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和加斯基奇斯是在去圣彼得堡的飞机上认识的。他临窗而坐，几乎不间断地从小小的窗户向外张望。虽然目力所及都是神秘莫测的蓝天，机翼下遥远处可见的葱绿大地，但是加斯基奇斯绝不是为了来寻找俄罗斯人想看到的东西：故乡、亲友、记忆。加斯基奇斯的记忆是拉脱维亚人的，但不是拉脱维亚被并入苏联后的第一代人的记忆，而是第二代人的记忆。他的父亲是里加的党的工作者，在俄罗斯人的领导下参加了使拉脱维亚成为真正的苏联领土的工作，经历了拉脱维亚“苏维埃化”的全过程。后来，他被动员上了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场，战争结束时，他奇迹般地完好复员回到了里加。而加斯基奇斯只有“二战”后的经历和记忆，对他来说，最最难忘的是七十年代末被动员参加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他是不幸的，他的一条腿永远埋在了阿富汗的荒漠之中。
失去了一条腿的加斯基奇斯在里加的土地上非但没有倒下去，反而顽强地生根发展。在拉脱维亚宣布独立后，他夺得了他所在的军工厂的私有权，军工厂成了他发财致富的吉祥之地，一种秘密的商业活动让他成为一方霸主，也使他与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军工企业家，那些一夜暴富的“新俄罗斯人”结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与那些返乡的俄罗斯人不同，也与那些讲俄语的拉脱维亚普通人不同，他是为寻求商机和财富而来。
加斯基奇斯很善谈，但也很善于适可而止。事实上，我对他的商业活动并不感兴趣，也没有窥探他的私密的愿望。尤其是他从事的军火生意，我从心里就感到厌恶。厌恶什么呢？是生意，还是滋生这种生意的历史？我所感兴趣的是历史，是他参加过的阿富汗战争的经历。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场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的一些档案已经解密，那些流血的、翻动着战火与硝烟的、充满苏联老百姓悲欢离合的文字里已经把那场战争复原得清晰可见，尽管不时还有阵阵雾霾把历史的进程遮盖得影影绰绰。加斯基奇斯的失去一条腿的残疾“阿富汗人”形象，我也不是第一次见到。
早在苏联解体最初的那些年月，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街头就到处可见这些缺腿少胳膊的“阿富汗人”。他们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身穿迷彩服，拄着拐杖或者假腿，吊着石膏绷带厚厚缠绕的残臂，或是立在闹市口，或是穿行在豪华轿车中间。他们无所畏惧，也目中无人，虽然岁月又已悄然逝去了三十年的时间，但眼下的闹市和繁华街区仍像是他们当年苦熬苦撑的阿富汗战场，他们还像是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是在显示他们的贫穷、不幸和本应成为“民族英雄”而终究沦落街头的不公，还是像乞丐、流浪者那样祈求施舍、盼望同情与怜悯？不得而知。或许是在示威、恫吓，可是向谁？向政府，那个派他们去异国他乡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向民众，可民众怎么承担得了那七年的败战之重？所有的人似乎都怕他们，连谁也不敢招惹的警察见了他们也避之一旁。他们就是那场战争的遗产，那场战争不肯消失的王者，因此他们有了一个特殊的代号——“阿富汗人”。他们像尖刀一般插在这个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心窝之上，就如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成为俄罗斯难以消解的国家和民族之殇。
“哦，阿富汗，阿富汗！那可是一言难尽了！”他说，“我也曾经是个街头的‘阿富汗人’，当时的想法是，要把满腹的怨恨、痛楚发泄出来，渴望社会的同情。可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愤然离开了那可恶的街头，从圣彼得堡回到了里加，想重新做人……算了，往事不堪回首啊！您不也是下榻索克斯饭店吗？也许我们有机会再聊。”
我对此话的反应是：这是一句不想再谈的客气话，所以也就握手而别，没有心存再与他见面的想法。
在索克斯住下的第二天的晚上，我沿着涅瓦河闲逛了一阵后回到了饭店的酒吧，想在那里小憩一下。只见灯光阑珊处，在那老砖墙边的吧台旁有人伸手向我打招呼，我凝目而视，竟然是加斯基奇斯。
“坐下，喝一杯！”加斯基奇斯说。
我说：“好呀！难得我们又见面。”
“阿富汗战争是场噩梦，一场人为的噩梦！”加斯基奇斯竟然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这块宝地嘛。沙皇的时候，俄国就把阿富汗控制在自己手里，认为这该是属于俄国的土地，这就像他们认为我们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国家该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一样。在阿富汗闹革命的那帮人，什么塔拉基，什么阿明，还有后来的那个卡尔迈勒，不都是苏联扶植、支持的？所以，塔拉基和阿明一上台，苏联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尽全力支持阿富汗照搬苏联的做法，几乎就把阿富汗当成了苏联的一个州！”
加斯基奇斯的这番话是现在讲的，当年，当他作为一名苏军战士被派往阿富汗时，不可能这么想吧？加斯基奇斯发觉了我怀疑的目光，就接着说：“是的，那时没有这种认识。军队的指挥官动员时，说派兵去阿富汗是为了保卫苏联，而保卫了苏联就是保卫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保卫了世界和平。所以，我们是神圣、庄严地踏上阿富汗的土地的……”
