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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三千案例分别反映了三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人群所经历的工资变迁和生活状态，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年轻的都市白领，普遍在工资问题上存在一种焦虑和失衡的心态，我们从不否认个人努力是决定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但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它的因素，否则不会产生普遍的焦虑。那么这种焦虑来自何方?
首先是实际工资收入的下降。也就是相对于房价、物价的上涨速度，工资的增长明显跟不上，这与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是分不开的。其次是行业间以及不同企业性质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另外，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没能真正分享到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中提到，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幅提高，但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今年2月份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该报告认为，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看来，社会的薪酬结构确实需要进行调整了，那么怎样看待未来的调整，该怎样的调整?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先生，而他的观点很明确，未来几年必须要加快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
加工资将成为一种趋势
钱经：目前，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以及薪酬差距的拉大，人们对于调薪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你怎么看?历史上进行的几次薪酬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文：我们国家在近20多年时间里的薪酬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思想解放阶段，大家觉得原来那一套薪酬制度不好，主要表现在职工薪酬差距拉不开。比较平均，跟绩效没什么关联；而且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企业需要提供高福利，包袱重，针对这三个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二阶段是劳动部主导的企业薪酬改革。叫“岗位技能工资制”。在国有企业实行“岗位＋技能”这两个因素决定工资的制度，对改革原有的薪酬制度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好处。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拉开企业领导人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以强调企业中高层特别是高层的激励为特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加强对领导者的激励。
现在步入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因为薪酬的差距拉得太大了，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不上去，这不利于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未来十年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给老百姓加工资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趋势。
钱经：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会不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文：不能简单的这样认为。工资收入的提高会不会提高劳动成本主要看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如果通过给企业减税的方式来保证员工的工资增长，企业成本就不一定上升。
另外重新切割蛋糕也是一个办法。薪酬调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财富蛋糕重新分割的概念，也就是说以前的财富蛋糕，分给国家、分给高层管理者的太多了，到普通百姓手里的太少了，如果均衡一下的话，企业负担的总成本其实是不变的。而且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可以刺激消费，对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很有利。
而对一些出口企业来说，正如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先生所说的可以通过提高出口贸易品的价格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结束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占领市场的模式，还有就是要增加企业生产效率，比如原来一个人可以生产一件产品，现在变成两件，这在无形中也弥补丁成本上升。
企业能否通过提高贸易品价格和生产效率来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又不失去市场和减少雇佣人数，这不好说，但通过减税以及平衡高层管理者(主要是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来降低企业成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动力在于老百姓的工资总量，这是全世界都眼红的中国力量。
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不会造成失业
钱经：那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虽然普通员工的工资在上涨，但失业率也大增。就像现在很多人认为，是新《劳动合同法》导致珠三角很多企业倒闭，或一些企业裁减员工，造成新的失业，对此你怎么看?
文：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会增加失业率是基于这样一千判断：廉价的劳动力会无限供给，你不干企业能再去农村找一批人干。但目前是这种前提已经不存在了，一方面中国农村有很多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是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来获得农民工补充。刘易斯的无限劳动力共给的理论模型在中国似乎行不通。
还有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特有的计划生育制度，会让未来的年轻劳动力供给出现很大压力。所以说如果企业想在薪酬水平提高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劳动力来做出反应，其实是行不通的。
钱经：昔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确实有了一定的提高，不过现在比较难受的还有作为“夹心层”的城市白领，一方面物价在上涨，另一方面工资收入的变动不大，并且很难突破，而更富有争议的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文：我并不觉得企业性质的不同对工资收入的差距有多大影响，有些民营企业给出的货币工资待遇也不差。现在毕业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进国企。更多的是出于对身份优越感、安定感的考虑，而仅仅从货币工资来看，不同企业性质的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没有想象中大。而对于外资企业，其薪酬优势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大了，大多外企员工也确实会产生自己只是个螺丝钉，很快就碰上“天花板”的感觉。国有企业、公务员、外国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主要体现在非货币报酬上而不是货币报酬上。
我觉得当前工资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存在于不同企业性质之间，而在于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的分配、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上。国家与个人、高层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当前两个最重要的差别，很多社会问题由此而生。
钱经：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呀?
