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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普通产科孕妇的围孕期保健、高危疑难疾病的筛查与诊治、胎儿疾病的咨询与诊治、部分遗传性疾病的胎儿期诊治等。产前诊断的手术操作主要有绒毛穿刺、羊水穿刺、脐带穿刺等。多次承担科研攻关课题，副主任医师任职以来共完成论文8篇。2010年作为主编，编译了《孕期与哺乳期用药指南》一书，为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内科医生、社区医生、研究者提供了一本非常实用的临床研究读物。2006年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北京妇产医院大厅里的门诊挂号处，到了下午3点钟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人员组成十分复杂，与别的医院不同，这里的队伍里，孕妇的比例特别大。
“上午是人流的高峰，每天都这样，今天下午这些还算是少的呢。”对于记者感叹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这么多人排队，电梯里的护士这样回应。
“北京妇产医院是一个完完全全服务于百姓的医院，在这里工作，每天可以说是连轴转，忙到做研究的时间都没有。”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山丹女士对记者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但是，再怎么忙，我还是想继续科研方面的探索。”
偶然和必然的道路
70后、很乖、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背课文、因为《第二次握手》这部电影而对科学家非常崇拜、常年生病的母亲……在山丹的记忆里，这些特征组合成了她大学之前的时光，而高考专业的选择也和这些特征不无关系。
“事实上我很喜欢诗歌，还想过考广播学院，可是因为不喜欢背课文，文科成绩也不好。”山丹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选择成为一个医生，“不过，我没有想到，上了医学院需要背的东西更多，那段时间真是非常痛苦。”
和别的专业不同，一旦报考医科大学，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以后的人生道路，作为好孩子的山丹也不可能就这么放弃自己的学业。“能怎么办，硬着头皮学呗，然后发现真的去念了之后，还是会的，可见以前是多么偷懒了。”
虽然在医学院里的学习打通了“任督二脉”，大学里的老师们也为她打开了医学殿堂的大门，但是毕业之后的山丹却发现自己竟然完全没有办法融入到工作中去。
“那时候去的是一个三甲医院，基础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到了那儿之后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这种现象让山丹有些沮丧。地方上的医院和教学医院不一样，并没有延续下来一个带一个的习惯，这就要求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就得差不多上手，“当时就很绝望，总想我还这么年轻，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很早就上学的山丹即使经过了5年的医学院的学习，工作的时候也不过才22岁，工作的打击，对未来的不甘，让她决定要继续深造。
于是，在接下来的4年里，白天工作，夜晚学习，牺牲了所有业余生活，终于换来了北医三院研究生部的入学通知书。再次进入学生角色之后，山丹意外地发现了之前4年痛苦的工作经历带给自己的馈赠。
“我是临床型研究生，因为在基层做过4年实际工作，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见过，比起没有经验的同学，就多了一些经验上的优势。”这种优势让山丹的学习更加容易融会贯通，而北医三院的导师和医生们也让她首次感受到大医院里医生们加班加点工作的状态。
“一开始不是很理解，觉得工作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慢慢地，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
研究生的3年很快就过去了，对于是否该走入社会，山丹依然心里没有底儿，还是认为必须要有人在监督着自己，那就只有一个选择——接着考博。
“北医三院招收博士生科研性和临床型是分得很开的，临床型就是要干活，练得就是你的经验和技术。那一届刚好停招临床型博士研究生，我就在北医系统里找到了北大医院，又读了三年博士。”
而博士毕业后的山丹发现，作为定向型研究生的自己想要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次同事之间的聊天，同事们对于北京协和医院的推崇让她决定继续深造。
这个决定让她遇见了当时协和妇产科主任，后来妇产科学界唯一的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大夫，成为了他的学生。这个时候的山丹已经积累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可以跟着导师向更高深的研究冲刺。跟着导师做子宫内膜移位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她发现，做课题，光是冥思苦想肯定不行，一方面要读大量的文献，另一方面要有大量的临床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出问题，并进一步解决问题。
