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任免案，免去徐冠华的科技部部长职务，任命万钢为科技部部长。
　　万钢是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以党外人士身份出掌科技部，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它标志着新时期党外人士从政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特殊身份所代表的政治含义以外，就万钢个人经历而言，也是精彩纷呈：海归学者、汽车领域专家、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常委……
　　
　　科技精英
　　
　　万钢1952年生于上海，跟同时代的青年一样，不到16岁就“上山下乡”，后来被选送到林学院，是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在那里，对理工学科独特而敏锐的理解力很快使他脱颖而出，于是转学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建筑系。1979年他考上了同济大学的力学研究生，1981年留校任力学教师。1985年作为客座学者和研究员来到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机械研究所从事实验力学研究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还没有读完，万钢就研究出了降低汽车车内噪音的阻尼元件，安装在汽车发动机上，一下把噪音降低了80％，解决了一个汽车工业的重大难题。1990年他以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博士论文《动态应力状态的综合测试方法研究》，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毕业前，万钢给包括大众、奔驰、宝马、奥迪在内的六家汽车公司投递了简历，结果六家公司同时给了他OFFER。万钢考虑再三，最终选择了奥迪。“虽然奥迪的薪水并不高，但它给了我最自由的天地。”
　　在奥迪汽车公司任职10年间，万钢创造了令人眩目的业绩。1998年德国工业导报把他推举为汽车工业界科技十大精英之一。同年，万钢被母校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该校校长、万钢的博士生导师迪茨教授这样评价他：“一位务实而擅长逻辑思维的科学工作者。他所主持的课题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出发，在工程科学知识解决实际技术问题方面达到了应用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海归學者
　　
　　在奥迪公司，万钢担任高级工程师和重要战略家，每年掌握的技术项目经费都在五六千万马克左右，在戈尔斯塔特的住房拥有带草坪的花园……可就在前途和“钱途”都发展得最辉煌的时候，万钢选择了回国。“人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钱只是数字的变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祖国的利益，是如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1999年5月，受我驻德使馆教育处的委托，万钢组织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合作交流团回国交流，在北京、上海、长春、天津举行多场大型报告会。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万钢代表这批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们向科技部提出“把发展轿车洁净新能源作为中国汽车工业跳跃发展的起跑线”的战略性建议。当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极为赞赏这个建议，并向万钢发出任这个宏伟工程首席科学家的热情邀请。
　　面对祖国的召唤，2000年底，万钢毅然与在奥迪的辉煌前程告别。一纸辞呈递上去，奥迪高层的强烈挽留，他们做出许诺：“你一年内只要回来工作3个月，我们工资照给。你5年内随便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而且我们再升你一级。”万钢婉拒了：“请你们不要再给我工资了，我回国后是没有时间过来的。”
　　归国后，万钢回到母校同济大学，任汽车学院院长和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他同时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并作为第一课题负责人承担了该项中技术最为复杂、任务最为繁重的燃料电池轿车项目。
　　燃料电池汽车也叫氢动能汽车，靠氢气与氧气催化产生动力。由于零污染、低噪声，在石油资源日益减少的今天，被各国列为重要科研项目。我国研究燃料电池汽车的起步较晚，2001年才开始规划专项。那时中国的汽车专家有句预言：“到了05年，我们氢汽车的轮子能够转起来就可以了。”
　　“站在游泳池边，这里试试水，那里试试水，就永远都不会下去，倒是一头扎进去，马上就能游起来。”万钢一头扎进了燃料电池汽车的研究领域，用行动证明那位专家的预言是错误的。
　　在万钢带队的科团队和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2003年“超越一号”研制成功；2004年“超越二号”研制成功，2006年“超越三号”在第八届“比比登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中得到了4个A、1个B、的优异成绩，同时参加比赛的奔驰5代得到了4个A，其他汽车没有一辆超过4个A。
　　2001年到2005年，短短4年，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上演了后来居上的完美奇迹。
　　2004年12月27日，一个难忘的日子。万钢走进中南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作了“面向2020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讲解。
　　
　　大学校长
　　
　　2004年7月，万钢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惊才绝艳的科研精英，也是有着独到和深刻的见解的教育家。
　　万钢认为，现阶段相对而言，高考制度还是最公平的。但我国应试教育存在很大弊端，容易造成偏科。因此大学要让理科学生学学文学、音乐、艺术，让文科学生多一些理性思维，为其在专业领域深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为人才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万钢认为，发现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德国的求学经历对他影响甚深。他说，在德国，没有导师跟你说研究什么方向，要靠你自己去发现问题；而中国的教育一般是教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万钢在同济大学建立了学生创新基地，让学生自己想课题，自己找同伴组织团队，自己去找老师指导，自己去参加比赛。“其实这一整套流程就是学生以后进公司做项目的预演，得不得奖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亲身经历创新的过程，使他们锻炼了社会交际能力和团队精神。”
　　万钢还非常注重学生进入社会以后的能力，强调教育与学校的双向联系。“教学质量不是学校定的，是社会定的。成绩好的，不代表教学质量高。学生要进入社会三四年后，才真正看得出教学质量。”
　　“我很关注第‘10名’现象，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未必是最好的，他们通常沿着大学、研究生、博士、留校当老师这条路走，没有太多的社会阅历，5年以后，与班上的其他同学相比，谁更适应社会需求？因此我们要加强学校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打通经理、工程师和教授的通道。”
　　
　　政协常委
　　
　　万钢常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院派研究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要闻天下事，急天下事，围绕天下事来读圣贤书。”
　　或许，这就是万钢于2005年12月加入中国致公党，并出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的一个原因。
　　作为民意代表，万钢执著、敢言，并且秉承科学家的精神，不惟众。
　　万钢在2004年建议尽快实施燃油税，但至今我国尚未实施。他说，其中的原因自己也可以理解。但综合来看，还是希望国家能尽快采取行动。“我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大学高学费是社会议论的焦点，万钢说：“作为校长，每一个考上我们学校的学生，不管条件多贫困，我们都会主动联系他，帮助他上好大学。作为委员，我希望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能尽快达到4%的目标。”
　　对大学该不该高收费的问题，万钢说，“大学教育收费，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比如在法律上多年坚持‘教育不收费’的德国，现在也开始收费。不过，什么该收费、什么不该收费，这个都必须明确，不能随意乱收费。大学收费，我赞同要透明、要公平、要有法律依据。高校收取的任何一分钱，都应经过物价局核准，然后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不过，我认为，社会应该改变对高校公平教育的看法。”万钢认为，“国人自古提倡‘学而优则仕’，到现在变成‘唯学历论’，这使得孩子们拼命往大学里挤。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得上大学呢？”
　　万钢认为，如果所有人都上大学的话，那国家的教育就有问题。他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尊重劳动、尊重每个职业，而不是只尊重大学生。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无疑很重要，但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更为重要。现在人们只有在教育观念上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型，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人才，才能真正解决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问题。”
　　万钢的魄力与魅力，在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言论中熠熠生辉。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