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下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格局，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凡是传统保存相对完整、儒家价值深入人心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政治也相对开明。换言之，最传统的地方，现代化程度其实最高。
　　为简单起见，笔者把中国划分为三个区域：钱塘江以南沿海地区，长江下游也即传统的江南地区，及北方。若以乡村地区而言，这三个地区中，传统在钱塘江以南保存得最为完整，而其经济也最为发达，社会自治程度最高。长江下游次之，北方的各种指标则都相对殿后。
　　经济增长依赖市场秩序，而市场秩序形成、维护、扩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相对健全的规则、有效地执行规则的机制，以及人们尊重规则的习惯。社会治理之前提条件与此类似，同样依赖人们对规则的尊重和执行规则的机制。换言之，经济增长和社会优良治理，都有赖于规则、组织以及人们的规则意识。
　　儒家恰恰提供了所有这一切。儒家强调礼、礼俗，这些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儒家构造了宗族制度，这是基层社会最为基本、也非常稳固的组织。族中长老和德才兼备之人为族中领袖，其权威寄托在祠堂，依托祠堂执行礼俗，维持秩序。当然，通过这样的教化，民众也普遍具有规则意识。
　　传统上，钱塘江以南的市场制度最为健全。上个世纪中期，权力控制、计划经济的大浪铺天而来。北方地区完全被改造，但借助于较为紧密的传统组织，钱塘江以南地区部分抵制了这种制度扭曲。到上世纪70年代末集中控制权力略有松动，这些地区的市场传统就强劲反弹。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市场化不是经济学家引入的，也不是政府发明的，而是民众自发恢复的。而相对完整的传统观念、规则、制度，又为市场秩序形成、扩展提供了条件。
　　钱塘江以南的社会治理体系：一方面是依托于法律的村委会；另一方面是扎根于习俗的“老人会”或者“理事会”。这样一种复合型治理架构，让钱塘江以南乡村社会的治理远远优于北方乡村。在北方乡村，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基本上不再存在传统的宗族组织，而除此之外，村民几乎不可能自发组织。
　　当然，随着城市化，人们熟悉的传统乡村组织必然发生变化。但迄今为止的事实至少证明了：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反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今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基于儒家价值，重构现代制度。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社会变化的理性之道本来就是孔子所说的，“因”中有所“损、益”，全盘重建只能是全盘破坏，而不可能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