“每一步都是一个锻炼，因为每个医院和每个医院都不一样，北医三院非常重视前沿的科研工作，大家的思路非常活跃；北大医院很重视基础知识的积淀和临床功力的培养，感觉又开始从头学习，虽然会有自己是不是有点笨的想法，但会有很多老专家老教授手把手地教导你，也会面对和探讨各种疑难病症，学的虽然慢，但也扎实；郎大夫是妇产科的名医，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都会转到她的手上，在跟着导师出门诊的过程中，积累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为人处世的方法，到现在都受益匪浅。”
山丹并不讳言自己也曾想留在协和工作，而且最好还是从事妇科，因为在医院里，妇科和产科分的很清楚，而和肿瘤相关的门诊研究都在妇科，每一个想要继续在研究上做出成绩的人，大多会选择妇科，而不是一直奋斗在接生第一线的产科。
“因为想留在妇科，结果没有留成协和，然后就来到了妇产医院，在这里，产科是重点科室，人也多，工作量也大，最后还是到了产科。”山丹对于刚到妇产医院的感觉就一个字：累。这是一个完全服务老百姓的一个机构，连轴转的工作让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科研。
“但是我一直绷着一根弦，不愿放下研究。”她想做胎儿的产前诊断研究，大量的工作经验让她明白，要提高出生质量，就必须将尽早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治疗，从刚到妇产医院开始，山丹就坚持这方面的研究，这一坚持就一直做到了现在。
巧合下的科研
2006年，对于山丹来说，是一个新航程的开始，在身份上，她终于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身份，正式正是成为了妇产医院的一名大夫；在研究上，博士时期的课题也刚好做完，正要开始独立承担新的课题。同样也是这一年，她被医院推荐为科技新星。 “我很感激科技新星这个平台，也庆幸有这个机遇。有很多人的新星课题是延续自己之前的研究，而我刚好前面告一段落，现在又开一个新的篇章，科技新星计划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山丹很坦白地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自己刚开始产前诊断的研究，正好需要经费的支持。
山丹的产前诊断研究用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孕妇的外周血去检测胎儿的DNA，通过基因测序来判断胎儿染色体的情况，对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出早期诊断。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香港的丹尼斯教授，他是做肿瘤研究的，在用到基因技术的过程中，想到了胎儿对母体来说也相当于一个肿瘤，也有细胞脱落然后流到母体的外周血中，那么，从理论上就可以通过母体的外周血来检测婴儿的健康状况。”山丹将自己定位在证明这个观点的可行性、并进行大力推广的研究者的角色上。多年的临床经验，让她一听到这个观点，就意识到它对广大孕妇来说意味着什么。
“传统的做法是通过孕妇羊水穿刺来检查，需要扎孕妇的肚子，这样做的话，是有流产风险的。因为有可能会扎到胎儿，也有可能会引起孕妇的紧张导致宫缩，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流产。对需要做这项检查的孕妇来说，怀孕的机会非常珍贵，对需要经常做这项检查的产科大夫来说，压力也是很大的。”而大量的检测却让山丹发现，初期血清血筛查被认为需要做羊水穿刺的高危人群中，大概有97%～99%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一种更安全的检测方式，可以说是医生和高危孕妇们的共同期盼。但是这种听起来很简单的检测方式，其实需要医生除了具备产科的临床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求他们非常熟悉基因检测技术，这也是很多医生对这项检测技术望而却步的原因。
“我在做博士后的课题——雌激素基因受体多态性和肿瘤的关系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基因测序，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和华大基因的合作。”山丹认为是一系列的巧合促成了自己的这项研究的进行和推广。虽然刚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确实进展缓慢，那个时候华大基因将公司搬到了深圳，而基因测序价格高昂。
“只能慢慢地做，一点一点地积累临床案例。”
2010年，山丹拿到了香港的一个奖学金，3个月的学习将她送到了离深圳很近的香港，也正是这个时期，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让基因测序不再是高岭之花，于是她开始每周往返于香港和深圳之间，做了大量的实验，设计出了很多后来需要用到的检测方案。
“2010年11月回到北京，12月6日，做了第一例通过母体外周血检测胎儿的DNA的实验，这个日子我会一直记得。”山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临床孕妇中推广这项技术的人，并且积累了大量的临床检测经验。
“美国人做的也比我晚，外国人做这项研究参考的文献还是我和华大合作的那个。”说起这个，山丹不无骄傲地说，“现在基本上一提起‘无创DNA检测胎儿非整倍体技术’就联想到山丹大夫，全国各地的病人来找我也都是为了这个技术。”目前在中国有200多家医院引进了这项技术，积累了12万例临床案例。
“我曾经对丹尼斯说，如果你因为这个技术获得诺贝尔奖，一定不能忘记感谢我。”说着，山丹就笑了起来。
医者的心