听着他的话，我读过的阿富汗战争档案上的一些文字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塔拉基和阿明是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发起“革命”，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他们两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多次重复了相同的话语：“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吸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著作的教育。”于是，在塔拉基、阿明和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这个发生在四月的“革命”就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四月革命”，而阿富汗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被置于必须听命于苏联、纳入苏联这个框架之内的了。与此同时，阿富汗和苏联都反复重申双方“六十年来的友好密切关系”。这句话实质上却是在揭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就对阿富汗表示极大关注并且积极进行工作，而阿富汗的“革命派”在这六十年中也就一直在苏联人的扶植下成长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苏联为此花了大把的钱，但是，塔拉基和阿明的党所执行的亲苏政策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他们的党也内讧分裂。而阿富汗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民族关系又极为复杂。亲苏派傀儡无法掌控国家，不断地请求苏联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四月革命”四个月后，即一九七八年八月，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向阿富汗派遣武装工作队的第二四三七号命令。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由苏方负责支付派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武装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费用。”这些由苏联出钱供养的党政军专家控制了阿富汗的一切党政军机构，变成了阿富汗的太上皇。不幸的是，这种友谊的、兄弟般的援助并没有使塔拉基和阿明这样的盟友变得绝对地忠诚于苏联，他们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也逐渐露出了集团利益的色彩，更不用说阿富汗的主要居民，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以及其他民族了。阿明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称为“叛乱分子”“恐怖分子”，宣称“如果没有外国对我国事务的干涉，在阿富汗就不会有任何对抗”。 加斯基奇斯说：“我当时服役的部队驻扎在中亚。我们总是听说，阿富汗本来好好的，是个民主的、自由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结盟国家。现在变得乱糟糟的了，有叛乱，有反抗，都是因为有外国的入侵和干涉。当时说的外国是指美国，还有伊朗、巴基斯坦，当然，还有中国……”加斯基奇斯突然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
我说：“是事实。解密的苏联档案上记载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勃列日涅夫集团已经将中国排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关阿富汗问题的一切决议和信息不通报中国，而且将中国列入了敌国的营垒。在当年苏联最高级的机密文件中，都把中国归结到了美国的阵营，说中国是阿富汗动乱的支持者。”听到这里，加斯基奇斯并没有特别的反应，看来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不过，发黄的纸页却有着顽固的力量，在我的思绪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长卷却仍在慢慢展开：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至十九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时，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说得很明白：“可以完全有理由推断，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其邻国，其中包括中国，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美国一手指挥的。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扮演的远远不是最后的角色。”另一位高层领导人基里连科在对会议做的十条总结中，就有一条这样说：“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应该有关于准备揭露巴基斯坦、伊朗、美国、中国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材料的条款，这个材料应该通过第三国发表……”
