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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回溯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孕育过程，突出展现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的崇高理想和卓越贡献。《觉醒年代》“不仅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优秀之作，也是一部党史教育的生动教材。”[1]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的逻辑理路清晰呈现在观众眼前，理论自觉既建立在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剧中先进人物对时代风云充分洞察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他们的思想觉醒基础上，也与促发工人农民的觉醒紧密集合，做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而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鲜活生命力的根源指向，也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生动表达，从而在观众中形成强大的共情与共鸣效应。
一、救亡和启蒙的主题促使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的思想觉醒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线索，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近代历史惊心动魄的思想变革在剧中一览无遗，革命先驱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历历在目。《觉醒年代》在电视剧创作中，以思想启蒙方式求根溯源，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相结合并作为电视剧的叙事主轴中，全面立体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呈现出广阔的视野与空间。
（一）革命先驱觉醒前的历史境遇
《觉醒年代》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展开，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并欲复辟帝制，无情地碾碎了国民关于“共和”的美好愿望，从而引发讨袁护国运动，也引发了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度思考和强烈关切，这条主线自始至终贯穿于剧中。
1915年，彼时是传统与近代相互碰撞，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国人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有关“路在哪里”的迷茫更甚，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的悲愤呐喊。《觉醒年代》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革命先驱身处的历史境遇就这样铺陈开来，涤荡与改变民族困厄与苍生落难的历史局势，正如剧中李大钊慷慨陈词的那样，“必须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既是他们自身觉醒的历史羁绊，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
《觉醒年代》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把描绘的那个中国与荧幕前的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彼时国家的命运时刻牵动着人心，强化了党初创时期，革命先哲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与出路所作出的异常曲折的痛苦选择，也使得我们深深感动与沸腾于他们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的故事。
（二）革命先驱觉醒前面临的理论困境
中国近代歷史历经“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数次救国方案皆无疾而终，终化作泡影。民族危亡中，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传至中国的有十几种主义，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影响最大，各种社会力量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楔入当时的社会肌体，北洋政府、保皇派、复古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激烈交锋，却都未能改变社会情势，如此惨痛的理论困境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觉醒年代》里诸位进步人士的肩上。
任何一种思想都非漫无目的的空穴来风，任何个体的思考都依托于磅礴壮阔的时代，“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2]那时候的中国人，看到了欧洲“现代性”文明幻灭于一战战火中，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以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中国未来，激发理论自觉，自省于时代，给深陷危机的中国找到沉疴已久的病根，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的当务之急。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理论自觉下的思想觉醒
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3]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站在时代前列，直面时代主题，以自身的思想觉醒带动与感召青年和广大工农的文化觉醒，从而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做出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诠释了他们光耀中国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为国家与民族的艰难探索之旅。
（一）觉醒时代的前奏
觉醒时代的前奏，来源于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与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两文之争论，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强烈批判那种打着爱国旗号的窃国行为，强调不能丧失爱国的立场，若国家为民者则可爱，若国家为害民者则不可爱，而目前中国既没有形成“近代国家观”，中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这篇发表于1914年11月《甲寅》杂志第1卷的文章，不乏对中国传统社会固有观念的深度思考，却也存在着“破”多“立”少的悲观消极态度，李大钊看到了这一切，遂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固然“已濒于绝”，但也不能“以绝望自灰”，而是应该“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4]。
两人思想论点的激烈碰撞中，都饱含着对爱国的强烈一致追求，两位革命先驱在日本东京历史性地相遇，正如剧中李大钊对留日学生所说的那样，“既然已经到了国亡人死之际，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虑，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从而奠定了剧中后来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新文化运动和相约建党的坚实思想基础。他们对于爱国情感的表达与反思，为一个时代、一群人的觉醒拉开了序幕，[5]共同寻求救国道路的风云际会由此开始。
（二）陈独秀、李大钊的觉醒
陈独秀、李大钊等觉醒者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上的落后”，而不仅仅只是“技不如人”和“制度不如人”，所以开化民智，提高国人素质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从而寄希望于改造国民性而通达改造社会之目的。
几经周折，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他在创刊词中高擎“科学和民主”大旗，整个中国为之一振，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加入此阵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发端，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引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引进和传播。《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平台。《新青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之后《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 觉醒者觉醒的思想场域并不仅限于字面上的文字，李大钊在江南考察期间，在与长辛店工人的接触中，社会最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给了他太多触动与震撼，对于为人类求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步越来越坚定。
