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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写，肯定不会写那些弱智的东西。”南京城北一个嘈杂的小餐馆外，作家曹寇抽着“红塔山”，正跟好友楚尘通着电话。楚尘曾是南京的作家，如今在北京做起了出版。楚尘向他约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书稿。曹寇最近运气不错，刚出版的新书《屋顶长的一棵树》又要加印8000册。
早在2009年时，曹寇的第一部小说集《操》由“坏蛋计划”独立出版，只印了200本，100块钱一本。他甚至在网上“放送”了《操》的全文电子版，但那两百本书还是售罄。“先锋”“小众”曾经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如今，他的书开始给出版商带来利润。这段时间与曹寇一起被推向前台的“新星”还有阿乙、路内和其他一些70后作家。他们被打包称为“70后作家突围”。连《人民文学》颁发的“未来大家Top20”中，70后作家也占据了五分之四的名额。
一直以来，70后作家的确是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他们悬挂在60后代表的传统文学权力和80后代表的商业利益之间，尴尬无比。这一次“突围”，虽然有着浓厚的商业包装痕迹，但毕竟有机会让这一群体走入公众视野。
“人们不知道
他们睥睨天下的内心傲慢”
事实上，身为当事人的他们并不喜欢被贴标签。十年前，斩获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奖新人奖的盛可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学是个人行为，不是打群架。要把这拨人纠成一个集团，还真没人同意。”今年年初，她的早期作品《火宅》以修订后的《时间少女》为名重新面世。
“其实听到‘中间’‘夹心’之类的词，本能地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适。”盛可以打着比方，“虽然作为夹心饼中的奶酷应该是甜美的，但我更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床铺少，总是三四个人挤在一块儿睡，老把我夹在中间，两边都是臭脚丫，现在想起来都不开心。”但实际上，70后作家，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夹心层。但这更多是外界的观察，“人们只看见70年代出生这拨作家的尴尬处境，却不知道他们睥睨天下的内心傲慢。”盛可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因为这样宏大的野心，这些作家在默默尝试着各种写作方式。在最新一期《天南》文学杂志上，盛可以发表了短篇小说《没有炊烟的村庄》，擅长现代题材的她写了一个历史故事，那是一段发生在大饥荒年代的历史，她称之为“聊斋化了的历史真实”。
作家路内也在新作《云中人》中与过去断绝关系。2007年、2008年他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他本来是要写“追随三部曲”，但《云中人》写成了风格不同的悬疑小说。“我怕自己变成了老油子，所以就不用以前那种圆熟的写法了。写长篇小说就像漫无目的的旅行，总得试着换各种交通工具吧。”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直以短篇见长的作家阿乙也开始试着推出長篇。
无论怎样努力摆脱被归类的宿命，但必须承认，这群人有着太过相似的成长背景。文革刚刚结束，商业大潮远未袭来，处于青春期中的他们在巨大的社会转折中茫然四顾。盛可以在《时间少女》中写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时，“小镇上的新华书店没有一本书，卖的全是文具”；而阿乙在《寡人》中提到，“在小城的新华书店里没有一本外国名著。”曹寇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成长，但时代和环境都是那样”。那些开放之前的幽暗时光，日后都浸润到他们的写作中。
出走与逃离
对于这群作家来说，生于小城的他们，写作意味着逃亡。无论精神世界或者真实生活中，他们都必须逃离。