不断地学习，这是山丹给自己的医生生涯下的定义，也是医生这个职业给予她的任务。
“不管孕妇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不管是眼睛还是牙齿，该怎么办都要问产科的大夫。逼着我要去学习，因为我们至少要给病人一个答案。”而这种学习常常是一个乏味枯燥而又漫长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单一性，也因为这门学科在不停地更新。
想在胎儿发育的这个短短的时间预测他的未来，注定了产科医生会和“累”这个感觉一直相伴。
“很多人觉得如果我们夫妻都是正常健康的，那么就不可能生出有问题的孩子。这个是不一定的，人类的发展，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到今天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还有不好的东西存留了下来。在研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就不断要求我去学习不同的学科，遗传学、历史学、甚至地质学，因为这些跟人类的起源发展都有关系。”
“我喜欢自然科学。”山丹记得这是一个院士医师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随着她的成长影响越来越大。
而在不断地学习的过程中，山丹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意识到中医的价值，“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人体和宇宙一样深奥和神秘，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个体化医疗，但是西医是程式化医疗，而中医恰恰是个体化医疗，所以我现在不排斥中医。”
作为医师学会医学会的成员，山丹经常会被请去做一些基础医师的培训，也会被邀请在一些学术会上做发言，其中有一部分讲座是面对孕妇的。她发现不管是孕妇还是患者，他们总是寄予医生无限的希望，觉得大夫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山丹坦承这种期望带给自己很大压力，“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医师也是人，医学是有限的，甚至比其他科学都要落后，因为医学的发展依赖于其他科学、方法、意识的发展。”
“这么多年的经验，让我明白，我们一定要加强孕妇的公共卫生知识普及，很多孕妇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比起依赖医生，有的时候更要相信自己，医生只能在自己专业范畴内解决一定的问题，更多的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的。”当山丹面对记者说出这段话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她语气里的郑重。
不过，压力往往也会成为前行的动力，“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去看看国外的同行都在做什么，都有什么改变和发现，然后回来进行对比，即使暂时不能在技术上取得进步，也要在观念上进行更新。”
分不开的工作与生活
“女强人”，这是很多同事朋友封给山丹的称号，因为她忙到没有时间管孩子、也不会做家务，保姆成为她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孩子能离开保姆我也离不开。”对于自己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能拥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家，山丹觉得很幸福。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陪伴在家人身边的时间太少，所以，她坚持将写文章查文献这些工作都带回家做，这样在家的时间会相对长些。
“作为一个女人，我也喜欢逛街买东西，但是习惯看了就买、买了就走。”大概是觉得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爱好，山丹立刻转移了话题，“我还喜欢旅游，喜欢了解全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目前为止，已经去过全世界20 多个国家，最远去过南非。”然而，在她的每一次旅行中，让她铭记的是那个地方先进的实验室、有名的医院，因为“只有了解了别人先进的地方，才不是白出去了”。
这种工作和生活分不开的状态，也常常让医疗服务成为她旅途的一环。
有一次，在国航的飞机上，一个美国中年妇女晕过去了，广播找大夫，她就过去了，“我一问患者的朋友，结果她是高血压，那天打过胰岛素，忘记吃降压药，也没有吃饭。这完全是弄反了，降压药一定要吃，吃不吃饭都要吃，而打了胰岛素就一定要吃饭，现在肯定血糖低。”在她的建议下，给患者吃了巧克力。等待飞机着陆，患者已经可以自己背着背包下飞机了。
还有一次是在火车上，一个生下来解了胎便后7天没有解大便的孩子，被带着到北京看病，途中出现了呼吸急促的症状。
“孩子的状况确实不好，在确定孩子确实解了胎便后，我认为这个孩子可能肠道有一定问题，但是没有大的问题。”于是，在列车长和孩子亲人的配合下，保持空气的流通，找空可乐瓶保持孩子的给氧量，同时为孩子按摩肚子。正确的判断，及时挽救了一个生命。
“只要看见一个孕妇就会分析别人是几个月了，在飞机上看见孕妇就会嘱咐别人注意宫缩什么的。”
这样的事情碰见的特别多，虽然大多不是妇产科的问题，但只要力所能及，她都会去做。
