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日，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安泰毅大使举行的告别酒会上，一位以色列朋友告诉我，特迪·考夫曼走了。特迪·考夫曼是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主席，是我在以色列任职期间过从甚密的好朋友。我默然良久，想起了中以建交20周年之际安泰毅大使举办北京—特拉维夫联线活动时，一些熟悉的以色列朋友出现在荧屏上，而考夫曼却没有出席。我请以色列朋友转告对他的问候，朋友们答称，他本应出席这场联线活动的，但因身体不适，未能出席。我当时有种不详的预感，考夫曼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但也没很在意。犹太人是相信神灵的，也许他的灵魂已飞升天堂，去重会那些曾风雨同舟的朋友了吧！
　　出生于中国的犹太人
　　2000年12月，我到以色列任职，第一个拜会的就是考夫曼。按外交惯例，递交国书前，一般是不能拜会官方人士的。但考夫曼属民间人士，不在此列。拜会在他家里进行，他已准备了茶点。一开始，我和他讲英文，知道他俄文说得更流利时，我们很快转用俄文。他告诉我，他的父母1912年来到中国，先在齐齐哈尔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哈尔滨。我是齐齐哈尔人，在哈尔滨读的大学，我们俩可谓是真正的老乡。老乡见老乡，谈话格外亲切，仿佛故人久别重逢一样。那年他76岁，慈眉善目，虽然头发花白，但头脑清楚、谈锋甚健、反应灵敏。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我到以色列参加的第一场活动是应考夫曼的邀请，出席为原居中国犹太人子女以及中国在以色列留学生颁发奖学金大会。这些资金都是由原居中国犹太人捐助的，这些捐助者有的居住在以色列，也有的散居在世界各地。
　　随着交往不断加深，我逐渐了解了考夫曼的家史和他的过去。他的祖父是富裕的纺织商人，出生在乌克兰切尔尼科夫省，是著名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平斯克驻乌克兰的代表，后移居俄罗斯乌拉尔山区的彼尔姆市。他的父亲亚布拉罕·考夫曼和母亲都毕业于瑞士伯尔尼大学，主修医学，后成为职业医生，也都是锡安主义的活跃分子。1912年，考夫曼的父母来到哈尔滨，成为哈尔滨犹太社区的领袖。特迪·考夫曼生于1924年，就读哈尔滨犹太学校。他积极参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活动，曾担任哈尔滨犹太教公会秘书。他作为社区领袖的儿子，又任公会秘书，对社区发生的事情知之甚详，目睹了犹太社区的兴衰，也遭遇了犹太民族的种种变故，这增长了他的才干，锤炼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1950年，考夫曼移居以色列。他曾任以色列工会主席，后成为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每逢中国或者以色列犹太人的节假日，我们彼此都有酬对。他爱送花，但不是一般的花束而是盆花。这样做是为了长久养植。我的官邸露台上的花大部分是他送的。每逢中国相应的代表团、考察小组等来以色列访问，他都亲自到机场迎接，出面会见，日程安排得周到细致，几乎全程陪同。如果是小型团组，他还会设家宴招待，他的夫人亲自下厨，如忙不过来，就请邻居或朋友帮忙。他家的房子并不大，一室两厅，大约70多平米。他没有子女，家里的橱柜里摆着书籍及一些纪念品。我曾留心看过，没有算得上古董的摆件。他还领我参观犹太人会堂，瞻仰犹太人墓地，其中就有曾在中国生活和战斗过的罗生特医生的墓地。罗生特医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吉普兹
　　还记得，考夫曼带我及使馆人员参观过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吉普兹。吉普兹是以色列特有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它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有农业（除粮食作物外还栽培各种果蔬、花卉）、畜牧业，产品除供应以色列居民外还销往欧洲国家。此外，有的吉普兹还经营宾馆、饭店，有的还生产先进的滴灌设备以及其他高精尖产品。吉普兹里各种设施齐全：幼儿园、养老院、学校、食堂、洗衣店、电影院、俱乐部、图书馆、游泳池以及各种运动和健身场所等，有的甚至有小型动物园。所有吉普兹成员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设施。成员在食堂免费用餐，也可以领取食材回家自己做。吉普兹内环境优雅、美丽，棕榈树亭亭玉立，扶桑花摇曳多姿，三角梅如霞似火，各种花草树木把吉普兹点缀得如同花园一般。我和考夫曼游览吉普兹时，不由地赞叹他们营造出了这般如诗如画的生活环境。我们到吉普兹成员家里做客，考夫曼告诉我们，吉普兹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吉普兹为每个家庭提供同样的住房，配备同样的家具和家用电器。除一切免费外还为每个成员发放生活补贴。吉普兹主席以及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全体吉普兹成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到三年，日常经营活动由主席及管委会负责，重大事宜由成员大会民主决策，主席及管委会成员没有特权。吉普兹设有公车，因公外出可乘吉普兹轿车，因私用车要付汽油费。如吉普兹没有中学需外出上学，费用由吉普兹供给。上大学费用也由吉普兹支付。大学毕业后，如回吉普兹工作则享受成员待遇，如在城里或者其他单位工作还要享受成员待遇，则须把工资交吉普兹，再由吉普兹发放生活补贴。