“巴黎和会”风云突变，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滔天巨浪，从以思想变革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演变为以社会变革为主导的五四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更是从五四运动中政府弹压学生爱国热情的丑陋事实中，彻底放棄了幻想，明白了非流血革命不可救国，从而走上更加彻底的救亡图存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让李大钊、陈独秀等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真实性与先进性，两位革命先驱从在长城上明确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中国革命把脉开出以十月革命为范式的药方，到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出逃北京途中，在天津海河看到百姓极其惨痛现状，在抱头痛哭中，商讨和明确建党动机与方略，即“为了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中华民族再造复兴”，至此，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两位革命先驱完成思想嬗变，开始了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6]至此，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精英阶层的觉醒演变成包括工农兵学商等各阶层的特别是以学生、工人为主的全民族的伟大觉醒，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进一步传播。
（三）青年毛泽东的觉醒
剧中除了李大钊、陈独秀，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剧中毛泽东在众生百态的场景中，踏着污水，冒雨而来的出场方式，深深吸引了观众，“他来了，如光般耀眼”等的弹幕评论被广为传播。经由李大钊与陈独秀的革命启蒙，并在他们的带动与影响下，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与讨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在探讨人生价值意义的思考与选择中，走上革命道路，最终选择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在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之时，就被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深深打动。之后毛泽东于1917年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以“二十八画生”之署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明确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7]1918年4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并主持会务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他以创办《湘江评论》为平台，在湖南播撒革命火种，揭露并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等十余人第一次由长沙前往北京，此次北京之行和1919年冬的北京之行，深刻推动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1918年11月，25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聆听了李大钊关于《庶民的胜利》的慷慨激昂演说，深受震撼。青年毛泽东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则是第二次到北京时。1919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他既在实践中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密切联系，又更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在“亢慕义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
三、青年革命家与工农群众因应现实的觉醒与转变
（一）青年革命家的觉醒与转变
陈延年、陈乔年等从最初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到电视剧结尾时成为壮烈牺牲的中共党员，揭示了彼时青年因满目疮痍时代在思想与实践的觉醒与转向。陈延年、陈乔年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工读主义实验在《觉醒年代》剧中被格外突出，兄弟二人创办工读互助社的实践，短短两个多月的尝试，使得他们之前要创办一个无政府、无强权的社会理想，在现实面前幻灭了。这种自我改造的一腔热血最终由于其乌托邦力量而被现实击的粉碎。然而，正是创办工读互助社的这段经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在他们面前暴露无遗，陈延年、陈乔年一代青年革命家摒弃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青年一代革命家的觉醒力量开始迸发。从《新青年》杂志、《甲寅》到《湘江评论》，数不清的优秀青年，就这样饱蘸青年人的热情和理想，全身心投入到先进思想的学习和传播中。
（二）工农群众的觉醒与转变
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并不满足于自身的觉醒，不满足于一批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既看到了近代以来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各种政治力量的阶级局限性，更看到了千百万工农身上蕴藏的巨大救国能量，看到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根本希望，为唤醒民众这一更为雄浑的力量，他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工农觉醒。而这既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属性使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鲜活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剧中第4集，李大钊与长辛店工人葛树贵相识于北京前门大街，彼时，李大钊刚从日本回国，看到葛妻为给孩子治病而沿街乞讨的场面，李大钊对工人的悲悯与同情心油然而生，遂通过典当衣物和向《晨钟报》预支工资的方式，帮助葛树贵夫妇给孩子治病。李大钊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更有机会感知最底层百姓的赤贫生活。
1921年1月初，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正式响应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的“到工人中去”的口号，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学校的夜班和日班分别给工人及其子弟上课，剧中，他们对李大钊来授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的“工”字和“人”字，两个字上下相连就是“天”字，深感震撼。工人们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师生的教授下，文化水平逐步提高，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等事件，使作为京汉铁路北段大站的长辛店，因在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被誉为“北方的红星”。1921年5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的红星”开始熠熠生辉。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积极在上海工人中开展活动。他陆续在各种工人集会发表的演讲，剧中陈独秀慷慨陈词，诸如“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既“要求待遇改良”“要求管理权”才能觉悟起来的诸多内容，不啻于惊雷，点燃了世代被压榨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激情。
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的利益并没有被革命先驱所忽略，毛泽东作为其中杰出代表，基于对农民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既有对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的强烈认知，也有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的火热实践，既有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朴实行动，也有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述中阐明的深刻道理。在《觉醒年代》里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及其逐渐落地的鲜明导向。
结语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觉醒年代》电视剧富有张力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与思想传播，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的理论自觉，也看到了这种自觉在现实语境中达成的被观众高度认同的震撼效果。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既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认同，也是紧密结合国情和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与承续。我们党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理论自觉，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真理。
参考文献：
[1]李京盛.从历史深处回望初心《人民日报》[N].人民日报，2021-02-25（20）.
