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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春喈系浙江省孝丰县人，于嘉庆十二年中举人，之后考取觉罗教习官，署理博山等县县事，担任淄川、郯城知县，代理贵州省铜仁等府知府。杨春喈担任淄川知县期间，曾计划刻印蒲松龄诗文集，因蒲松龄后裔不肯出借原稿作罢。杨春喈的夫人吴静君善画墨竹，工诗，曾作画题诗风雨竹，诗画碑现存于博山颜文姜祠。
关键词：杨春喈；聊斋诗文集；风雨竹；考证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生前无力刊刻自己的诗文集，《聊斋志异》只能以抄录的方式传播于世。蒲松龄去世50多年后，出现了《聊斋志异》刊刻本，后来陆续有人计划刊印蒲松龄的诗词、文章，这些人中就有时任淄川知县的杨春喈。杨春喈谋刻聊斋诗文集之事，后来因蒲松龄后裔不配合，无果而终。杨春喈署理博山县事时，曾前往颜文姜祠祈雨成功，夫人吴静君作画风雨竹并题诗以纪其事，此事在博山地区影响很大。
一
杨春喈的生平事迹，《孝丰县志》《淄川县志》《博山县志》都有记载。
清光绪《孝丰县志·选举志·科目》记载：“杨春喈，原名登，字凤冈。丁卯科，考取觉罗教习，用山东知县。历署博山、朝城、峄县、商河等县知县，补淄川县，调郯城县。甲午科山东乡试同考官。叙升知府，分发贵州，历任铜仁、都匀、黎平等府知府，护理贵东兵备道。己亥科贵州乡试内监试。” [1] 8
清光绪《孝丰縣志·人物志·政治》记载：“杨春喈，字凤冈，号矞翘。年十三入郡庠，嘉庆丁卯举于乡，考取教习。期满，以知县拣发山东，补淄川，调补郯城。甲午科乡试同考官。升知府，分发贵州，署铜仁府事。己亥乡试，调内帘监试。署都匀府，兼贵东道篆。以疾乞退，上宪苦挽留之。又数年，始遂所请，而病已深，未及抵家而卒，年六十有五。”
“春喈勤于吏治，所莅均有治绩，尤孜孜于士习民风、农桑水利。在山东商河时，与邻邑共诛剧盗。教淄川民种水田。乙未、丙申岁大旱、蝗，多方赈恤，全活无算。入黔后，仁怀县逆匪滋事，奉委谳狱，释无辜被株累者数十人。都匀民苗杂处界，镇远府地有苗不靖，会邻郡，设计平之。为八寨厅添设黉官，兴木棉蚕桑之利。值英夷滋扰，黔中兵差络绎。春喈督所部具夫船，亲护送，冒寒驰驱，遂以感疾，卒致不起云。”
“春喈兼精医术，诊者必拨冗为调治，每应手愈。有自编医案一帙。又所著有《公余杂钞》两卷，已刊行，乱后版毁。子四人：治生、瀛生、溶生、澎生，俱有传。” [2] 17
清宣统《淄川县志·三续历代秩官·国朝秩官》记载：“杨春喈，字凤冈，号旭桥。浙江孝丰县举人，道光十一年任。亲士爱民，赏识多知名士。” [3] 950
据以上资料：杨春喈，原名登，字凤冈，号矞翘，浙江省孝丰县（今属湖州市安吉县）人。其父杨德裘，监生。杨春喈十三岁进学，成为秀才，可谓少年聪慧，学有所成。嘉庆十二年（1807）中举人，之后考取觉罗教习官，在觉罗官学校担任教习。觉罗，俗称为“红带子”，是清朝皇族的一部分，主要由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本家远亲组成。《清会典·宗人府·宗令宗正宗人职掌》记载：“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教习，学官名，掌课试之事，清朝官学中亦有设教习者。杨春喈任教习期满，以知县官衔分发山东候补，先后代理博山、朝城、峄县、商河等县知县。杨春喈任职期间勤恳工作，多有惠政。据《淄川县志》所载，杨春喈于道光十一年（1831）担任淄川知县，率领百姓筑河坝，制水车，引河水，改旱地为水田，教导百姓种植水稻。杨春喈后来调任郯城知县，此地遭遇大旱蝗灾，他多方筹措钱粮赈灾，救活很多百姓。道光十四年（1834），杨春喈担任甲午科山东乡试同考官。同考官，系协同主考阅卷之官，因在闱中各居一房，又称房考官（简称房官）。大概道光十六年（1836），杨春喈经过朝廷考核，具备升任知府条件，调任贵州省，代理铜仁府知府。邻府仁怀县遭遇暴乱，众多百姓被官府关押，杨春喈受命前往审理，释放了数十名无辜百姓。再后来，杨春喈代理都匀府知府，兼掌贵东兵备道。期间，府治镇远有苗人闹事，他会同邻近府县平息判乱；他在八寨厅设立学校，以行教化；教导当地居民栽种木棉，养殖桑蚕，使百姓逐步富裕起来。杨春喈还代理（或担任）过黎平府知府，当时官场以“能吏”称之。道光十九年（1839），杨春喈担任己亥贵州乡试内帘监试。监试，为乡试主考及同考官助理人员，负有监督之责。杨春喈因为身患疾病，多次请求退休回家，上司苦苦挽留，一直未批准他的申请。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贵州兵差络绎不断。杨春喈筹备船只差民，顶风冒雪，亲自护送，由于劳累过度，致使病情加剧。等获准退休后，杨春喈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家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杨春喈闲暇之时，喜好钻研医术。人们若是前来求诊，他一定利用空闲时间，尽心竭力调治，治愈了很多病人。杨春喈曾经编辑医案一套、《公余杂抄》两卷，可惜后来都散失了。