2002年时，在江西瑞昌做警察的阿乙决定要离开小县城。“我出生在农村，警校毕业后从省城回到县里最远的乡村做警察，又回到县城，最后我跑了。我实在是憋疯了，如果没有通火车，我觉得还没什么，火车都通了我就疯了，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随后，阿乙先后在郑州、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从事体育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并且开始大量阅读，直到2006之后他才开始尝试写作和投稿，2008年时由罗永浩推荐给书商而出版了处女作《灰故事》。其实，北京只不过是个更大的“井”，阿乙在这个井里挤公交、挤地铁，朝九晚五，只有周末的时间能写几千字。最新出版的这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前后写了近四年，更多的时候他写的是不耗时间的短篇小说。
有时候，身为朋友的路内会调侃阿乙，“据我所知，县城的警察都过得挺滋润的，你竟然连警察都不当了，还要跑出来！”事实上，成长于苏州的路内早在2000年时就已经在外面跑了一圈，他先后在苏州的城北做过水泵修理工，1998年时他沿着南方玩了一路，终点站是在重庆帮台湾商人看仓库，次年又回到苏州在广告公司上班，2001年时又到上海继续做广告。直到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他才正式辞职成为全职作家。“我之前做广告很费心思，上班时经历了残酷的商业竞争甚至公司内部的斗争，回到家里还要写小说，有点精神分裂，这种状态真是受不了。”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是70后作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之前的那批作家还有“组织”，如果写了两本书，有人帮他们办理“调动”，进入作协，衣食无忧。而他们后面的80后作家，可以卖帅、卖萌、卖悲伤，然后名利双收。而只有作为70后的他们，“组织”和资本都懒得搭理。他们得自己找饭辙，再为了成就感继续写些卖不出去的作品。他们文学趣味上这样的选择似乎与他们的文学启蒙有关。
“网络并没有给我们
所谓的‘纯文学’提供什么”
“我们一出生，就遭遇了纯文学。”阿乙说。曹寇也有同样的记忆，“那时候，大伙儿都在谈纯文学，那时候纯文学甚至是作为时尚的。”
“80年代兴起的作家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文学吸收营养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什么文学底子。这帮人很厉害，通过引进和原创给汉语打下了很好底子。但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从这个基础上开始‘造房子’，肯定会遇到尴尬。”路内回忆。他早期在工厂上班时，除了与螺丝钉打交道外，几乎都与文学期刊度过，王朔、余华、莫言、马原、王安忆等等都是必读的“神级”作家。但有人却说，纯文学的“颓败”就败在了70后这批人的手里。
2007年9月，文学评论家张柠发表《“70后”，一出生就衰老的一代》一文，并以李师江当年出版的小说《福寿春》作为典型，批评这一批作家已经丧失了锐气。随后李师江在博客上以《“70后”作家其实刚刚上路》反击，称自己的小说是存在转型，也是“一种新的写作姿态”，并指出“70后”作家“不但没有衰老，而且刚刚上路”。
2000年左右，互联网大肆兴起，当时看来，网络似乎可以成为文学的新阵地。21世纪之初时，路内在“暗地的病孩子”论坛上做小说版的版主，也经常逛其他文学论坛。
“那个时候特别高兴，突然一下子觉得网络会成为文学期刊之外的另一个发表作品的场所，论坛上天天都有人吵架，十分热闹。那是一个真正免费的文学时代，如今看来那个时候的网络反而代表着一种精英文化。”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从2001年就开始大量创作小说的曹寇回忆，“我当时上网，看见很多同龄人都在贴小说，并且有些写得真不错，我就告诉自己，那你干吗不写呢？”他也开始在一些文学论坛上贴小说，此前他虽然写过散文——被他称之为“报屁股文章”，他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该在小说中体现。
当时，他还看见了日后与自己一起被打包的那批70后，“如盛可以、李修文、张楚、李师江、李红旗????都在‘新小说’论坛上贴小说。”他说。作家盛可以也还记得，“当时曹寇贴小说是最勤的。”《收获》杂志的编辑叶开正是在新小说论坛发现了曹寇，他的短篇《我和赵小兵》发表于2004年第二期的《收获》上。
但十年过去了，路内说，“网络并没有给我们所谓的‘纯文学’提供什么，真正获得利益的却是很差的网络文学。”不仅如此，网络文学还带来了外界对70后作家的负面印象，曹寇说，“当时诸如‘私人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等罪名，包括‘美女作家’的走红都让文学界对70后产生失望情绪，由此网络的变革反而长期遮蔽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为什么搞文学？嗯，我就是要搞”