“这得益于平时的学习，也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能。”山丹对记者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普通产科孕妇的围孕期保健、高危疑难疾病的筛查与诊治、胎儿疾病的咨询与诊治、部分遗传性疾病的胎儿期诊治等。产前诊断的手术操作主要有绒毛穿刺、羊水穿刺、脐带穿刺等。多次承担科研攻关课题，副主任医师任职以来共完成论文8篇。2010年作为主编，编译了《孕期与哺乳期用药指南》一书，为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内科医生、社区医生、研究者提供了一本非常实用的临床研究读物。2006年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北京妇产医院大厅里的门诊挂号处，到了下午3点钟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人员组成十分复杂，与别的医院不同，这里的队伍里，孕妇的比例特别大。
“上午是人流的高峰，每天都这样，今天下午这些还算是少的呢。”对于记者感叹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这么多人排队，电梯里的护士这样回应。
“北京妇产医院是一个完完全全服务于百姓的医院，在这里工作，每天可以说是连轴转，忙到做研究的时间都没有。” 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山丹女士对记者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但是，再怎么忙，我还是想继续科研方面的探索。”
偶然和必然的道路
70后、很乖、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背课文、因为《第二次握手》这部电影而对科学家非常崇拜、常年生病的母亲……在山丹的记忆里，这些特征组合成了她大学之前的时光，而高考专业的选择也和这些特征不无关系。
“事实上我很喜欢诗歌，还想过考广播学院，可是因为不喜欢背课文，文科成绩也不好。”山丹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选择成为一个医生，“不过，我没有想到，上了医学院需要背的东西更多，那段时间真是非常痛苦。”
和别的专业不同，一旦报考医科大学，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以后的人生道路，作为好孩子的山丹也不可能就这么放弃自己的学业。“能怎么办，硬着头皮学呗，然后发现真的去念了之后，还是会的，可见以前是多么偷懒了。”
虽然在医学院里的学习打通了“任督二脉”，大学里的老师们也为她打开了医学殿堂的大门，但是毕业之后的山丹却发现自己竟然完全没有办法融入到工作中去。
“那时候去的是一个三甲医院，基础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到了那儿之后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这种现象让山丹有些沮丧。地方上的医院和教学医院不一样，并没有延续下来一个带一个的习惯，这就要求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就得差不多上手，“当时就很绝望，总想我还这么年轻，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很早就上学的山丹即使经过了5年的医学院的学习，工作的时候也不过才22岁，工作的打击，对未来的不甘，让她决定要继续深造。
于是，在接下来的4年里，白天工作，夜晚学习，牺牲了所有业余生活，终于换来了北医三院研究生部的入学通知书。再次进入学生角色之后，山丹意外地发现了之前4年痛苦的工作经历带给自己的馈赠。
“我是临床型研究生，因为在基层做过4年实际工作，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见过，比起没有经验的同学，就多了一些经验上的优势。”这种优势让山丹的学习更加容易融会贯通，而北医三院的导师和医生们也让她首次感受到大医院里医生们加班加点工作的状态。
“一开始不是很理解，觉得工作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慢慢地，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
研究生的3年很快就过去了，对于是否该走入社会，山丹依然心里没有底儿，还是认为必须要有人在监督着自己，那就只有一个选择——接着考博。
“北医三院招收博士生科研性和临床型是分得很开的，临床型就是要干活，练得就是你的经验和技术。那一届刚好停招临床型博士研究生，我就在北医系统里找到了北大医院，又读了三年博士。”
而博士毕业后的山丹发现，作为定向型研究生的自己想要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次同事之间的聊天，同事们对于北京协和医院的推崇让她决定继续深造。
这个决定让她遇见了当时协和妇产科主任，后来妇产科学界唯一的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大夫，成为了他的学生。这个时候的山丹已经积累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可以跟着导师向更高深的研究冲刺。跟着导师做子宫内膜移位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她发现，做课题，光是冥思苦想肯定不行，一方面要读大量的文献，另一方面要有大量的临床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出问题，并进一步解决问题。
