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向被称为是一个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物，但近日读到的这一本《路德传》却只有区区六万字。倒不是因为传主的生活经历乏善可述，只是谈到它的太多，作者只想揭橥那不为人道的一面。正是在这一点上，译者说，它给我们考察和评析这一历史人物提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侧面。
　　历史的发展道路和道德个人生活道路的两相吻合，这一交汇成为宗教改革的诞辰。“不管多么不愿意，中世纪的精神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比较细心的人已经听到冥冥的主宰在给封建统治和僧侣统治制造棺木的斧声了。”(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按照海涅的说法，是天意将此重任搁在这位贫苦修道士的肩膀上。(见《海涅选集》)如果说以上两种说法都是将“天意”与“冥冥的主宰”作为一种象征，那么这本传记的作者却是毫不含糊地点明题旨：“路德是上帝的历史工具。”他所做的，就是通过路德的个人生活经历，来洞察这位“大伟人”的内心奥秘。
　　宗教改革的伟大开端是一五一七年十月的最后一天——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口的时刻。但作者认为，这一行动当溯源至四年前的春天，在路德于修道院“钟楼得道”的时候，新时代诞辰的钟声就已经敲响了。抱着一腔虔敬与热诚的信念冥思不已的路德，终于在圣经上找到了如何拯救灵魂的答案：又人必因信得生。只有信仰，才能得救。只有通过信仰，上帝才会以怜爱之心用正义来辩护他的孩子，使他们举步跨过敞开的天门，迈进天堂。这也许算不上是什么新的创见，说他是找到了走向真实的复归之途，或者更接近其本意。正如卡莱尔所说：“独创力的优点不是新颖，而是真诚。有信仰的人是有创见的人，不论他信仰什么，他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另一个人。”(《英雄与英雄崇拜》)像历史上不少大伟人都在“关键时刻”经历过“神启”一样，(见《关键时刻》，三联版)这也是路德的“关键时刻”，不过这神启却是来自自己心中的声音，是多少个日日夜夜为求道而痛苦思索后的“顿悟”和“得道”。
　　如果一种宗教尚有生命力的话，它应当为信徒带来心灵的慰藉，它应当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所助益。但教皇为聚敛钱财，却用赎罪券的方式将忏悔——这一人在上帝面前最透彻最虔诚的内心剖白，变成一种交易，一种买卖，这当然是对宗教的莫大亵渎。对人们心中所保持的信仰的纯洁与神圣，是一种玷污。“你当初忍受着饥饿和贫穷踏上战场，种下了美好的树木，但以 前的葡萄树，如今却变成荆棘了。”(《神曲·天堂篇》)因此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主旨就是对赎罪券的作用进行学术性的辩论，以维护信仰的纯洁。在后来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面对教会的威胁，他说，我收回论说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人们能够用圣经中的教义证明我是错了。他坚定地宣称：“讲真理，而且非讲不可，即便我要付出二十个脑袋的代价。”
　　宗教改革火起，农民战争继发。但路德对这一暴力革命却坚决反对。他认为不能靠剑来维护福音，而要靠道。对农民战争的敌视，是令人无法为之回护的。研究者们多认为，路德的后期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派，是诸侯的奴仆，侍奉领主的祭司。但这本传记的作者却提出，“路德的真正悲剧，从根本上来说，他是宗教改革运动一些实质性活动的局外人”，他“走上自己的道路恰恰是不自觉的”。他只是以圣经为信条，除却重新恢复传布福音的纯洁性，他从来也没有一个思想纲领和组织计划，“他只是他自己。他走他自己的路”，而他走过的道路，就是他对宗教改革的贡献。
　　“世事有潮有汐，／趁潮而进，佳运可期。”(莎剧《朱理亚·凯撒》)路德却不是一个自觉的趁潮儿，依作者之见，他只是上帝的历史工具。不过此说一下子将问题简化了，未足以服人。倒是书的末尾引了路德遗嘱中的一句话值得人注意：“我们是乞求者，这是千真万确的。”这里面包含的是对信仰的坚贞不渝。据此或可认为，路德能够成就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始终认定自己只是一个微末者。
　　
　　(《路德传》，汉斯·李叶著，华君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一版，1.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