[2][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8.
[4]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 J ].甲寅，1915-8（第1卷第8號）.
[5]李敏贤，石瑾.从《觉醒年代》看红色影视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价值[ J ].电影评介，2021（06）：95-97.
[6]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J ].中国共青团，2019（05）：1-5.
[7]毛泽东.体育之研究[ J ].新青年，1917-4（第3卷第2号）.
[8][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三联出版社，1979：131.
一、救亡和启蒙的主题促使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的思想觉醒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线索，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近代历史惊心动魄的思想变革在剧中一览无遗，革命先驱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历历在目。《觉醒年代》在电视剧创作中，以思想启蒙方式求根溯源，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相结合并作为电视剧的叙事主轴中，全面立体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呈现出广阔的视野与空间。
（一）革命先驱觉醒前的历史境遇
《觉醒年代》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展开，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并欲复辟帝制，无情地碾碎了国民关于“共和”的美好愿望，从而引发讨袁护国运动，也引发了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度思考和强烈关切，这条主线自始至终贯穿于剧中。
1915年，彼时是传统与近代相互碰撞，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国人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有关“路在哪里”的迷茫更甚，以至于发出“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的悲愤呐喊。《觉醒年代》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革命先驱身处的历史境遇就这样铺陈开来，涤荡与改变民族困厄与苍生落难的历史局势，正如剧中李大钊慷慨陈词的那样，“必须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既是他们自身觉醒的历史羁绊，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
《觉醒年代》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把描绘的那个中国与荧幕前的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彼时国家的命运时刻牵动着人心，强化了党初创时期，革命先哲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与出路所作出的异常曲折的痛苦选择，也使得我们深深感动与沸腾于他们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的故事。
（二）革命先驱觉醒前面临的理论困境
中国近代歷史历经“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数次救国方案皆无疾而终，终化作泡影。民族危亡中，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传至中国的有十几种主义，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影响最大，各种社会力量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楔入当时的社会肌体，北洋政府、保皇派、复古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激烈交锋，却都未能改变社会情势，如此惨痛的理论困境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觉醒年代》里诸位进步人士的肩上。
任何一种思想都非漫无目的的空穴来风，任何个体的思考都依托于磅礴壮阔的时代，“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2]那时候的中国人，看到了欧洲“现代性”文明幻灭于一战战火中，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以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中国未来，激发理论自觉，自省于时代，给深陷危机的中国找到沉疴已久的病根，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的当务之急。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理论自觉下的思想觉醒
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3]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站在时代前列，直面时代主题，以自身的思想觉醒带动与感召青年和广大工农的文化觉醒，从而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做出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诠释了他们光耀中国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为国家与民族的艰难探索之旅。
（一）觉醒时代的前奏
觉醒时代的前奏，来源于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与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两文之争论，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强烈批判那种打着爱国旗号的窃国行为，强调不能丧失爱国的立场，若国家为民者则可爱，若国家为害民者则不可爱，而目前中国既没有形成“近代国家观”，中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这篇发表于1914年11月《甲寅》杂志第1卷的文章，不乏对中国传统社会固有观念的深度思考，却也存在着“破”多“立”少的悲观消极态度，李大钊看到了这一切，遂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予以回应，他指出，中国固然“已濒于绝”，但也不能“以绝望自灰”，而是应该“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4]。
两人思想论点的激烈碰撞中，都饱含着对爱国的强烈一致追求，两位革命先驱在日本东京历史性地相遇，正如剧中李大钊对留日学生所说的那样，“既然已经到了国亡人死之际，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虑，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从而奠定了剧中后来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新文化运动和相约建党的坚实思想基础。他们对于爱国情感的表达与反思，为一个时代、一群人的觉醒拉开了序幕，[5]共同寻求救国道路的风云际会由此开始。
（二）陈独秀、李大钊的觉醒
陈独秀、李大钊等觉醒者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上的落后”，而不仅仅只是“技不如人”和“制度不如人”，所以开化民智，提高国人素质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从而寄希望于改造国民性而通达改造社会之目的。
几经周折，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他在创刊词中高擎“科学和民主”大旗，整个中国为之一振，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加入此阵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发端，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引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引进和传播。《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平台。《新青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之后《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 觉醒者觉醒的思想场域并不仅限于字面上的文字，李大钊在江南考察期间，在与长辛店工人的接触中，社会最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给了他太多触动与震撼，对于为人类求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步越来越坚定。