“在那个年代，谁能不相信外国入侵阿富汗，谁能不相信入侵阿富汗就是入侵苏联呢？谁能、谁敢不相信政治局的话呢？”加斯基奇斯呷了一口酒说。
我说：“可他们自己却不相信。”
加斯基奇斯耸了耸肩：“是这样的！我们成了悲惨的愚民！你刚才提到的那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档案，全文我没有看过，只是在一些报刊上读到过相关的内容。自己不相信，却要人们相信并为此去打仗……”
“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相信阿富汗遭到了外国入侵。”我的思绪还停留在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档案材料上，“他们知道那里的动乱是内部的纷争，是民族的和宗教的对抗，绝没有什么外国的入侵。”总理柯西金说：“在必须出兵时，我们将同谁作战？谁将反对阿富汗的现领导？他们都是些伊斯兰教徒、相同信仰的人，而他们的信仰是如此强烈，教徒是如此疯狂，足以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何止是柯西金，实际上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都是明白人。正是这些明白人，在他们的思考和决策中却有一点是根本无法舍弃的，那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
“不能失去阿富汗”成了苏联领导人决策阿富汗问题的唯一出发点，但成为“侵略者”的前景又使他们举棋不定。他们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能不被指责为侵略者的时机。这个时机恰如葛罗米柯所说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出兵的理由。根据联合国宪章，一个国家可以呼吁援助，我们只有在他们遭到外部侵略的情况下才能出兵。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革命的内讧，一伙居民反对另一伙。此外，还要考虑到，阿富汗人尚未正式向我们提出关于出兵的呼吁。”
苏联外长的这段话给解决阿富汗问题指点了迷津，那就是：苏联出兵，必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阿富汗遭到外部侵略，二是阿富汗人要向苏联发出请求出兵的呼吁。于是，在以后的时间里，事件的进程就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了。苏联向阿富汗送去了大量的坦克大炮和后勤物资；而阿富汗领导人则不断提高价码，要苏联提供更多数量的武器和军事物资，最后，塔拉基甚至请求苏联人：“你们在自己的飞机和坦克上涂上阿富汗的标志，让它们穿过边界开向赫拉特”，“让你们的军人穿上阿富汗的军服”。阿富汗领导人向苏联呼吁出兵的请求发出了，而且是那样的赤裸裸，用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是“他们的军队在瓦解，而我们在这里应该替他们来打仗”。
加斯基奇斯又要了一杯威士忌。“说实在的，我们早就待命在阿富汗的边境线上了。那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下旬吧，坦克、大炮，还有穿着阿富汗军服的苏联战士不断地越过边界。随后，该是我们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到阿富汗去打仗也就是一声令下的问题了。记得越境的那一天，边界线上突然分外地紧张起来，突然有几辆军用吉普组成的车队呼啸着从苏联境内向阿富汗而去。我们不知道是谁，相互睁大眼看着。也就在此时，我们的军队向南，向阿富汗境内开拔了！”
“后来知道那军车上是谁了吗？”我问。
“卡尔迈勒！那个被塔拉基和阿明赶走，一直躲在苏联人的保护之下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吧，苏联的特别分队突击了阿明所住的宫殿，杀死了他。而卡尔迈勒就是回去主持苏联所需要的新政权的……”
加斯基奇斯的话又勾起了我的断断续续的历史记忆。
阿明和塔拉基的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从苏联领导人的话，最终把塔拉基杀死，自立为王。这也终于激怒了苏联领导人，使他们最终下定决心“出兵阿富汗”，除掉阿明。关于这段神话般的突击事件，事实上苏联最高决策人早有安排。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联“克格勃”、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三巨头—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等就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出兵阿富汗的报告，当天，勃列日涅夫就主持政治局会议，赞同他们提出的想法和措施，并责成这些同志实施所有这些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就是：阿富汗的革命成果因外部侵略受到威胁，为此“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消灭篡权者，保护四月革命成果，保卫阿富汗的独立”，“并考虑到阿富汗新领导人关于要求援助反击外来侵略的请求，苏联遵循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决定派遣有限数量的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一旦导致这种行动的理由不复存在，苏联军队就立即撤出阿富汗”。
