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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那一天人们除了瞻仰这所名牌大学的百年风华之外，也更多地开始思考它所诠释的大学精神。有媒体曾以“追寻中国大学魂魄”为主题做报道，提出“清华之大在于大师辈出”的评语，这句评语与清华历史上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上任时所说的话完全吻合：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北平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于台湾新竹创国立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1962年逝世。他是唯一的“两岸清华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本人从未被称为“大师”，但他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他被清华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寡言君子 结缘清华
清华校训来源于《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世人心目中，梅贻琦正是这样一位君子，不过这位君子生性不爱说话。
1908年，19岁的天津少年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学堂。这一年，恰逢中美双方达成“退款办学”协定。美国决定把在1900年侵略战争中分得“赔款”的“多余”部分归还中国，但要求清廷设立一所“肄业馆”，每年甄选优秀学子派往美国留学。于是在1909年，游美学务处组织了第一次“庚款留学”招考，而梅贻琦就在考取的47位学生之中，名列第六。据另一位当时考取庚款留学的学生徐君陶回忆，“投考者七百多人”，发榜时他“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人也在那看榜，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搭乘“中国号”邮轮赴美时，“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沉默寡言的绅士）。”
“寡言君子”与清华的缘分，便从此开始。梅贻琦抵美后，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1915年即应聘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教员，并于1926年担任教务长，1931年出任校长。
有人说，梅贻琦一生为中国教育事业贡献良多，却未曾以任何一桩成就炫耀自己，只有一件事似乎是个例外，这便是他与清华的“血缘”。抗战期间，他在一篇告校友书中写道：“琦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多方培植。32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
烽火连天 弦歌不辍
清华大学成长的阶段，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岁月，而梅贻琦担任校长，正好赶上这段动荡的高潮部分。
1931年，日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为傀儡国。国难当头，国内形势亦不容乐观。当时国民党在高校大力推行“党化教育”，试图限制“思想自由”，清华校长罗家伦被全体师生驱逐，而梅贻琦的上任可谓“临危受命”。
梅贻琦竭力推行“教授治校”的原则，实行校务民主制度，提高了每一位教师对学校大小事务的发言权，这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下是难能可贵的。此后，再无人反对梅贻琦担任校长，梅贻琦戏称之为“没有人愿意倒‘梅’”。他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赢得了多数师生的认可，也为清华招来了许多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其中不乏诸多优秀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陈省身、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王竹溪等。可以说，正是梅贻琦，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至云南昆明，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而在当时，西南联大虽有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三位常委，但张伯苓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失去了长子，几乎崩溃；蒋梦麟因财政的压力和日本人的恐吓，长居陪都重庆，于是实际领导工作落到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身上。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三所学校风格各异。其中清华大学的人数比另外两所大学的总和还要多，且拥有庚子赔款来支援联大的日常支出，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占了上风。梅贻琦温文尔雅，公正无私的办事风格则获得了全联大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虽有竞争，却奇妙地融合。西南联大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从这座战火中的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学子后来大多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而这个奇迹中，包含梅贻琦的许多功劳。
梅贻琦的沉稳与淡定的姿态，在当时师生的心中，可谓是一剂“定心药”。据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回忆，从1940年至1941年，日本飞机差不多天天来轰炸昆明，一般是上午9点飞机起飞，10点就能听到空袭警报。当时学校设在近郊，师生们一般要跑到十里外的野外躲避，这样的“跑警报”在当时非常频繁。“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安详，而且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
一心为校 两袖清风
“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仿佛不见得。”这是昔日清华与西南联大学生对梅贻琦独特的说话方式的总结。这些听起来像“打圆场”的关键词，其实正是梅贻琦一贯坚持的中间立场的体现。
在梅贻琦眼中，学校始终不要和政治挂钩，搞政治应该到校外去搞，但当年西南联大学风自由，有不少激进的学者。例如热衷政治活动的闻一多教授，汪曾祺曾批评他政治活动参与太多，闻一多说汪曾祺“用高射炮向他高射”，反批汪曾祺不搞政治。像这样你来我往的“斗争”，梅贻琦往往站在中间的位置，他能包容这一切。
1946年，清华回北平复校，梅贻琦仍担校长一职；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内阁，梅贻琦则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表示婉拒。他对新闻记者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或许执着于纯粹的教育，是梅贻琦认为在当时两难的情形下最好的选择。1949年，梅贻琦携清华大学庚款基金远赴美国，他将基金一分未动地封存，不作个人之用。直到1955年回台湾建校时，才拿出来作规划楼阁、延聘师资之用。当时有人提议在新竹重建“清华大学”，梅贻琦没有立即同意，只答应成立“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因为在他心里，清华大学一直都在北平。
1962年，梅贻琦因病在台湾逝世，人们在他从不离身的公文包里，找出了清华的历年账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确立了清华“自由、民主”的校格。梅贻琦遗留的著作《中国的大学》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思想。“大师论”“从游论”“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德、智、体、美、群五育”这些属于梅贻琦的关键词，在如今的中国，亦是颇为值得借鉴。