　　陪同我们参观的人中有一位老年妇女，虽然已经84岁，但精神矍铄，脚步轻盈。她本来在养老院里，听说考夫曼要带我们参观就主动出来陪同。她是哈尔滨犹太人，曾在考夫曼父亲的医院里当护士，和考夫曼是老相识。她告诉我们，养老院里对老人照顾得十分周到，如果身体允许，也可自愿参加一点劳动，如做些手工，活动筋骨。考夫曼介绍说，吉普兹一开始是由苏联及东欧的移民创建的。由于当时条件艰苦，还要防备巴勒斯坦人的袭扰，所以吉普兹带有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目前在以色列的农村约有三分之一是以这种组织形式经营。我问考夫曼，如果有人享受这一切福利待遇却不好好工作，怎么办呢？有什么奖惩制度吗？他答称，外来人加入吉普兹有两年的预备期，如考验合格，全体成员通过，可成为吉普兹正式成员。这两年的预备期就可以将一些不靠谱的人挡在门外。另外，如真有人藏奸耍滑，就会被吉普兹的其他成员孤立，而要想重回集体只能好好工作。当然，有的年轻人喜欢有挑战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不愿回吉普兹，那就悉听尊便。
　　“中国是我们的第二祖国”
　　考夫曼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有较深的了解，也有很深的感情。我在以色列当大使的三年中，每年都为原居中国的以色列犹太人举行春节招待会。考夫曼每年都带着协会会员前来参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日的喜悦。他曾说：“你们的盛大节日——春节，也是我们的节日，在犹太人苦难的日子里，我们在中国找到了避风港，中国是我们的第二祖国。如今我们身在以色列，中国在我们心中！” 　　2003年11月，我将离任回国。考夫曼在海滨的中国饭店举行招待会，邀请了一大批原居中国犹太人为我践行。我临行前，他还组织一次小型聚会，邀请了以色列原驻中国的多位大使、同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家，还特地邀请了以中友协名誉主席、时任副总理兼外长西蒙·佩雷斯。席间每个人都讲了话，盛赞中以友谊。西蒙·佩雷斯赠予我一本他的新书《新创世纪》，以志纪念。宴席后考夫曼把我送上车，依依惜别。
　　我回国后，我们依旧保持着联系，考夫曼还常常给我寄来原居中国犹太人会刊。2007年，他给我寄来他撰写的英文版“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到：“我年轻时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宽容、好客，尽管中国人视我们为外国人也是事实，但他们接受了我们，他们从来没有侵扰过我们，没有禁止锡安主义运动并允许我们领导社区生活。”
　　我同考夫曼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研讨会”上。那是2004年，他不顾80岁高龄，携夫人从特拉维夫飞到哈尔滨，赶来参加研讨会，那时他身体依然硬朗。在会议的几天里，我和他一起参观犹太会堂、犹太中学、犹太历史展览会、犹太人墓地及其他一些犹太人遗迹。他说：“哈尔滨虽然变化很大，但它依然是我年轻时最可爱的家园。出生在这里或者年轻时到过这里的人，依然对过去的岁月充满生动而美好的记忆。”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讲解，细说当年的人和事，甚至哪一层楼哪一居室住着什么人，有怎样的经历，遭遇了哪些苦难，后果如何，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哪里，他都记得。他讲得那样详实，那样清楚，又那样生动。人们不能不感叹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他那条理分明的思维，以及他那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就是哈尔滨犹太人活的历史，是犹太人的百科全书。
　　考夫曼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也十分精彩。他讲了随着世界的变迁，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兴衰，讲了他的思考和感怀。他说，当年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排犹的历史，而中国接纳了逃离苦难的犹太人；当世界各地在摧残和杀戮犹太人时，中国保护了犹太人；当世界各地在捣毁犹太人会堂时，中国的一些城市却建起了犹太会堂；当世界各地在焚毁犹太书籍和报刊时，中国却在出版犹太报刊和书籍。“我们这些犹太人怎么能不感念中国呢？怎么能忘记这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呢？”他说。
　　风晨雨夕或闲庭信步时，我和考夫曼相处的一幕幕场景就会浮现在眼前。他那慈祥的面容，他那会心的微笑，以及他那潇洒自如的谈吐，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些晤面已去经年，但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他在“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一书的后记中写道：“社区领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宣讲灌输兄弟关系和礼仪，他们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富有创造力。”我想这些话对他本人完全适用，这也是他精神风貌的鲜明写照。
　　考夫曼离去已经两年了，我点燃一瓣心香祭奠他，愿他的灵魂在天国里得到安息。
　　（作者为外交部前驻以色列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