对于这个由苏联的军车护送回国的“新领导”以及杀阿明立卡尔迈勒的神秘事件，安德罗波夫做了具有苏联传统外交特色的解释：“侨居国外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萨尔瓦里·阿萨杜拉为革命命运和国家独立深感不安，对加强阿富汗反阿明情绪做出了灵敏的反应，为了拯救祖国和革命，他们采取了联合国内外所有反阿明集团的方针。”一个在苏联培植和控制下的新傀儡瞬间变成了“侨居国外”的英雄，一场苏联特种部队所完成的国家政变变成了“拯救祖国和革命”的壮举。 于是，一场为捍卫苏联的利益，为保证苏联南疆安全，以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世界和平为旗帜的战争就明火执仗地打起来了。这是一场没有国界限制的战争。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受国界的限制的，一切都应在苏联的框架之内，是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营垒。
加斯基奇斯说：“我就是这个有限数量队伍中的一员。我们不是特种部队，我们是大部队。我没有去过喀布尔，而是去了喀布尔附近的农村。哪里有什么外国入侵，拿着枪狙击我们，毫不留情地向我们开枪的都是当地居民。用我们当时苏联人常用的话来说，是农民，是游击队！朋友，你知道吗？那正是寒冬腊月，下雪，茫茫白雪覆盖着荒原。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行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什么角落里给你来一枪。你被打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苏军主要是靠坦克了，没头没脑地瞎冲，到处乱开火。可阿富汗人就专门开枪打从坦克里钻出来的士兵，打得可准了。我们掉到死亡陷阱里了。这些阿富汗人拿的武器是我们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有意思的是，这个仗越是打下去，他们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就越多，都是从苏军战士手中夺过去的，或者是苏军战士投降后被缴获的。”
我插嘴说：“我在一份解密的苏联档案里，看到过这样的真实记载：‘苏联士兵的士气逐渐低落。游击队员手里有苏联制造的武器，除了战利品外，还因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苏联士兵手里弄到。在城市里，有时用一条牛仔裤就能换到一挺机枪，也能搞到坦克的零件。苏联士兵用坦克零件交换口香糖、大麻素或食品。’”
“这个仗没法打！没有入侵者，打农民，打平民，谁能去打？所以，我们队伍中逃跑的、投降的越来越多。我吗？我也决定跑。当我们的队伍开拔到喀布尔东北部兴都库什山附近时，我，还有两个人跑了。黑夜，大雪，结果我们跑散了。在雪原上走了三天三夜，结果我的脚冻坏了，先是通红，后来肿胀发紫，最后发黑……幸亏当地的好人相救，但是我的一条腿被锯掉了……”加斯基奇斯的眼睛里闪过了一种悲哀、凄凉和愤懑相交织的神情，又接着说，“不幸中的万幸吧，我在阿富汗经历了一段曲折、痛苦的岁月，最后回到了里加。我不敢公开露面，深更半夜敲门，把母亲吓了一跳，她大声说：‘你活着，活着？真的吗？可政府寄来过阵亡通知书了，说你为社会主义牺牲了！’”
加斯基奇斯从此隐身而居，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在“为社会主义牺牲了”的尊严旗帜下，在那个“阿富汗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刻，像加斯基奇斯这样的“阿富汗人”不隐身、不蒸发又能怎么样呢？
在吧台昏黄的灯光下，加斯基奇斯显得分外的沮丧。他说：“我的家没有了！没有了！母亲边哭边对我说：‘娜嘉走了！走了！她本来一直在等你，但我们接到你的阵亡通知后，她就走了。是在一个夜里，我睡得很死，没有发现。早晨醒来，没有人了！她什么也没有带走，只拿走了桌子上你们结婚的那张照片……’我和娜嘉结婚还不到半年。被征召去阿富汗后，我们很快就被集中到郊区的一个兵营里。娜嘉要来见我，道个别，但长官不让，但经不住娜嘉哭求，长官准许她给我写封信。娜嘉没有多写，只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我等你回来！’我一拿到这张纸条，禁不住哗哗地流眼泪，接着竟然大哭起来……”
我说：“您找着娜嘉了吗？”
“找着了！找到了她的墓地和最后陪伴她的那个男人……”加斯基奇斯哽咽了，“娜嘉是在思念中郁郁寡欢，愁闷而死的！那个男人对我讲述了娜嘉最后的日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加斯基奇斯抬起他男子汉的眼睛，看了看这旧酒窖上方的屋顶，掩盖住了他哽咽的表情。他说了下去：“娜嘉在一个远离我们城市的小村庄落下脚，在那里她谁都不认识。也许她是想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忘掉过去的一切吧。村里的一个男人见她孤单可怜，经常来帮她干活，和她闲聊，也渐渐地喜欢上了她。有一天他终于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娜嘉摇摇头说：‘我心中有个人，容不下第二个！’娜嘉衰弱不堪，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了。那个男人问她有什么要交代的。娜嘉拿出一封封口的信说：‘请把这封信留住，如果有人来找我，你就交给他。’那男人不知道是否真有人来找娜嘉，但他一直保存着这封信，也从来没有打开过，他的信守是：这就是对娜嘉的爱！”
“信上写的什么呢？”
