公司在当地的八家分店之一，荷花的粉红躯体内跃动着星巴克的黑色心脏。与它毗邻的竹素园和诂经精舍不见踪影，神秘的吴越国老枫树或南宋奇松无人记得，因此忘了在门口种上一棵，作为主体的五个幽秘洞窟本来内部相通，现在已被拆散，根据需要分布在其它景区，如果它在寂寞时想念它们，目光至少可以越过岳庙和栖霞岭作深情遥望，而泉水的声音永远只能在梦中出现了。这些自然都是为张艺谋的《印象西湖》所忽略的镜头，但反过来说，如果真有人想拍，能拍得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