“每一步都是一个锻炼，因为每个医院和每个医院都不一样，北医三院非常重视前沿的科研工作，大家的思路非常活跃；北大医院很重视基础知识的积淀和临床功力的培养，感觉又开始从头学习，虽然会有自己是不是有点笨的想法，但会有很多老专家老教授手把手地教导你，也会面对和探讨各种疑难病症，学的虽然慢，但也扎实；郎大夫是妇产科的名医，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都会转到她的手上，在跟着导师出门诊的过程中，积累了非常多的宝贵经验，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为人处世的方法，到现在都受益匪浅。”
山丹并不讳言自己也曾想留在协和工作，而且最好还是从事妇科，因为在医院里，妇科和产科分的很清楚，而和肿瘤相关的门诊研究都在妇科，每一个想要继续在研究上做出成绩的人，大多会选择妇科，而不是一直奋斗在接生第一线的产科。
“因为想留在妇科，结果没有留成协和，然后就来到了妇产医院，在这里，产科是重点科室，人也多，工作量也大，最后还是到了产科。”山丹对于刚到妇产医院的感觉就一个字：累。这是一个完全服务老百姓的一个机构，连轴转的工作让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科研。
“但是我一直绷着一根弦，不愿放下研究。”她想做胎儿的产前诊断研究，大量的工作经验让她明白，要提高出生质量，就必须将尽早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治疗，从刚到妇产医院开始，山丹就坚持这方面的研究，这一坚持就一直做到了现在。
巧合下的科研
2006年，对于山丹来说，是一个新航程的开始，在身份上，她终于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身份，正式正是成为了妇产医院的一名大夫；在研究上，博士时期的课题也刚好做完，正要开始独立承担新的课题。同样也是这一年，她被医院推荐为科技新星。 “我很感激科技新星这个平台，也庆幸有这个机遇。有很多人的新星课题是延续自己之前的研究，而我刚好前面告一段落，现在又开一个新的篇章，科技新星计划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山丹很坦白地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自己刚开始产前诊断的研究，正好需要经费的支持。
山丹的产前诊断研究用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孕妇的外周血去检测胎儿的DNA，通过基因测序来判断胎儿染色体的情况，对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出早期诊断。
“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香港的丹尼斯教授，他是做肿瘤研究的，在用到基因技术的过程中，想到了胎儿对母体来说也相当于一个肿瘤，也有细胞脱落然后流到母体的外周血中，那么，从理论上就可以通过母体的外周血来检测婴儿的健康状况。”山丹将自己定位在证明这个观点的可行性、并进行大力推广的研究者的角色上。多年的临床经验，让她一听到这个观点，就意识到它对广大孕妇来说意味着什么。
“传统的做法是通过孕妇羊水穿刺来检查，需要扎孕妇的肚子，这样做的话，是有流产风险的。因为有可能会扎到胎儿，也有可能会引起孕妇的紧张导致宫缩，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流产。对需要做这项检查的孕妇来说，怀孕的机会非常珍贵，对需要经常做这项检查的产科大夫来说，压力也是很大的。”而大量的检测却让山丹发现，初期血清血筛查被认为需要做羊水穿刺的高危人群中，大概有97%～99%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一种更安全的检测方式，可以说是医生和高危孕妇们的共同期盼。但是这种听起来很简单的检测方式，其实需要医生除了具备产科的临床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求他们非常熟悉基因检测技术，这也是很多医生对这项检测技术望而却步的原因。
“我在做博士后的课题——雌激素基因受体多态性和肿瘤的关系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基因测序，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和华大基因的合作。”山丹认为是一系列的巧合促成了自己的这项研究的进行和推广。虽然刚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确实进展缓慢，那个时候华大基因将公司搬到了深圳，而基因测序价格高昂。
“只能慢慢地做，一点一点地积累临床案例。”
2010年，山丹拿到了香港的一个奖学金，3个月的学习将她送到了离深圳很近的香港，也正是这个时期，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让基因测序不再是高岭之花，于是她开始每周往返于香港和深圳之间，做了大量的实验，设计出了很多后来需要用到的检测方案。
“2010年11月回到北京，12月6日，做了第一例通过母体外周血检测胎儿的DNA的实验，这个日子我会一直记得。”山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临床孕妇中推广这项技术的人，并且积累了大量的临床检测经验。
“美国人做的也比我晚，外国人做这项研究参考的文献还是我和华大合作的那个。”说起这个，山丹不无骄傲地说，“现在基本上一提起‘无创DNA检测胎儿非整倍体技术’就联想到山丹大夫，全国各地的病人来找我也都是为了这个技术。”目前在中国有200多家医院引进了这项技术，积累了12万例临床案例。
“我曾经对丹尼斯说，如果你因为这个技术获得诺贝尔奖，一定不能忘记感谢我。”说着，山丹就笑了起来。
医者的心
不断地学习，这是山丹给自己的医生生涯下的定义，也是医生这个职业给予她的任务。