“只有给我的一句话：‘亲爱的，我去找你了，等着我！’”加斯基奇斯又哽咽起来了，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他推开酒杯，站起身来，一挥手对我说：“都过去了，过去了！娜嘉的信这次我没有丢，没有丢，我保存着，好好的……”
加斯基奇斯蹒跚地、踉跄地迈上酒窖旁的台阶，朝通往客房的灯光明亮的走廊走去，他的宽阔的背影和那一条僵硬的腿的动作却像慢放的镜头那样在我的眼前缓缓而过，甚至定格在了那里。
失去了一条腿的加斯基奇斯在里加的土地上非但没有倒下去，反而顽强地生根发展。在拉脱维亚宣布独立后，他夺得了他所在的军工厂的私有权，军工厂成了他发财致富的吉祥之地，一种秘密的商业活动让他成为一方霸主，也使他与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军工企业家，那些一夜暴富的“新俄罗斯人”结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与那些返乡的俄罗斯人不同，也与那些讲俄语的拉脱维亚普通人不同，他是为寻求商机和财富而来。
加斯基奇斯很善谈，但也很善于适可而止。事实上，我对他的商业活动并不感兴趣，也没有窥探他的私密的愿望。尤其是他从事的军火生意，我从心里就感到厌恶。厌恶什么呢？是生意，还是滋生这种生意的历史？我所感兴趣的是历史，是他参加过的阿富汗战争的经历。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场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的一些档案已经解密，那些流血的、翻动着战火与硝烟的、充满苏联老百姓悲欢离合的文字里已经把那场战争复原得清晰可见，尽管不时还有阵阵雾霾把历史的进程遮盖得影影绰绰。加斯基奇斯的失去一条腿的残疾“阿富汗人”形象，我也不是第一次见到。
早在苏联解体最初的那些年月，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街头就到处可见这些缺腿少胳膊的“阿富汗人”。他们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身穿迷彩服，拄着拐杖或者假腿，吊着石膏绷带厚厚缠绕的残臂，或是立在闹市口，或是穿行在豪华轿车中间。他们无所畏惧，也目中无人，虽然岁月又已悄然逝去了三十年的时间，但眼下的闹市和繁华街区仍像是他们当年苦熬苦撑的阿富汗战场，他们还像是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是在显示他们的贫穷、不幸和本应成为“民族英雄”而终究沦落街头的不公，还是像乞丐、流浪者那样祈求施舍、盼望同情与怜悯？不得而知。或许是在示威、恫吓，可是向谁？向政府，那个派他们去异国他乡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向民众，可民众怎么承担得了那七年的败战之重？所有的人似乎都怕他们，连谁也不敢招惹的警察见了他们也避之一旁。他们就是那场战争的遗产，那场战争不肯消失的王者，因此他们有了一个特殊的代号——“阿富汗人”。他们像尖刀一般插在这个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心窝之上，就如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成为俄罗斯难以消解的国家和民族之殇。
“哦，阿富汗，阿富汗！那可是一言难尽了！”他说，“我也曾经是个街头的‘阿富汗人’，当时的想法是，要把满腹的怨恨、痛楚发泄出来，渴望社会的同情。可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愤然离开了那可恶的街头，从圣彼得堡回到了里加，想重新做人……算了，往事不堪回首啊！您不也是下榻索克斯饭店吗？也许我们有机会再聊。”
我对此话的反应是：这是一句不想再谈的客气话，所以也就握手而别，没有心存再与他见面的想法。
在索克斯住下的第二天的晚上，我沿着涅瓦河闲逛了一阵后回到了饭店的酒吧，想在那里小憩一下。只见灯光阑珊处，在那老砖墙边的吧台旁有人伸手向我打招呼，我凝目而视，竟然是加斯基奇斯。
“坐下，喝一杯！”加斯基奇斯说。
我说：“好呀！难得我们又见面。”
“阿富汗战争是场噩梦，一场人为的噩梦！”加斯基奇斯竟然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这块宝地嘛。沙皇的时候，俄国就把阿富汗控制在自己手里，认为这该是属于俄国的土地，这就像他们认为我们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国家该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一样。在阿富汗闹革命的那帮人，什么塔拉基，什么阿明，还有后来的那个卡尔迈勒，不都是苏联扶植、支持的？所以，塔拉基和阿明一上台，苏联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尽全力支持阿富汗照搬苏联的做法，几乎就把阿富汗当成了苏联的一个州！”
加斯基奇斯的这番话是现在讲的，当年，当他作为一名苏军战士被派往阿富汗时，不可能这么想吧？加斯基奇斯发觉了我怀疑的目光，就接着说：“是的，那时没有这种认识。军队的指挥官动员时，说派兵去阿富汗是为了保卫苏联，而保卫了苏联就是保卫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保卫了世界和平。所以，我们是神圣、庄严地踏上阿富汗的土地的……”
