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弊病之一，它延续数千年，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至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肃清封建残余，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和精神文明。
　　早在商朝，行贿已经成为风气。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军事斗争与贿赂并行，成为封建社会贵族兴邦建国夺权篡位的主要手段。昭公十二年甘简公死，无子，立其弟为悼公，引起“成景之族”的不满，成景之族贿赂刘献公杀掉悼公，立成公之孙为国君。越果大臣范蠡用“黄金千两区贿赂楚国权”几乎免除杀人的二儿子死罪。
　　秦用李悝之法，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官吏相互贿赂，为历代所效仿，从此，行贿受贿不再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但在暗地里仍颇有市场，但暗地里仍然颇有市场。
　　隋唐时期，时风奢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以成风，隋炀帝的开河使麻叔谋为开运河事到自阳，当地土豪恐怕掘其祖坟，以黄金三千两贿赂叔谋，他还认为这是上帝所赐。临海乐安有章沈，秋英者，死去。不久又活了。原来，甜曹曹主系章沈外兄，秋英以“金钗一双及臂上杂宝托沈与主求见救济”亦返回人世。行贿受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且发展到鬼神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自唐中宗朝以后的行贿活动，还带有浓厚的谄媚的色彩。送“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正大宴饮酒，忽圣旨降受说兵部尚书门下三品，说“把毛仲手起舞嗅其尖”真是无耻之至。
　　两宋时代的官吏封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义，童贯，秦桧之流无一不以贿赂为嗜，元、明、清更以勒索与被勒索卖官买官为特色。
　　暗地里不断发展的官吏之间贿赂，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破坏了选官制度的正常功能，必然造成管理冗杂，素质低下。明武宗时，梁芳取中旨捜官受贿，加快吏治累数千人，哪有什么“才”“识”可言，之乱之本的法律制度，在花花绿绿的的贿赂面前，也是一纸空文，
　　行贿受贿，加快官吏基层的腐败的速度，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晚期吏治大坏，贿赂公开就是如此造成的。行贿激化社会矛盾，上有毫发之取，下有丘山之行，中下层官吏为了满足上司的贪婪，一是巧立名目，公开索贿，二是勾结土豪恶霸，从他们那里获取贿赂。
　　元，明，清各带，的行贿受贿带有明显的勒索与被勒索的特色。贿的多少，一般与官位，实权的大小成正比，形成由下而上的阶梯元代“居官者习于贪……。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他们上下贿赂公行如市甚至问人讨钱各有明目”“拜见钱”，“散花钱”，“追节钱”“人情钱”等等。官吏由下至上层层贿赂，公款贿赂也层出不穷。
　　行贿受贿对封建国家的危害，统治阶级并非没有认识，·管仲指出“货财行国则法令毁于官”，所以，统治者采取过很多措施严厉打击。
　　一：严密监控、一是政府监督，我国自秦代起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官吏监督体系，由侍御史管纠正官吏失职滥权及违法事件，汉武帝设刺史以“六条监察郡国，其中之一即看官吏是否”通行贿赂，割损政令”。魏晋时期的监察官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一下，无所不纠。唐宋时，还实行分区监察，以黜徙使，按察使扥名义进行工作。明清时除督察院外，吏，户，礼，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也掌管各专业部门监督官吏的工作。这种简单方式组织严密作用很大，一旦与“朝义”但舆论结合起来，往往会产生一种有时连皇帝难以抗衡的力量。贪官往往受到惩处。
　　二：严法重惩，这一主张始于春秋时晋大夫叔向，当时郑子产铸“刑鼎”以“靖民”，他去信说，若不如此，则“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也。唐代对官吏受不同对象的贿，有不同的惩处，均以絹计脏。受贿枉法至15匹即处以绞刑。宋律把受贿与危及统治的“十恶”“四杀”相提并论。并规定逢赦时“官吏受賬者不原”。“死罪减降”时，十恶，官吏犯脏外。
　　在严法的同时，统治者也比较注意奖励廉吏，以倡导良好的吏风。增加俸禄、奖励廉吏。通过以上措施，各朝也曾出现过一些自觉抵制贿赂的官吏，如北宋的包拯，明朝的海瑞，不过这些清官只能算是凤毛麟角。诚然严法重惩可以奏效一时，但整个封建社会中这种“吏治澄清”的现象只是个别的暂时的，因为官吏行贿受贿根本是在制度上，所以对贿赂“心实怒之”的朱元璋，在忙碌一阵后，哀叹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在了解历朝历代的行贿受贿的形成，和各朝各代惩处贪官的方法，对当今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借鉴的作用。
　　2011年至2012年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具体工作及成效，认为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呈现“一强三高”态势，即部门和地方治理腐败“力度强”，公众对于腐败问题“关注度高”，社会对于治理腐败“参与度高”，人民对于反腐败成效“期盼度高”；指出公众对于腐败现象“痛感”与“麻木感”并存，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表示出的“痛感”，将其作为对腐败分子的巨大压力，更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