冷水浇头之后，他们半是认命半是豁达地面对现实，只能继续做着与文学无关的工作，然后默默写作。“70后作家可能要感谢多年的冷遇，冷遇就像泼在你身上的冷水，当你知道和体制、商业合作都没什么希望时，你在这块就放弃了。能留下来的，多半已经说服自己了。”阿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钱、没有利，我为什么搞文学？嗯，我就是要搞。”
客观地讲，70后这批作家心中有一直无法割舍的“纯文学”心结。无论“纯文学”这三个字被如何嘲弄。“写到一定份儿上，70后作家试图取代余华、苏童、格非、莫言在文学上的位置，而非要去达到某种市场拥有度，或者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占一席之地。这个代际逻辑是通顺的，60后在纯文学上取代50后，70后取代60后，以后80后里面有纯文学野心的人，也会取代70后。这是纯文学的河流。”阿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冷遇、边缘，甚至有几分执著，这是70后在现实中的境遇，也是他们作品中主人公们的境遇。作品成了他们自身的镜像，现实中的焦虑与疏离有意无意地带到了作品中。有读者提出说曹寇作品中的人物“很边缘”，都是“丝”。而之前，有读者评价，“阿乙写出了丝的神性，曹寇写出了丝的诗意。”于是，曹寇干脆在自己微博介绍上玩儿一把，自任“丝作家协会主席”。他说，“这是一种戏谑的玩笑”，谁要是乐意都可以加入进来。这种自嘲里其实隐藏着满满的野心，他们写的都是现实中最真实的人物，数量庞大却因沉默而被人们忽略。这些70后作家，让这个数量最大的隐形群体发出声音。
除了殘存至今的这批70后作家，早期的一批同行业已改行，彻底告别了“丝作协”，干起了更为赚钱的周边职业。曾经“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人物尹丽川和沈浩波分别成为了导演和出版商，以最早一批网络小说成名的李寻欢“化为真身”——路金波也做起了出版，而李师江干起了编剧。路内开玩笑地说，“我所知道的一批70后诗人，那些家伙还有干房地产的，比80后的畅销作家有钱多了。”
但毕竟仍有一些70后作家甘心作为“文学夹心层”直到如今，有人真正开始关注他们一直被遮蔽的文学价值。曾经批评70后的评论家张柠改变了自己五年前的观点，他撰文说：“其实，更多的‘70后’作家选择了‘前行’而非‘撤退’????他们业已开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力。”
早在2009年时，曹寇的第一部小说集《操》由“坏蛋计划”独立出版，只印了200本，100块钱一本。他甚至在网上“放送”了《操》的全文电子版，但那两百本书还是售罄。“先锋”“小众”曾经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如今，他的书开始给出版商带来利润。这段时间与曹寇一起被推向前台的“新星”还有阿乙、路内和其他一些70后作家。他们被打包称为“70后作家突围”。连《人民文学》颁发的“未来大家Top20”中，70后作家也占据了五分之四的名额。
一直以来，70后作家的确是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他们悬挂在60后代表的传统文学权力和80后代表的商业利益之间，尴尬无比。这一次“突围”，虽然有着浓厚的商业包装痕迹，但毕竟有机会让这一群体走入公众视野。
“人们不知道
他们睥睨天下的内心傲慢”
事实上，身为当事人的他们并不喜欢被贴标签。十年前，斩获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奖新人奖的盛可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学是个人行为，不是打群架。要把这拨人纠成一个集团，还真没人同意。”今年年初，她的早期作品《火宅》以修订后的《时间少女》为名重新面世。
“其实听到‘中间’‘夹心’之类的词，本能地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适。”盛可以打着比方，“虽然作为夹心饼中的奶酷应该是甜美的，但我更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床铺少，总是三四个人挤在一块儿睡，老把我夹在中间，两边都是臭脚丫，现在想起来都不开心。”但实际上，70后作家，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夹心层。但这更多是外界的观察，“人们只看见70年代出生这拨作家的尴尬处境，却不知道他们睥睨天下的内心傲慢。”盛可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因为这样宏大的野心，这些作家在默默尝试着各种写作方式。在最新一期《天南》文学杂志上，盛可以发表了短篇小说《没有炊烟的村庄》，擅长现代题材的她写了一个历史故事，那是一段发生在大饥荒年代的历史，她称之为“聊斋化了的历史真实”。