我们的大学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常常见到却是教育质量的下滑以及人们对教育的担忧与质疑。在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上更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相比之下，以梅贻琦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那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竟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大批的杰出科学家，这一巨大的反差更应引起我们的反省与深思。
比起“大师论”，梅贻琦思想中被人们忽视的更多是“从游论”。梅贻琦曾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即是指教授对学生不止是在课堂上讲授而已，更应该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让学生跟随老师一起成长。这一点在如今“填鸭式”教育的大学，似乎看不见踪影。
作为校长，梅贻琦是亲自践行“从游”的教育理念的。“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当时正值抗战暴发前夕，清华学生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但士兵们被命令不准使用枪弹。因此竟被清华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数量达一个师的部队荷枪实弹进入校园，试图揪出闹事的学生。据清华教师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因而被释放。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在场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一言一行之间，梅贻琦展现了“勇于担当”并“用智慧解决问题”的形象，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良师益友 家事情缘
梅贻琦的“专”可谓是出了名的。“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表达了他对清华的爱，他用一生的光阴奉献于这所大学的教育事业。然而当年，他也曾一度有过想要放弃，不做教师的想法。
1915年，初到清华任教半年的梅贻琦，用暑假的时间去看望了在天津的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梅贻琦在南开学堂的老师。梅贻琦见到老师后，倾诉内心想法，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张伯苓说，“你才教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按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按照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说法，“这一忍耐，就是几十年，一辈子。”
当年的梅贻琦刚从美国回来，一直单身工作了好几年。这期间曾多次有人为他说亲，他一律拒绝了，直到快30岁时，才经少时在南开的老师严范孙先生介绍，与同是天津人的韩咏华缔结姻缘。回忆起当时的经过，韩咏华说，“至今想来，仍觉得有趣。当时严先生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回信。不久后，梅先生又给我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竟因此同意了。”
订婚时，梅贻琦30岁，韩咏华26岁，在旧社会算得上是大龄婚姻了。当时韩咏华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她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生活了43年。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一家入不敷出，条件艰苦，梅夫人就学会做糕点，变卖旧衣物，当时“校长夫人摆地摊”的故事广为流传。
梅贻琦对待子女的态度是“恪尽抚育责任”，其他事情似乎管得不多。当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去应征从军，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也去了。据韩咏华回忆，“月涵既未主动提出，也未阻拦。”梅贻琦曾说：“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学生。”这是他对待儿女的基本态度。
梅贻琦，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北平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于台湾新竹创国立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1962年逝世。他是唯一的“两岸清华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本人从未被称为“大师”，但他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他被清华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寡言君子 结缘清华
清华校训来源于《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世人心目中，梅贻琦正是这样一位君子，不过这位君子生性不爱说话。
1908年，19岁的天津少年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学堂。这一年，恰逢中美双方达成“退款办学”协定。美国决定把在1900年侵略战争中分得“赔款”的“多余”部分归还中国，但要求清廷设立一所“肄业馆”，每年甄选优秀学子派往美国留学。于是在1909年，游美学务处组织了第一次“庚款留学”招考，而梅贻琦就在考取的47位学生之中，名列第六。据另一位当时考取庚款留学的学生徐君陶回忆，“投考者七百多人”，发榜时他“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人也在那看榜，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搭乘“中国号”邮轮赴美时，“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沉默寡言的绅士）。”
“寡言君子”与清华的缘分，便从此开始。梅贻琦抵美后，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1915年即应聘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教员，并于1926年担任教务长，1931年出任校长。
有人说，梅贻琦一生为中国教育事业贡献良多，却未曾以任何一桩成就炫耀自己，只有一件事似乎是个例外，这便是他与清华的“血缘”。抗战期间，他在一篇告校友书中写道：“琦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多方培植。32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
烽火连天 弦歌不辍
清华大学成长的阶段，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岁月，而梅贻琦担任校长，正好赶上这段动荡的高潮部分。
1931年，日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为傀儡国。国难当头，国内形势亦不容乐观。当时国民党在高校大力推行“党化教育”，试图限制“思想自由”，清华校长罗家伦被全体师生驱逐，而梅贻琦的上任可谓“临危受命”。