“不管孕妇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不管是眼睛还是牙齿，该怎么办都要问产科的大夫。逼着我要去学习，因为我们至少要给病人一个答案。”而这种学习常常是一个乏味枯燥而又漫长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单一性，也因为这门学科在不停地更新。
想在胎儿发育的这个短短的时间预测他的未来，注定了产科医生会和“累”这个感觉一直相伴。
“很多人觉得如果我们夫妻都是正常健康的，那么就不可能生出有问题的孩子。这个是不一定的，人类的发展，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到今天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还有不好的东西存留了下来。在研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就不断要求我去学习不同的学科，遗传学、历史学、甚至地质学，因为这些跟人类的起源发展都有关系。”
“我喜欢自然科学。”山丹记得这是一个院士医师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随着她的成长影响越来越大。
而在不断地学习的过程中，山丹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意识到中医的价值，“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人体和宇宙一样深奥和神秘，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个体化医疗，但是西医是程式化医疗，而中医恰恰是个体化医疗，所以我现在不排斥中医。”
作为医师学会医学会的成员，山丹经常会被请去做一些基础医师的培训，也会被邀请在一些学术会上做发言，其中有一部分讲座是面对孕妇的。她发现不管是孕妇还是患者，他们总是寄予医生无限的希望，觉得大夫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山丹坦承这种期望带给自己很大压力，“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医师也是人，医学是有限的，甚至比其他科学都要落后，因为医学的发展依赖于其他科学、方法、意识的发展。”
“这么多年的经验，让我明白，我们一定要加强孕妇的公共卫生知识普及，很多孕妇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比起依赖医生，有的时候更要相信自己，医生只能在自己专业范畴内解决一定的问题，更多的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的。”当山丹面对记者说出这段话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她语气里的郑重。
不过，压力往往也会成为前行的动力，“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去看看国外的同行都在做什么，都有什么改变和发现，然后回来进行对比，即使暂时不能在技术上取得进步，也要在观念上进行更新。”
分不开的工作与生活
“女强人”，这是很多同事朋友封给山丹的称号，因为她忙到没有时间管孩子、也不会做家务，保姆成为她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孩子能离开保姆我也离不开。”对于自己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能拥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家，山丹觉得很幸福。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陪伴在家人身边的时间太少，所以，她坚持将写文章查文献这些工作都带回家做，这样在家的时间会相对长些。
“作为一个女人，我也喜欢逛街买东西，但是习惯看了就买、买了就走。”大概是觉得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爱好，山丹立刻转移了话题，“我还喜欢旅游，喜欢了解全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目前为止，已经去过全世界20 多个国家，最远去过南非。”然而，在她的每一次旅行中，让她铭记的是那个地方先进的实验室、有名的医院，因为“只有了解了别人先进的地方，才不是白出去了”。
这种工作和生活分不开的状态，也常常让医疗服务成为她旅途的一环。
有一次，在国航的飞机上，一个美国中年妇女晕过去了，广播找大夫，她就过去了，“我一问患者的朋友，结果她是高血压，那天打过胰岛素，忘记吃降压药，也没有吃饭。这完全是弄反了，降压药一定要吃，吃不吃饭都要吃，而打了胰岛素就一定要吃饭，现在肯定血糖低。”在她的建议下，给患者吃了巧克力。等待飞机着陆，患者已经可以自己背着背包下飞机了。
还有一次是在火车上，一个生下来解了胎便后7天没有解大便的孩子，被带着到北京看病，途中出现了呼吸急促的症状。
“孩子的状况确实不好，在确定孩子确实解了胎便后，我认为这个孩子可能肠道有一定问题，但是没有大的问题。”于是，在列车长和孩子亲人的配合下，保持空气的流通，找空可乐瓶保持孩子的给氧量，同时为孩子按摩肚子。正确的判断，及时挽救了一个生命。
“只要看见一个孕妇就会分析别人是几个月了，在飞机上看见孕妇就会嘱咐别人注意宫缩什么的。”
这样的事情碰见的特别多，虽然大多不是妇产科的问题，但只要力所能及，她都会去做。
“这得益于平时的学习，也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能。”山丹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