作家路内也在新作《云中人》中与过去断绝关系。2007年、2008年他在《收获》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他本来是要写“追随三部曲”，但《云中人》写成了风格不同的悬疑小说。“我怕自己变成了老油子，所以就不用以前那种圆熟的写法了。写长篇小说就像漫无目的的旅行，总得试着换各种交通工具吧。”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直以短篇见长的作家阿乙也开始试着推出長篇。
无论怎样努力摆脱被归类的宿命，但必须承认，这群人有着太过相似的成长背景。文革刚刚结束，商业大潮远未袭来，处于青春期中的他们在巨大的社会转折中茫然四顾。盛可以在《时间少女》中写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时，“小镇上的新华书店没有一本书，卖的全是文具”；而阿乙在《寡人》中提到，“在小城的新华书店里没有一本外国名著。”曹寇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成长，但时代和环境都是那样”。那些开放之前的幽暗时光，日后都浸润到他们的写作中。
出走与逃离
对于这群作家来说，生于小城的他们，写作意味着逃亡。无论精神世界或者真实生活中，他们都必须逃离。
2002年时，在江西瑞昌做警察的阿乙决定要离开小县城。“我出生在农村，警校毕业后从省城回到县里最远的乡村做警察，又回到县城，最后我跑了。我实在是憋疯了，如果没有通火车，我觉得还没什么，火车都通了我就疯了，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随后，阿乙先后在郑州、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从事体育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并且开始大量阅读，直到2006之后他才开始尝试写作和投稿，2008年时由罗永浩推荐给书商而出版了处女作《灰故事》。其实，北京只不过是个更大的“井”，阿乙在这个井里挤公交、挤地铁，朝九晚五，只有周末的时间能写几千字。最新出版的这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前后写了近四年，更多的时候他写的是不耗时间的短篇小说。
有时候，身为朋友的路内会调侃阿乙，“据我所知，县城的警察都过得挺滋润的，你竟然连警察都不当了，还要跑出来！”事实上，成长于苏州的路内早在2000年时就已经在外面跑了一圈，他先后在苏州的城北做过水泵修理工，1998年时他沿着南方玩了一路，终点站是在重庆帮台湾商人看仓库，次年又回到苏州在广告公司上班，2001年时又到上海继续做广告。直到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他才正式辞职成为全职作家。“我之前做广告很费心思，上班时经历了残酷的商业竞争甚至公司内部的斗争，回到家里还要写小说，有点精神分裂，这种状态真是受不了。”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是70后作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之前的那批作家还有“组织”，如果写了两本书，有人帮他们办理“调动”，进入作协，衣食无忧。而他们后面的80后作家，可以卖帅、卖萌、卖悲伤，然后名利双收。而只有作为70后的他们，“组织”和资本都懒得搭理。他们得自己找饭辙，再为了成就感继续写些卖不出去的作品。他们文学趣味上这样的选择似乎与他们的文学启蒙有关。
“网络并没有给我们
所谓的‘纯文学’提供什么”
“我们一出生，就遭遇了纯文学。”阿乙说。曹寇也有同样的记忆，“那时候，大伙儿都在谈纯文学，那时候纯文学甚至是作为时尚的。”
“80年代兴起的作家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文学吸收营养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什么文学底子。这帮人很厉害，通过引进和原创给汉语打下了很好底子。但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从这个基础上开始‘造房子’，肯定会遇到尴尬。”路内回忆。他早期在工厂上班时，除了与螺丝钉打交道外，几乎都与文学期刊度过，王朔、余华、莫言、马原、王安忆等等都是必读的“神级”作家。但有人却说，纯文学的“颓败”就败在了70后这批人的手里。
