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海啸肆虐期间,金融界朋友戏言,中国出口到美国最成功的产品是“社会主义”。
　　那是在一年半以前,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美国金融市场濒于崩溃。2008年10月13日,前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即现任财政部部长),在事先不说明原因的情况下,紧急召集华尔街最大的九家金融机构下午3时到美国财政部大楼,通报美国政府将从救市基金动用共2500亿美元收购这九家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以稳定市场。
　　盖特纳说接受国家入股是为国家效力,暗示他们已别无选择。九家金融机构代表定过神来后,匆忙与董事会成员电话联系,三个半小时后,全部无奈地签字同意。这样,美国政府就把华尔街大行部分地国有化了。
　　这是畅销书《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Sorkins著)中记录美国金融海啸时刻的经典一幕。
　　如果说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写了人类历史,本世纪初短短十年间发生两个为害深远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资数千亿美元来救市,必然带来划时代的改革,重新编制金融秩序以及金融版图。在为香港金管局和特区政府多年的工作中,我亲历了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及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啸,对金融危机有深刻的体会。
　　华尔街大行的种种狂妄行为把美国金融市场推进深渊,其主凶之一是衍生工具的泛滥。西方国家向来对金融衍生品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犹记得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多次为此辩护,认为衍生工具能分散市场风险及提供市场的流动性。格林斯潘没错,信贷违约掉期产品(CDS)本质是一种保险产品,让受保方可以把风险转移。
　　但风险转移不等于整个市场的风险减少。事实证明,导致危机的主因正是这类信贷挂钩产品大肆泛滥,过量的流动性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7年底,全球衍生工具接近600万亿美元,是全世界生产总值的11倍及其金融资产的2.6倍,也就是说衍生工具已经远远脱离实体经济及其对冲所需。
　　泛滥的原因很多,包括追求回报的低利率环境、美国次级按揭贷款监管过于宽松、信用评级机构低估风险、量化金融工程学的兴起等等。不过,最关键的是信贷挂钩产品市场缺乏透明度,监管机构无法监测这类风险,华尔街大行可以无限量扩张风险行为,直接导致泡沫破灭前,金融市场阴霾密布而不自知。
　　公众难以接受的是,美国政府动用数以千亿计美元救华尔街,但这些政府出资救助(包括曾经接受政府救助现已退出的)的华尔街大行,其金融高管仍如常支取超高花红。公众同样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制造了数以百万亿美元衍生产品的华尔街大行,在“对赌”失败后,不得不让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为他们埋单。这种因“大而不倒”的豪赌行为,还会得到政府的认同吗?
　　美国参议院就不认同这种“赌博”行为。
　　5月21日,参议院通过的议案就有多项针对“大而不倒”的问题,做法是干脆禁止接受存款银行自己操盘买卖或从事其他风险投资,包括衍生工具买卖、对冲基金或股权基金等业务。法案还要求柜台买卖的衍生工具改由中央结算平台交易,以提高透明度。
　　不过并非每项议案都深思熟虑,例如有关禁止衍生工具的规定,连美联储都表示反对,认为无助于金融机构降低风险。
　　由于金融海啸的源头是在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触发风暴的信贷挂钩产品只是有限度地进入亚洲市场,对亚洲金融体系没有构成系統性的风险。但是这次金融海啸引发我们深思——过去十年每个风暴都有它的成因或元凶,每次监管当局应对的不二法则是加强风险管理,例如增加资本金、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比例、同时管好市场及产品,让风险更易于监测。
　　但这个美国议案处理“大而不倒”的方法是要求银行“大瘦身”并禁止冒风险。最终是否通过成法例,或实施后是否奏效,都有待观测。作为参与金融政策制定者,我们会参考外国的做法,按照自身的情况、朝发展的方向走。
　　可以肯定的是,金融海啸说明金融市场潜在很大的不稳定性,经常失效,需要从严监管,影响西方金融监管者思想数十载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unfettered capitalism) 已经再没有市场。
　　作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