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在其书中定出了中国六大政治家，分别是：管仲 、商鞅 、诸葛亮 、李德裕 、王安石 、张居正。
　　对于这个说法，另一位史学家章太炎十分反对，因为他认为这六位政治家基本上都属于法家人物，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儒家政治的本质，对于诸葛亮更是主张此人无治国之才。
　　就这些政治家而言，锐意改革者不在少数，而其中有两个人的改革却颇有意思，那就是王安石与张居正。
　　拗相公与活太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到崇祯朝，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
　　王安石为人过分张扬，早在英宗年间，丞相韩琦就对他的评论是：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著名的参知政事唐介也评价道：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正因为其过分执拗，所以有了一个拗相公的名声，对于王安石来说，他个人的思维注定了他变法之路走不长。
　　张居正同样张扬，历史学家黄仁宇考证此人出入极其讲究排场，甚至僭越礼制，配备火铳队为私人护卫部队，且有贪污腐化之行，万历皇帝对其也十分畏惧，但是张居正聪慧就在于他在朝堂之上可以团结反对者，改变反对的声音，从而使得自己的改革变得顺利，并且在后宫中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的支持。
　　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佑5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擔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怎样法度？完全可以自由发挥。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张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主次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总体来说改革应该以官僚体系为第一改革，而经济属于复苏改革，而王安石舍本逐末铺得太大招致了反对的结果。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而且，某种程度上说，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继任者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
　　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
　　凯恩斯主义与芝加哥学派？
　　王安石的改革策略用今天的思维来看，类似于凯恩斯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国家公有制主义，本身目的是为了避免豪强哄抬物价，与马克思主义避免垄断资本的目的是一样的，尽管王安石的设想十分美好，可是现实却远比他想的困难，原因在于王安石触及了不与民争利的底线，王安石的行为无外乎公有制与国有化，有政府操盘的思维，这样而言反而与北宋一直坚持的社会市场自由主义形成了对立，王安石与宋神宗都抱有很不好的目的性，历史学家蔡东藩对他抨击为：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王安石这么做在于用兵边塞恢复汉唐旧疆界，牺牲百姓利益满足历史国家至上的原则，而宋神宗目的无外乎于借機加强皇权，北宋自仁宗朝开始即走向中书-鸾台—君主，三权制衡的治理的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神宗加强君权的行为也加剧了大臣的不满，王安石用之非人，也颇为遭受诟病。
　　张居正的改革却完全相反，张居正的改革类似于现当代的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主义，依靠经济流通来衡动物价与流通。在张居正改革前，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可以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改革前就有实践基础，这是王安石没有的。张居正在位期间也有效制约了明神宗专权。
　　但是从结果来看，殊途同归，两次改革都起到了很大的反作用，王安石的变法引发了严重的党争，此后北宋朝堂之上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相互碾压不绝，党争招致了最终靖康之耻的结果。
　　张居正的变法效果也不好，万历受够了张居正的强势，张居正死后尽数废掉了他的改革法案，更重要的是，万历此后不肯再用强势的臣子而用了较为喜欢和稀泥的申时行，申时行软弱无能，万历逐步懈怠于政，也为此后的明朝党争逐渐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