2007年9月，文学评论家张柠发表《“70后”，一出生就衰老的一代》一文，并以李师江当年出版的小说《福寿春》作为典型，批评这一批作家已经丧失了锐气。随后李师江在博客上以《“70后”作家其实刚刚上路》反击，称自己的小说是存在转型，也是“一种新的写作姿态”，并指出“70后”作家“不但没有衰老，而且刚刚上路”。
2000年左右，互联网大肆兴起，当时看来，网络似乎可以成为文学的新阵地。21世纪之初时，路内在“暗地的病孩子”论坛上做小说版的版主，也经常逛其他文学论坛。
“那个时候特别高兴，突然一下子觉得网络会成为文学期刊之外的另一个发表作品的场所，论坛上天天都有人吵架，十分热闹。那是一个真正免费的文学时代，如今看来那个时候的网络反而代表着一种精英文化。”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从2001年就开始大量创作小说的曹寇回忆，“我当时上网，看见很多同龄人都在贴小说，并且有些写得真不错，我就告诉自己，那你干吗不写呢？”他也开始在一些文学论坛上贴小说，此前他虽然写过散文——被他称之为“报屁股文章”，他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该在小说中体现。
当时，他还看见了日后与自己一起被打包的那批70后，“如盛可以、李修文、张楚、李师江、李红旗????都在‘新小说’论坛上贴小说。”他说。作家盛可以也还记得，“当时曹寇贴小说是最勤的。”《收获》杂志的编辑叶开正是在新小说论坛发现了曹寇，他的短篇《我和赵小兵》发表于2004年第二期的《收获》上。
但十年过去了，路内说，“网络并没有给我们所谓的‘纯文学’提供什么，真正获得利益的却是很差的网络文学。”不仅如此，网络文学还带来了外界对70后作家的负面印象，曹寇说，“当时诸如‘私人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等罪名，包括‘美女作家’的走红都让文学界对70后产生失望情绪，由此网络的变革反而长期遮蔽了我们这一代人。”
“我为什么搞文学？嗯，我就是要搞”
冷水浇头之后，他们半是认命半是豁达地面对现实，只能继续做着与文学无关的工作，然后默默写作。“70后作家可能要感谢多年的冷遇，冷遇就像泼在你身上的冷水，当你知道和体制、商业合作都没什么希望时，你在这块就放弃了。能留下来的，多半已经说服自己了。”阿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没有钱、没有利，我为什么搞文学？嗯，我就是要搞。”
客观地讲，70后这批作家心中有一直无法割舍的“纯文学”心结。无论“纯文学”这三个字被如何嘲弄。“写到一定份儿上，70后作家试图取代余华、苏童、格非、莫言在文学上的位置，而非要去达到某种市场拥有度，或者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占一席之地。这个代际逻辑是通顺的，60后在纯文学上取代50后，70后取代60后，以后80后里面有纯文学野心的人，也会取代70后。这是纯文学的河流。”阿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冷遇、边缘，甚至有几分执著，这是70后在现实中的境遇，也是他们作品中主人公们的境遇。作品成了他们自身的镜像，现实中的焦虑与疏离有意无意地带到了作品中。有读者提出说曹寇作品中的人物“很边缘”，都是“丝”。而之前，有读者评价，“阿乙写出了丝的神性，曹寇写出了丝的诗意。”于是，曹寇干脆在自己微博介绍上玩儿一把，自任“丝作家协会主席”。他说，“这是一种戏谑的玩笑”，谁要是乐意都可以加入进来。这种自嘲里其实隐藏着满满的野心，他们写的都是现实中最真实的人物，数量庞大却因沉默而被人们忽略。这些70后作家，让这个数量最大的隐形群体发出声音。
除了殘存至今的这批70后作家，早期的一批同行业已改行，彻底告别了“丝作协”，干起了更为赚钱的周边职业。曾经“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人物尹丽川和沈浩波分别成为了导演和出版商，以最早一批网络小说成名的李寻欢“化为真身”——路金波也做起了出版，而李师江干起了编剧。路内开玩笑地说，“我所知道的一批70后诗人，那些家伙还有干房地产的，比80后的畅销作家有钱多了。”
但毕竟仍有一些70后作家甘心作为“文学夹心层”直到如今，有人真正开始关注他们一直被遮蔽的文学价值。曾经批评70后的评论家张柠改变了自己五年前的观点，他撰文说：“其实，更多的‘70后’作家选择了‘前行’而非‘撤退’????他们业已开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