文：这不具有可比性，首先西方国家普通员工的收入也不低，虽然和企业高层领导的绝对薪酬差距很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其次它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低收入者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点我们做不到，所以简单的认为市场经济 就是鼓励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对的。
缩小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下是要降低管理者的薪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还是高层管理人才，如果是按市场定价，管理者拿高薪无可厚非，而是要通过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缩小差距。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的工资改革经过几个阶段，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到过分强调激励、强调差距，现在到了需要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提高劳动者收入需要政府的努力和舆论的支持
钱经：你刚才提到的国外很多国家、社会保障体承很健全。而中国的普通白领非常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更何况生活成本越来越大，焦虑感与日俱增。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薪酬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文：应该说，我们现在职工交的“四险一金”并不低，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那为什么还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深感焦虑呢?首要原因肯定是房价、物价涨得太快，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错误政策和错误舆论的主导下，现在企业的福利越来越少，员工的工资只局限于货币工资。
或许你觉得提高企业员工福利是不是回到了过去“企业办社会”那个时代，企业大包大揽员工的一切开支，其实不是。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企业都对提高员工福利很用心，比如有的企业会给员工提供免费牙医服务，或者旅游，教育，甚至家庭服务等等，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鼓励企业提高员工除货币工资之外的福利，鼓励企业承担对员工的责任，另一方面企业也很愿意，因为这些福利支出都记入企业成本，这样在无形中为企业降低了税负，让企业更便于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人性化管理。
而中国现在又走到了一个极端，员工收入基本全来自于货币收入，普通员工享受不到相应的福利，无法减轻日常生活开支，所以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结果是员工对企业认同感的降低以及企业税负的增加，还有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高层管理者一般还保留享受高福利的特殊待遇。所以在员工福利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从过分强调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与福利保障并重转变。
政府应该反思员工福利政策，学习西方要学实质。政府管理人员和学者们就知道一些皮毛，凭着简单和幼稚的理念制定出来的政策正在损害员工的利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福利政策：所有的福利都要用货币形式表现，政府的本意是避免企业少交税，而忽略了福利的社会功能和企业功能。
文跃然对年轻人的几点建议
文跃然为很多企业做过薪酬管理方面的咨询，他认为年轻人在看待工资上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并给出五点建议：
1 发展比工资重要。不要因为过分关注暂时的工资收入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发展肯定是第一位的。
2 职业道德比工资重要，年轻人不要对工资过于斤斤计较，过分看重一时的工资收入，会失去别人对你的信赖和好感，丢掉很多重要的机会。卡耐基曾经说过：太计较小钱的人是挣不到大钱的。未来谁更职业化、更专业化，收入自然会越高。
3 注意节俭。年轻的时候是财富积累的阶段，有些人往往总是抱怨自己的收入低，却从不注意日常开支是多么奢侈浪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
4 不要妄想一夜暴富，只是极少数人能实现一夜暴富，大部分人还是细水长流，不断的积累财富，盲目跟别人攀比，妄想一夜暴富会让心态失衡。柳传志先生说人生是一个长跑比赛。不要太计较眼前的利益，要看得远一些，人生才会有更大的收获。人生遵守舍得规律。
5 要敢于用合理的方式争取自己合理的薪酬。遇到不公平时，要敢于用正确的方法提出来。在向老板提出加薪要求时，要注意掌握时机和说话的技巧。一般企业管理人员都是讲道理的。
首先是实际工资收入的下降。也就是相对于房价、物价的上涨速度，工资的增长明显跟不上，这与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是分不开的。其次是行业间以及不同企业性质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另外，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没能真正分享到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中提到，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幅提高，但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今年2月份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该报告认为，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看来，社会的薪酬结构确实需要进行调整了，那么怎样看待未来的调整，该怎样的调整?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先生，而他的观点很明确，未来几年必须要加快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
加工资将成为一种趋势
钱经：目前，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以及薪酬差距的拉大，人们对于调薪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你怎么看?历史上进行的几次薪酬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文：我们国家在近20多年时间里的薪酬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思想解放阶段，大家觉得原来那一套薪酬制度不好，主要表现在职工薪酬差距拉不开。比较平均，跟绩效没什么关联；而且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企业需要提供高福利，包袱重，针对这三个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二阶段是劳动部主导的企业薪酬改革。叫“岗位技能工资制”。在国有企业实行“岗位＋技能”这两个因素决定工资的制度，对改革原有的薪酬制度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好处。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拉开企业领导人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以强调企业中高层特别是高层的激励为特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加强对领导者的激励。
现在步入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因为薪酬的差距拉得太大了，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不上去，这不利于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未来十年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给老百姓加工资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趋势。
钱经：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会不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文：不能简单的这样认为。工资收入的提高会不会提高劳动成本主要看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如果通过给企业减税的方式来保证员工的工资增长，企业成本就不一定上升。
另外重新切割蛋糕也是一个办法。薪酬调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财富蛋糕重新分割的概念，也就是说以前的财富蛋糕，分给国家、分给高层管理者的太多了，到普通百姓手里的太少了，如果均衡一下的话，企业负担的总成本其实是不变的。而且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可以刺激消费，对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很有利。
而对一些出口企业来说，正如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先生所说的可以通过提高出口贸易品的价格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结束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占领市场的模式，还有就是要增加企业生产效率，比如原来一个人可以生产一件产品，现在变成两件，这在无形中也弥补丁成本上升。
企业能否通过提高贸易品价格和生产效率来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又不失去市场和减少雇佣人数，这不好说，但通过减税以及平衡高层管理者(主要是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来降低企业成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动力在于老百姓的工资总量，这是全世界都眼红的中国力量。
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不会造成失业
钱经：那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虽然普通员工的工资在上涨，但失业率也大增。就像现在很多人认为，是新《劳动合同法》导致珠三角很多企业倒闭，或一些企业裁减员工，造成新的失业，对此你怎么看?