听着他的话，我读过的阿富汗战争档案上的一些文字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塔拉基和阿明是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发起“革命”，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他们两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多次重复了相同的话语：“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吸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著作的教育。”于是，在塔拉基、阿明和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这个发生在四月的“革命”就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四月革命”，而阿富汗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被置于必须听命于苏联、纳入苏联这个框架之内的了。与此同时，阿富汗和苏联都反复重申双方“六十年来的友好密切关系”。这句话实质上却是在揭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就对阿富汗表示极大关注并且积极进行工作，而阿富汗的“革命派”在这六十年中也就一直在苏联人的扶植下成长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苏联为此花了大把的钱，但是，塔拉基和阿明的党所执行的亲苏政策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他们的党也内讧分裂。而阿富汗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民族关系又极为复杂。亲苏派傀儡无法掌控国家，不断地请求苏联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四月革命”四个月后，即一九七八年八月，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向阿富汗派遣武装工作队的第二四三七号命令。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由苏方负责支付派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武装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费用。”这些由苏联出钱供养的党政军专家控制了阿富汗的一切党政军机构，变成了阿富汗的太上皇。不幸的是，这种友谊的、兄弟般的援助并没有使塔拉基和阿明这样的盟友变得绝对地忠诚于苏联，他们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也逐渐露出了集团利益的色彩，更不用说阿富汗的主要居民，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以及其他民族了。阿明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称为“叛乱分子”“恐怖分子”，宣称“如果没有外国对我国事务的干涉，在阿富汗就不会有任何对抗”。 加斯基奇斯说：“我当时服役的部队驻扎在中亚。我们总是听说，阿富汗本来好好的，是个民主的、自由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结盟国家。现在变得乱糟糟的了，有叛乱，有反抗，都是因为有外国的入侵和干涉。当时说的外国是指美国，还有伊朗、巴基斯坦，当然，还有中国……”加斯基奇斯突然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
我说：“是事实。解密的苏联档案上记载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勃列日涅夫集团已经将中国排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关阿富汗问题的一切决议和信息不通报中国，而且将中国列入了敌国的营垒。在当年苏联最高级的机密文件中，都把中国归结到了美国的阵营，说中国是阿富汗动乱的支持者。”听到这里，加斯基奇斯并没有特别的反应，看来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不过，发黄的纸页却有着顽固的力量，在我的思绪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长卷却仍在慢慢展开：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至十九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时，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说得很明白：“可以完全有理由推断，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其邻国，其中包括中国，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美国一手指挥的。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扮演的远远不是最后的角色。”另一位高层领导人基里连科在对会议做的十条总结中，就有一条这样说：“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应该有关于准备揭露巴基斯坦、伊朗、美国、中国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材料的条款，这个材料应该通过第三国发表……”
“在那个年代，谁能不相信外国入侵阿富汗，谁能不相信入侵阿富汗就是入侵苏联呢？谁能、谁敢不相信政治局的话呢？”加斯基奇斯呷了一口酒说。
我说：“可他们自己却不相信。”
