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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刘少奇在主持起草这个决定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在他加写的一段话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①
次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两篇社论：《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社论指出：《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要求报纸刊物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我们的工作，注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个足以大大促进国家民主化、改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的严重的步骤”。报纸“应该时时刻刻地关心群众的利益，深切地懂得群众的要求，生动地具体地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中各方面的模范的榜样，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和严正地揭发各种犯罪行为。只有这样，报纸才能成为党和政府引导人民向前进的有力助手”。此后，积极开展批评报道作为报纸的一项重要工作更加广泛起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人民日报》当时走在最前面。为了加大批评报道的分量，《人民日报》对压制批评的现象、揭露重大问题和抨击典型事件等发表了许多重要社论和报道。如对当年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的报道和为此发表的一篇标题醒目的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②，这篇经胡乔木修改和刘少奇审阅的社论③，在人民群众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突出和广泛反映群众的各种批评意见，《人民日报》还在多个版面设立专栏，如“人民信箱”、“人民园地”、“党的生活”、“红榜与黑榜”、“信箱”、“读者来信”等。这些栏目成为人民群众和基层人员来信、来访反映批评、建议和询问的重要窗口，一些重要批评稿及对报纸批评进行反馈和检讨的报道，经常在一版或其它新闻版的批评报道栏目或显著位置推出。
刘少奇亲自审改《人民日报》重要批评稿件
刘少奇非常重视在党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知《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在全党和全国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从刘少奇审改的《人民日报》的重要批评稿件中，既体现出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又表明他坚决支持《人民日报》开展批评报道的鲜明态度。
1950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人民信箱”发表了两篇批评稿件及编者按，对某些部门领导压制和指责批评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提出批评。
在一篇报道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批评和指责下属工作人员向上级反映意见的《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的稿件中，刊登了来访者的申诉和他的批评建议信，同时配发了约1500字的“本报编辑部的答复”。答复明确指出：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对工作人员反映意见的批评“是错了，应该撤销”。 7月13日，胡乔木在这篇送审稿上的批语是：“刘、周、聂：此件请审阅指示。因为这类事许多地方都发生，故需要公开发表一下。事实曾经调查属实。另东北军工局勒令收回已发出的军工报一事的来往信件（指同时送审的另一篇稿件《东北军工局不应当压制批评》）可否同时发表，亦请考虑决定。”周恩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北京市市长）圈阅了稿件。刘少奇在审阅稿件时，对文中一处需要查实的情况提出修改意见后批示：“同意发表。刘少奇七月十五日”。④8月18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接受报纸批评的检讨。这一批评报道和编者按，在当时社会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批评来信和来访起到了极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在第二篇《东北军工局不应当压制批评》的稿件中，刊登了一封批评来信和300余字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按”。按语明确指出：“军工局采取这种不正常的专断行动，是不能允许的。”我们希望“军工局负责人对于这个问题说明他们的意见。”胡乔木在送审稿上的批语是先送李立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子久（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李立三的批语是：可先将批评信送东北军工局，得到回答后，再一同发表，请少奇同志考虑决定。之后，胡乔木将稿件再送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审阅。周恩来、聂荣臻圈阅了稿件。刘少奇审阅时对编辑部按语作了重要修改，并明确作出批示：“同意即刻发表。刘少奇七月十五日。”⑤8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东北军工局局长的来信检讨，表示接受报纸的批评。
这两组批评和自我批评稿件的及时发表，表现出《人民日报》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报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在党内生活、政府工作和报纸上公开开展批评和群众监督、坚决与压制批评作斗争的坚定态度。特别是经常为批评报道配发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作为表达报纸观点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评论形式，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当时有些读者反映，“不怕《人民日报》黑一片（意即长文章），就怕《人民日报》编者按”。
刘少奇强调正确的批评态度
为了更好地开展批评报道，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再次对报刊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作了指示，提出了报纸批评的三条标准：一是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展开，二是批评必须正确，三是批评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此前，195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表四周年，发表一篇重要社论《党委应该积极领导报纸正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社论经过邓拓和中宣部领导胡乔木、凯丰、陆定一的多次修改后，于19日晚上呈送刘少奇审定。刘少奇对这篇社论稿作了多处重要修改。
如对第二段中“任何干部，不管他的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这种铁面无私的监督和公开的批评，他们就会骄傲起来”这段话，刘少奇在“他们就会”之后加了“失去警惕，在工作中疏忽起来，有些人则更会”这样一段话。 在第四段论述关于在报纸上要广泛、深入、及时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种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空气”之后，特别加写了一大段话作为第五段：
对于典型的坏人坏事，不只是应该进行批评，而且要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重的打击，以便在我们的国家中消灭这种坏人坏事。但这种坏人坏事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的，而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我们也必须采用这种特殊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它。至于我们工作中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则是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时候都有的，对于这些普通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就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大家团结起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不使这些一般的缺点和错误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而这是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报纸的任务不只是对于前一种坏人坏事应该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更重要更经常的是对于后一种一般性质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第六段中“但是当报纸要把这些批评登载出来，就必须事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对，只有调查完全确实了以后才能刊登出来。