文：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会增加失业率是基于这样一千判断：廉价的劳动力会无限供给，你不干企业能再去农村找一批人干。但目前是这种前提已经不存在了，一方面中国农村有很多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是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来获得农民工补充。刘易斯的无限劳动力共给的理论模型在中国似乎行不通。
还有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特有的计划生育制度，会让未来的年轻劳动力供给出现很大压力。所以说如果企业想在薪酬水平提高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劳动力来做出反应，其实是行不通的。
钱经：昔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确实有了一定的提高，不过现在比较难受的还有作为“夹心层”的城市白领，一方面物价在上涨，另一方面工资收入的变动不大，并且很难突破，而更富有争议的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文：我并不觉得企业性质的不同对工资收入的差距有多大影响，有些民营企业给出的货币工资待遇也不差。现在毕业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进国企。更多的是出于对身份优越感、安定感的考虑，而仅仅从货币工资来看，不同企业性质的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没有想象中大。而对于外资企业，其薪酬优势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大了，大多外企员工也确实会产生自己只是个螺丝钉，很快就碰上“天花板”的感觉。国有企业、公务员、外国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主要体现在非货币报酬上而不是货币报酬上。
我觉得当前工资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存在于不同企业性质之间，而在于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的分配、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上。国家与个人、高层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当前两个最重要的差别，很多社会问题由此而生。
钱经：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呀?
文：这不具有可比性，首先西方国家普通员工的收入也不低，虽然和企业高层领导的绝对薪酬差距很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其次它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低收入者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点我们做不到，所以简单的认为市场经济 就是鼓励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对的。
缩小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下是要降低管理者的薪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还是高层管理人才，如果是按市场定价，管理者拿高薪无可厚非，而是要通过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缩小差距。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的工资改革经过几个阶段，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到过分强调激励、强调差距，现在到了需要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提高劳动者收入需要政府的努力和舆论的支持
钱经：你刚才提到的国外很多国家、社会保障体承很健全。而中国的普通白领非常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更何况生活成本越来越大，焦虑感与日俱增。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薪酬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文：应该说，我们现在职工交的“四险一金”并不低，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那为什么还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深感焦虑呢?首要原因肯定是房价、物价涨得太快，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错误政策和错误舆论的主导下，现在企业的福利越来越少，员工的工资只局限于货币工资。
或许你觉得提高企业员工福利是不是回到了过去“企业办社会”那个时代，企业大包大揽员工的一切开支，其实不是。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企业都对提高员工福利很用心，比如有的企业会给员工提供免费牙医服务，或者旅游，教育，甚至家庭服务等等，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鼓励企业提高员工除货币工资之外的福利，鼓励企业承担对员工的责任，另一方面企业也很愿意，因为这些福利支出都记入企业成本，这样在无形中为企业降低了税负，让企业更便于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人性化管理。
而中国现在又走到了一个极端，员工收入基本全来自于货币收入，普通员工享受不到相应的福利，无法减轻日常生活开支，所以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结果是员工对企业认同感的降低以及企业税负的增加，还有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高层管理者一般还保留享受高福利的特殊待遇。所以在员工福利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从过分强调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与福利保障并重转变。
政府应该反思员工福利政策，学习西方要学实质。政府管理人员和学者们就知道一些皮毛，凭着简单和幼稚的理念制定出来的政策正在损害员工的利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福利政策：所有的福利都要用货币形式表现，政府的本意是避免企业少交税，而忽略了福利的社会功能和企业功能。
文跃然对年轻人的几点建议
文跃然为很多企业做过薪酬管理方面的咨询，他认为年轻人在看待工资上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并给出五点建议：
1 发展比工资重要。不要因为过分关注暂时的工资收入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发展肯定是第一位的。
2 职业道德比工资重要，年轻人不要对工资过于斤斤计较，过分看重一时的工资收入，会失去别人对你的信赖和好感，丢掉很多重要的机会。卡耐基曾经说过：太计较小钱的人是挣不到大钱的。未来谁更职业化、更专业化，收入自然会越高。
3 注意节俭。年轻的时候是财富积累的阶段，有些人往往总是抱怨自己的收入低，却从不注意日常开支是多么奢侈浪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
4 不要妄想一夜暴富，只是极少数人能实现一夜暴富，大部分人还是细水长流，不断的积累财富，盲目跟别人攀比，妄想一夜暴富会让心态失衡。柳传志先生说人生是一个长跑比赛。不要太计较眼前的利益，要看得远一些，人生才会有更大的收获。人生遵守舍得规律。
5 要敢于用合理的方式争取自己合理的薪酬。遇到不公平时，要敢于用正确的方法提出来。在向老板提出加薪要求时，要注意掌握时机和说话的技巧。一般企业管理人员都是讲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