加斯基奇斯耸了耸肩：“是这样的！我们成了悲惨的愚民！你刚才提到的那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档案，全文我没有看过，只是在一些报刊上读到过相关的内容。自己不相信，却要人们相信并为此去打仗……”
“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相信阿富汗遭到了外国入侵。”我的思绪还停留在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档案材料上，“他们知道那里的动乱是内部的纷争，是民族的和宗教的对抗，绝没有什么外国的入侵。”总理柯西金说：“在必须出兵时，我们将同谁作战？谁将反对阿富汗的现领导？他们都是些伊斯兰教徒、相同信仰的人，而他们的信仰是如此强烈，教徒是如此疯狂，足以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何止是柯西金，实际上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都是明白人。正是这些明白人，在他们的思考和决策中却有一点是根本无法舍弃的，那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
“不能失去阿富汗”成了苏联领导人决策阿富汗问题的唯一出发点，但成为“侵略者”的前景又使他们举棋不定。他们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能不被指责为侵略者的时机。这个时机恰如葛罗米柯所说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出兵的理由。根据联合国宪章，一个国家可以呼吁援助，我们只有在他们遭到外部侵略的情况下才能出兵。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革命的内讧，一伙居民反对另一伙。此外，还要考虑到，阿富汗人尚未正式向我们提出关于出兵的呼吁。”
苏联外长的这段话给解决阿富汗问题指点了迷津，那就是：苏联出兵，必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阿富汗遭到外部侵略，二是阿富汗人要向苏联发出请求出兵的呼吁。于是，在以后的时间里，事件的进程就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了。苏联向阿富汗送去了大量的坦克大炮和后勤物资；而阿富汗领导人则不断提高价码，要苏联提供更多数量的武器和军事物资，最后，塔拉基甚至请求苏联人：“你们在自己的飞机和坦克上涂上阿富汗的标志，让它们穿过边界开向赫拉特”，“让你们的军人穿上阿富汗的军服”。阿富汗领导人向苏联呼吁出兵的请求发出了，而且是那样的赤裸裸，用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是“他们的军队在瓦解，而我们在这里应该替他们来打仗”。
加斯基奇斯又要了一杯威士忌。“说实在的，我们早就待命在阿富汗的边境线上了。那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下旬吧，坦克、大炮，还有穿着阿富汗军服的苏联战士不断地越过边界。随后，该是我们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到阿富汗去打仗也就是一声令下的问题了。记得越境的那一天，边界线上突然分外地紧张起来，突然有几辆军用吉普组成的车队呼啸着从苏联境内向阿富汗而去。我们不知道是谁，相互睁大眼看着。也就在此时，我们的军队向南，向阿富汗境内开拔了！”
“后来知道那军车上是谁了吗？”我问。
“卡尔迈勒！那个被塔拉基和阿明赶走，一直躲在苏联人的保护之下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吧，苏联的特别分队突击了阿明所住的宫殿，杀死了他。而卡尔迈勒就是回去主持苏联所需要的新政权的……”
加斯基奇斯的话又勾起了我的断断续续的历史记忆。
阿明和塔拉基的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从苏联领导人的话，最终把塔拉基杀死，自立为王。这也终于激怒了苏联领导人，使他们最终下定决心“出兵阿富汗”，除掉阿明。关于这段神话般的突击事件，事实上苏联最高决策人早有安排。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联“克格勃”、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三巨头—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等就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出兵阿富汗的报告，当天，勃列日涅夫就主持政治局会议，赞同他们提出的想法和措施，并责成这些同志实施所有这些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就是：阿富汗的革命成果因外部侵略受到威胁，为此“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消灭篡权者，保护四月革命成果，保卫阿富汗的独立”，“并考虑到阿富汗新领导人关于要求援助反击外来侵略的请求，苏联遵循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决定派遣有限数量的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一旦导致这种行动的理由不复存在，苏联军队就立即撤出阿富汗”。