“巴黎和会”风云突变，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滔天巨浪，从以思想变革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演变为以社会变革为主导的五四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更是从五四运动中政府弹压学生爱国热情的丑陋事实中，彻底放棄了幻想，明白了非流血革命不可救国，从而走上更加彻底的救亡图存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让李大钊、陈独秀等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真实性与先进性，两位革命先驱从在长城上明确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中国革命把脉开出以十月革命为范式的药方，到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出逃北京途中，在天津海河看到百姓极其惨痛现状，在抱头痛哭中，商讨和明确建党动机与方略，即“为了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中华民族再造复兴”，至此，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两位革命先驱完成思想嬗变，开始了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6]至此，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精英阶层的觉醒演变成包括工农兵学商等各阶层的特别是以学生、工人为主的全民族的伟大觉醒，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进一步传播。
（三）青年毛泽东的觉醒
剧中除了李大钊、陈独秀，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剧中毛泽东在众生百态的场景中，踏着污水，冒雨而来的出场方式，深深吸引了观众，“他来了，如光般耀眼”等的弹幕评论被广为传播。经由李大钊与陈独秀的革命启蒙，并在他们的带动与影响下，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与讨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在探讨人生价值意义的思考与选择中，走上革命道路，最终选择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在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之时，就被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深深打动。之后毛泽东于1917年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以“二十八画生”之署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明确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7]1918年4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并主持会务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他以创办《湘江评论》为平台，在湖南播撒革命火种，揭露并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等十余人第一次由长沙前往北京，此次北京之行和1919年冬的北京之行，深刻推动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1918年11月，25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聆听了李大钊关于《庶民的胜利》的慷慨激昂演说，深受震撼。青年毛泽东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则是第二次到北京时。1919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他既在实践中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密切联系，又更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在“亢慕义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
三、青年革命家与工农群众因应现实的觉醒与转变
（一）青年革命家的觉醒与转变
陈延年、陈乔年等从最初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到电视剧结尾时成为壮烈牺牲的中共党员，揭示了彼时青年因满目疮痍时代在思想与实践的觉醒与转向。陈延年、陈乔年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工读主义实验在《觉醒年代》剧中被格外突出，兄弟二人创办工读互助社的实践，短短两个多月的尝试，使得他们之前要创办一个无政府、无强权的社会理想，在现实面前幻灭了。这种自我改造的一腔热血最终由于其乌托邦力量而被现实击的粉碎。然而，正是创办工读互助社的这段经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在他们面前暴露无遗，陈延年、陈乔年一代青年革命家摒弃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青年一代革命家的觉醒力量开始迸发。从《新青年》杂志、《甲寅》到《湘江评论》，数不清的优秀青年，就这样饱蘸青年人的热情和理想，全身心投入到先进思想的学习和传播中。
（二）工农群众的觉醒与转变
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并不满足于自身的觉醒，不满足于一批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既看到了近代以来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各种政治力量的阶级局限性，更看到了千百万工农身上蕴藏的巨大救国能量，看到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根本希望，为唤醒民众这一更为雄浑的力量，他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工农觉醒。而这既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属性使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鲜活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剧中第4集，李大钊与长辛店工人葛树贵相识于北京前门大街，彼时，李大钊刚从日本回国，看到葛妻为给孩子治病而沿街乞讨的场面，李大钊对工人的悲悯与同情心油然而生，遂通过典当衣物和向《晨钟报》预支工资的方式，帮助葛树贵夫妇给孩子治病。李大钊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更有机会感知最底层百姓的赤贫生活。
1921年1月初，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正式响应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的“到工人中去”的口号，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学校的夜班和日班分别给工人及其子弟上课，剧中，他们对李大钊来授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的“工”字和“人”字，两个字上下相连就是“天”字，深感震撼。工人们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师生的教授下，文化水平逐步提高，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等事件，使作为京汉铁路北段大站的长辛店，因在其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被誉为“北方的红星”。1921年5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的红星”开始熠熠生辉。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积极在上海工人中开展活动。他陆续在各种工人集会发表的演讲，剧中陈独秀慷慨陈词，诸如“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既“要求待遇改良”“要求管理权”才能觉悟起来的诸多内容，不啻于惊雷，点燃了世代被压榨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激情。
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的利益并没有被革命先驱所忽略，毛泽东作为其中杰出代表，基于对农民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既有对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的强烈认知，也有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的火热实践，既有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朴实行动，也有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述中阐明的深刻道理。在《觉醒年代》里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及其逐渐落地的鲜明导向。
结语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苦难辉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觉醒年代》电视剧富有张力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与思想传播，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的理论自觉，也看到了这种自觉在现实语境中达成的被观众高度认同的震撼效果。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既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认同，也是紧密结合国情和时代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与承续。我们党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理论自觉，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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