因为刊登在报纸上的批评，不是作者个人的批评，而是代表党的批评，它是公正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不能不真实的”一段话中，刘少奇在“只有调查完全确实了”之后加了“并且所用的词句完全正确了”一句。在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不能不真实”之后加了“而正确”三个字。⑥社论指出：完全正确的批评，就要批评的事实“完全正确”、批评时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正确”和“ 所用的词句完全正确”，这是刘少奇对报纸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要求。这一原则在刘少奇审改的批评社论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195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在“党员来信”专栏发表一封党员来信《是领导人呢？是传声筒呢？》。来信批评浙江省税务局几个领导人让别人代写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汇报稿”、向干部作报告的“报告稿”、向党员讲课的“讲课稿”，然后照本宣读一番。这种自己不动脑动手，一切依靠别人的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这封1500字的来信刊登在四版头条位置，并配发了一幅讽刺漫画。
为了批评这种现象，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封党员来信说起》。7月15日，刘少奇在审阅这篇社论稿时，在文中“就算根据培养干部的原则，可以允许让下面同志帮助起草一些稿子，但是这也绝不是说，可以允许领导人事前只是出题作文，并不指示内容要点，事后也毫无修改、补充，只是照本宣科”这段话后，加写了一段话：“为了写成某些复杂问题的文件，可以先让别人起稿，然后由有关的人员讨论修改，再行定稿。负责人写的文件，也可以交给有关的人员讨论，并请他们提出意见，进行修改。但负责人对于一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完全不动脑筋，只作传声筒，是要不得的。”⑦这种区分不同情况讲清道理，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更具有说服力。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四版头条位置《读者来信》栏目，刊登了浙江省税务局“接受批评改进工作”的来信。之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浙江省税务局局长的检讨来信，表示“党员来信”揭露的我局“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材料，是符合事实的。7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对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虚心接受这个批评”。⑧
自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50年代前期，《人民日报》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很活跃。据统计，《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报道或文章，1949年为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⑨在 “三反”、“五反”、“新三反”运动和整党、整风中，《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支持和关心《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使报纸更加注意为百姓说话解难，舒张正义，坚决揭露和抨击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严重骄傲自满等不良现象和作风，努力发挥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人民日报》因而更加受到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的信任和喜爱。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以后，报纸批评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档案处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④⑤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8页；第292—294页；292—295页。
②⑧《人民日报》，1953年1月23日第一、四版；1956年11月30日第四版。
③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载《邓拓诗文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安岗：《学习的榜样》，载《灿烂的星河》（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⑨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次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两篇社论：《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社论指出：《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要求报纸刊物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我们的工作，注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个足以大大促进国家民主化、改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的严重的步骤”。报纸“应该时时刻刻地关心群众的利益，深切地懂得群众的要求，生动地具体地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中各方面的模范的榜样，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和严正地揭发各种犯罪行为。只有这样，报纸才能成为党和政府引导人民向前进的有力助手”。此后，积极开展批评报道作为报纸的一项重要工作更加广泛起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人民日报》当时走在最前面。为了加大批评报道的分量，《人民日报》对压制批评的现象、揭露重大问题和抨击典型事件等发表了许多重要社论和报道。如对当年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的报道和为此发表的一篇标题醒目的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②，这篇经胡乔木修改和刘少奇审阅的社论③，在人民群众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突出和广泛反映群众的各种批评意见，《人民日报》还在多个版面设立专栏，如“人民信箱”、“人民园地”、“党的生活”、“红榜与黑榜”、“信箱”、“读者来信”等。这些栏目成为人民群众和基层人员来信、来访反映批评、建议和询问的重要窗口，一些重要批评稿及对报纸批评进行反馈和检讨的报道，经常在一版或其它新闻版的批评报道栏目或显著位置推出。
刘少奇亲自审改《人民日报》重要批评稿件
刘少奇非常重视在党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知《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在全党和全国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从刘少奇审改的《人民日报》的重要批评稿件中，既体现出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又表明他坚决支持《人民日报》开展批评报道的鲜明态度。
1950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人民信箱”发表了两篇批评稿件及编者按，对某些部门领导压制和指责批评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提出批评。
在一篇报道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批评和指责下属工作人员向上级反映意见的《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的稿件中，刊登了来访者的申诉和他的批评建议信，同时配发了约1500字的“本报编辑部的答复”。答复明确指出：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对工作人员反映意见的批评“是错了，应该撤销”。 7月13日，胡乔木在这篇送审稿上的批语是：“刘、周、聂：此件请审阅指示。因为这类事许多地方都发生，故需要公开发表一下。事实曾经调查属实。另东北军工局勒令收回已发出的军工报一事的来往信件（指同时送审的另一篇稿件《东北军工局不应当压制批评》）可否同时发表，亦请考虑决定。”周恩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北京市市长）圈阅了稿件。刘少奇在审阅稿件时，对文中一处需要查实的情况提出修改意见后批示：“同意发表。刘少奇七月十五日”。④8月18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接受报纸批评的检讨。这一批评报道和编者按，在当时社会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批评来信和来访起到了极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在第二篇《东北军工局不应当压制批评》的稿件中，刊登了一封批评来信和300余字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按”。按语明确指出：“军工局采取这种不正常的专断行动，是不能允许的。”我们希望“军工局负责人对于这个问题说明他们的意见。”胡乔木在送审稿上的批语是先送李立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子久（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李立三的批语是：可先将批评信送东北军工局，得到回答后，再一同发表，请少奇同志考虑决定。之后，胡乔木将稿件再送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审阅。周恩来、聂荣臻圈阅了稿件。刘少奇审阅时对编辑部按语作了重要修改，并明确作出批示：“同意即刻发表。刘少奇七月十五日。”⑤8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东北军工局局长的来信检讨，表示接受报纸的批评。