对于这个由苏联的军车护送回国的“新领导”以及杀阿明立卡尔迈勒的神秘事件，安德罗波夫做了具有苏联传统外交特色的解释：“侨居国外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萨尔瓦里·阿萨杜拉为革命命运和国家独立深感不安，对加强阿富汗反阿明情绪做出了灵敏的反应，为了拯救祖国和革命，他们采取了联合国内外所有反阿明集团的方针。”一个在苏联培植和控制下的新傀儡瞬间变成了“侨居国外”的英雄，一场苏联特种部队所完成的国家政变变成了“拯救祖国和革命”的壮举。 于是，一场为捍卫苏联的利益，为保证苏联南疆安全，以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世界和平为旗帜的战争就明火执仗地打起来了。这是一场没有国界限制的战争。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受国界的限制的，一切都应在苏联的框架之内，是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营垒。
加斯基奇斯说：“我就是这个有限数量队伍中的一员。我们不是特种部队，我们是大部队。我没有去过喀布尔，而是去了喀布尔附近的农村。哪里有什么外国入侵，拿着枪狙击我们，毫不留情地向我们开枪的都是当地居民。用我们当时苏联人常用的话来说，是农民，是游击队！朋友，你知道吗？那正是寒冬腊月，下雪，茫茫白雪覆盖着荒原。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行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什么角落里给你来一枪。你被打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苏军主要是靠坦克了，没头没脑地瞎冲，到处乱开火。可阿富汗人就专门开枪打从坦克里钻出来的士兵，打得可准了。我们掉到死亡陷阱里了。这些阿富汗人拿的武器是我们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有意思的是，这个仗越是打下去，他们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就越多，都是从苏军战士手中夺过去的，或者是苏军战士投降后被缴获的。”
我插嘴说：“我在一份解密的苏联档案里，看到过这样的真实记载：‘苏联士兵的士气逐渐低落。游击队员手里有苏联制造的武器，除了战利品外，还因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苏联士兵手里弄到。在城市里，有时用一条牛仔裤就能换到一挺机枪，也能搞到坦克的零件。苏联士兵用坦克零件交换口香糖、大麻素或食品。’”
“这个仗没法打！没有入侵者，打农民，打平民，谁能去打？所以，我们队伍中逃跑的、投降的越来越多。我吗？我也决定跑。当我们的队伍开拔到喀布尔东北部兴都库什山附近时，我，还有两个人跑了。黑夜，大雪，结果我们跑散了。在雪原上走了三天三夜，结果我的脚冻坏了，先是通红，后来肿胀发紫，最后发黑……幸亏当地的好人相救，但是我的一条腿被锯掉了……”加斯基奇斯的眼睛里闪过了一种悲哀、凄凉和愤懑相交织的神情，又接着说，“不幸中的万幸吧，我在阿富汗经历了一段曲折、痛苦的岁月，最后回到了里加。我不敢公开露面，深更半夜敲门，把母亲吓了一跳，她大声说：‘你活着，活着？真的吗？可政府寄来过阵亡通知书了，说你为社会主义牺牲了！’”
加斯基奇斯从此隐身而居，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在“为社会主义牺牲了”的尊严旗帜下，在那个“阿富汗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刻，像加斯基奇斯这样的“阿富汗人”不隐身、不蒸发又能怎么样呢？
在吧台昏黄的灯光下，加斯基奇斯显得分外的沮丧。他说：“我的家没有了！没有了！母亲边哭边对我说：‘娜嘉走了！走了！她本来一直在等你，但我们接到你的阵亡通知后，她就走了。是在一个夜里，我睡得很死，没有发现。早晨醒来，没有人了！她什么也没有带走，只拿走了桌子上你们结婚的那张照片……’我和娜嘉结婚还不到半年。被征召去阿富汗后，我们很快就被集中到郊区的一个兵营里。娜嘉要来见我，道个别，但长官不让，但经不住娜嘉哭求，长官准许她给我写封信。娜嘉没有多写，只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我等你回来！’我一拿到这张纸条，禁不住哗哗地流眼泪，接着竟然大哭起来……”
我说：“您找着娜嘉了吗？”
“找着了！找到了她的墓地和最后陪伴她的那个男人……”加斯基奇斯哽咽了，“娜嘉是在思念中郁郁寡欢，愁闷而死的！那个男人对我讲述了娜嘉最后的日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加斯基奇斯抬起他男子汉的眼睛，看了看这旧酒窖上方的屋顶，掩盖住了他哽咽的表情。他说了下去：“娜嘉在一个远离我们城市的小村庄落下脚，在那里她谁都不认识。也许她是想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忘掉过去的一切吧。村里的一个男人见她孤单可怜，经常来帮她干活，和她闲聊，也渐渐地喜欢上了她。有一天他终于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娜嘉摇摇头说：‘我心中有个人，容不下第二个！’娜嘉衰弱不堪，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了。那个男人问她有什么要交代的。娜嘉拿出一封封口的信说：‘请把这封信留住，如果有人来找我，你就交给他。’那男人不知道是否真有人来找娜嘉，但他一直保存着这封信，也从来没有打开过，他的信守是：这就是对娜嘉的爱！”
“信上写的什么呢？”
“只有给我的一句话：‘亲爱的，我去找你了，等着我！’”加斯基奇斯又哽咽起来了，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他推开酒杯，站起身来，一挥手对我说：“都过去了，过去了！娜嘉的信这次我没有丢，没有丢，我保存着，好好的……”
加斯基奇斯蹒跚地、踉跄地迈上酒窖旁的台阶，朝通往客房的灯光明亮的走廊走去，他的宽阔的背影和那一条僵硬的腿的动作却像慢放的镜头那样在我的眼前缓缓而过，甚至定格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