梅贻琦竭力推行“教授治校”的原则，实行校务民主制度，提高了每一位教师对学校大小事务的发言权，这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下是难能可贵的。此后，再无人反对梅贻琦担任校长，梅贻琦戏称之为“没有人愿意倒‘梅’”。他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赢得了多数师生的认可，也为清华招来了许多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其中不乏诸多优秀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陈省身、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王竹溪等。可以说，正是梅贻琦，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至云南昆明，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而在当时，西南联大虽有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三位常委，但张伯苓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失去了长子，几乎崩溃；蒋梦麟因财政的压力和日本人的恐吓，长居陪都重庆，于是实际领导工作落到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身上。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三所学校风格各异。其中清华大学的人数比另外两所大学的总和还要多，且拥有庚子赔款来支援联大的日常支出，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占了上风。梅贻琦温文尔雅，公正无私的办事风格则获得了全联大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虽有竞争，却奇妙地融合。西南联大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从这座战火中的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学子后来大多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而这个奇迹中，包含梅贻琦的许多功劳。
梅贻琦的沉稳与淡定的姿态，在当时师生的心中，可谓是一剂“定心药”。据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回忆，从1940年至1941年，日本飞机差不多天天来轰炸昆明，一般是上午9点飞机起飞，10点就能听到空袭警报。当时学校设在近郊，师生们一般要跑到十里外的野外躲避，这样的“跑警报”在当时非常频繁。“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安详，而且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
一心为校 两袖清风
“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仿佛不见得。”这是昔日清华与西南联大学生对梅贻琦独特的说话方式的总结。这些听起来像“打圆场”的关键词，其实正是梅贻琦一贯坚持的中间立场的体现。
在梅贻琦眼中，学校始终不要和政治挂钩，搞政治应该到校外去搞，但当年西南联大学风自由，有不少激进的学者。例如热衷政治活动的闻一多教授，汪曾祺曾批评他政治活动参与太多，闻一多说汪曾祺“用高射炮向他高射”，反批汪曾祺不搞政治。像这样你来我往的“斗争”，梅贻琦往往站在中间的位置，他能包容这一切。
1946年，清华回北平复校，梅贻琦仍担校长一职；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内阁，梅贻琦则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表示婉拒。他对新闻记者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或许执着于纯粹的教育，是梅贻琦认为在当时两难的情形下最好的选择。1949年，梅贻琦携清华大学庚款基金远赴美国，他将基金一分未动地封存，不作个人之用。直到1955年回台湾建校时，才拿出来作规划楼阁、延聘师资之用。当时有人提议在新竹重建“清华大学”，梅贻琦没有立即同意，只答应成立“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因为在他心里，清华大学一直都在北平。
1962年，梅贻琦因病在台湾逝世，人们在他从不离身的公文包里，找出了清华的历年账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确立了清华“自由、民主”的校格。梅贻琦遗留的著作《中国的大学》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思想。“大师论”“从游论”“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德、智、体、美、群五育”这些属于梅贻琦的关键词，在如今的中国，亦是颇为值得借鉴。
我们的大学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常常见到却是教育质量的下滑以及人们对教育的担忧与质疑。在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上更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相比之下，以梅贻琦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那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竟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大批的杰出科学家，这一巨大的反差更应引起我们的反省与深思。
比起“大师论”，梅贻琦思想中被人们忽视的更多是“从游论”。梅贻琦曾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即是指教授对学生不止是在课堂上讲授而已，更应该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让学生跟随老师一起成长。这一点在如今“填鸭式”教育的大学，似乎看不见踪影。
作为校长，梅贻琦是亲自践行“从游”的教育理念的。“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当时正值抗战暴发前夕，清华学生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但士兵们被命令不准使用枪弹。因此竟被清华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数量达一个师的部队荷枪实弹进入校园，试图揪出闹事的学生。据清华教师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因而被释放。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在场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一言一行之间，梅贻琦展现了“勇于担当”并“用智慧解决问题”的形象，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良师益友 家事情缘
梅贻琦的“专”可谓是出了名的。“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表达了他对清华的爱，他用一生的光阴奉献于这所大学的教育事业。然而当年，他也曾一度有过想要放弃，不做教师的想法。
1915年，初到清华任教半年的梅贻琦，用暑假的时间去看望了在天津的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梅贻琦在南开学堂的老师。梅贻琦见到老师后，倾诉内心想法，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张伯苓说，“你才教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按照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按照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说法，“这一忍耐，就是几十年，一辈子。”
当年的梅贻琦刚从美国回来，一直单身工作了好几年。这期间曾多次有人为他说亲，他一律拒绝了，直到快30岁时，才经少时在南开的老师严范孙先生介绍，与同是天津人的韩咏华缔结姻缘。回忆起当时的经过，韩咏华说，“至今想来，仍觉得有趣。当时严先生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回信。不久后，梅先生又给我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竟因此同意了。”
订婚时，梅贻琦30岁，韩咏华26岁，在旧社会算得上是大龄婚姻了。当时韩咏华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她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生活了43年。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一家入不敷出，条件艰苦，梅夫人就学会做糕点，变卖旧衣物，当时“校长夫人摆地摊”的故事广为流传。
梅贻琦对待子女的态度是“恪尽抚育责任”，其他事情似乎管得不多。当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去应征从军，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也去了。据韩咏华回忆，“月涵既未主动提出，也未阻拦。”梅贻琦曾说：“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学生。”这是他对待儿女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