这两组批评和自我批评稿件的及时发表，表现出《人民日报》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报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在党内生活、政府工作和报纸上公开开展批评和群众监督、坚决与压制批评作斗争的坚定态度。特别是经常为批评报道配发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作为表达报纸观点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评论形式，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当时有些读者反映，“不怕《人民日报》黑一片（意即长文章），就怕《人民日报》编者按”。
刘少奇强调正确的批评态度
为了更好地开展批评报道，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再次对报刊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作了指示，提出了报纸批评的三条标准：一是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展开，二是批评必须正确，三是批评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此前，195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表四周年，发表一篇重要社论《党委应该积极领导报纸正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社论经过邓拓和中宣部领导胡乔木、凯丰、陆定一的多次修改后，于19日晚上呈送刘少奇审定。刘少奇对这篇社论稿作了多处重要修改。
如对第二段中“任何干部，不管他的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这种铁面无私的监督和公开的批评，他们就会骄傲起来”这段话，刘少奇在“他们就会”之后加了“失去警惕，在工作中疏忽起来，有些人则更会”这样一段话。 在第四段论述关于在报纸上要广泛、深入、及时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种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空气”之后，特别加写了一大段话作为第五段：
对于典型的坏人坏事，不只是应该进行批评，而且要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重的打击，以便在我们的国家中消灭这种坏人坏事。但这种坏人坏事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的，而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我们也必须采用这种特殊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它。至于我们工作中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则是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时候都有的，对于这些普通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就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大家团结起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不使这些一般的缺点和错误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而这是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报纸的任务不只是对于前一种坏人坏事应该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更重要更经常的是对于后一种一般性质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第六段中“但是当报纸要把这些批评登载出来，就必须事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对，只有调查完全确实了以后才能刊登出来。因为刊登在报纸上的批评，不是作者个人的批评，而是代表党的批评，它是公正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不能不真实的”一段话中，刘少奇在“只有调查完全确实了”之后加了“并且所用的词句完全正确了”一句。在其中最后一句话“是不能不真实”之后加了“而正确”三个字。⑥社论指出：完全正确的批评，就要批评的事实“完全正确”、批评时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正确”和“ 所用的词句完全正确”，这是刘少奇对报纸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要求。这一原则在刘少奇审改的批评社论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195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在“党员来信”专栏发表一封党员来信《是领导人呢？是传声筒呢？》。来信批评浙江省税务局几个领导人让别人代写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汇报稿”、向干部作报告的“报告稿”、向党员讲课的“讲课稿”，然后照本宣读一番。这种自己不动脑动手，一切依靠别人的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这封1500字的来信刊登在四版头条位置，并配发了一幅讽刺漫画。
为了批评这种现象，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封党员来信说起》。7月15日，刘少奇在审阅这篇社论稿时，在文中“就算根据培养干部的原则，可以允许让下面同志帮助起草一些稿子，但是这也绝不是说，可以允许领导人事前只是出题作文，并不指示内容要点，事后也毫无修改、补充，只是照本宣科”这段话后，加写了一段话：“为了写成某些复杂问题的文件，可以先让别人起稿，然后由有关的人员讨论修改，再行定稿。负责人写的文件，也可以交给有关的人员讨论，并请他们提出意见，进行修改。但负责人对于一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完全不动脑筋，只作传声筒，是要不得的。”⑦这种区分不同情况讲清道理，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更具有说服力。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四版头条位置《读者来信》栏目，刊登了浙江省税务局“接受批评改进工作”的来信。之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浙江省税务局局长的检讨来信，表示“党员来信”揭露的我局“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材料，是符合事实的。7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对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虚心接受这个批评”。⑧
自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50年代前期，《人民日报》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很活跃。据统计，《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报道或文章，1949年为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⑨在 “三反”、“五反”、“新三反”运动和整党、整风中，《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支持和关心《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使报纸更加注意为百姓说话解难，舒张正义，坚决揭露和抨击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严重骄傲自满等不良现象和作风，努力发挥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人民日报》因而更加受到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的信任和喜爱。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以后，报纸批评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档案处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④⑤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8页；第292—294页；292—295页。
②⑧《人民日报》，1953年1月23日第一、四版；1956年11月30日第四版。
③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载《邓拓诗文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安岗：《学习的榜样》，载《灿烂的星河》（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⑨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