二
杨春喈计划刻印聊斋诗文集之事，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七《某老儒》有记述：“吾淄杨旭桥明府，欲刻聊斋诗、四六、古文，属予往索。其裔孙谓：前有某学使、某邑令索去，欲刻而不果，并原本不还，恐并此失落，遂坚不出。” [4] 425 据王培荀所言，杨春喈担任淄川知县期间，计划刻印蒲松龄的《聊斋诗集》《聊斋赋集》《聊斋古文集》，委托王培荀前往蒲家，与蒲松龄的嫡系子孙商议借阅其诗文草稿，蒲氏子孙坚决不肯外借，声称先前曾将文稿借给某某学使、某某知县，这些人不但没有刻印，反而连原稿也不归还，令人失望至极。王培荀关于杨春喈刻印蒲松龄诗文集的记述，未见其它资料佐证，但分析事情原委，应该真有其事。杨春喈于道光十一年担任淄川知县，离任时间不详，王培荀于道光十五年（1835）入川就任知县，那么杨春喈谋刻蒲松龄诗文集的时间当在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间。
杨春喈非常欣赏王培荀的文史素养和写作能力，这从《乡园忆旧录》中可以看出。卷七《修志琐谈》记录：“《济南府志》不修，百余年矣，是吾乡一大缺陷。里居时，太守某公，雅意重修，征各属县志。杨旭桥明府招余商处，因取旧郡志，略一翻阅，体例多宜酌定。……座上匆匆一阅即退，后以载笔无人，事似终止。……近闻已修，可喜。” [4] 425-426 王培荀在文中谈到，自己在家闲居未任官职时，济南知府某人计划重修《济南府志》，征集济南府所属各县的县志。时任淄川知县杨春喈邀请王培荀商议此事，王培荀在淄川县衙翻阅过《济南府志》，感觉府志体例有待斟酌。后来重修《济南府志》之事搁置。王培荀在四川担任知县期间，听说《济南府志》已经纂修完工。王培荀所言即道光《济南府志》，全书72卷、首1卷，180余万字。由王赠芳、王镇主修，成爟、冷烜编纂，清道光二十年刊刻。 杨春喈谋刻聊斋诗文集，王培荀作为中间人玉成此事，其优越条件有二：一是王培荀当时是淄川的知名文人，与杨春喈关系较为密切。王培荀，字景叔，号雪峤，淄川县沣泉乡大窎桥村（今属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人。他自幼聪慧过人，精通经术，工诗善文，当时在淄川士子中很有影响，是近代山东知名诗人、颇有建树学者。他于道光元年（1820）以第四名中举人，十五年以大挑一等分发四川担任知县。宣统《淄川县志》记载，杨春喈于“道光十一年”担任淄川知县，“亲士爱民，赏识多知名士”。杨春喈在任期间，两人相互仰慕，王培荀一定会不时前往县衙拜访杨春喈，切磋学问，诗词酬唱。《修志琐谈》就曾谈到杨春喈与他商议修纂《济南府志》事宜。据王培荀回忆（《乡园忆旧录》卷七《女诗人》），自己前往四川任职时，前去县衙辞行，杨春喈曾赠送王培荀一份礼物——夫人所作的四幅墨竹图，这说明两人关系密切、情谊深长。二是王培荀与蒲松龄的后人有亲戚之谊，来往频繁。王培荀所居大窎桥村与蒲家庄相距10华里，其庶母是蒲氏族人，王培荀作为一名文人，仰慕蒲松龄的才学，会以亲戚的身份经常前往蒲家庄拜见蒲松龄的后人，借此借阅蒲松龄的著述。《乡园忆旧录》中涉及蒲松龄的史料有8条，对蒲松龄的生平及逸事多有记述，其中谈到自己亲见蒲家后人收藏的蒲松龄画像，这些资料对后世学者研究蒲松龄及其著述具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这说明王培荀与蒲松龄的嫡传后人关系密切。
杨春喈谋划刻印蒲松龄诗文集之事，只是一个设想，并无结果，因此目前所见各种资料，包括《淄川县志》，都没有此类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孝豐县志》载明“杨春喈号矞翘”；《淄川县志》却写作“杨春喈号旭桥”，这可能是“矞翘”音误造成的。《辞海》注释：矞通獝，惊恐惶遽邈。《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六乐者”。郑玄注引《礼运》：“凤以为畜，故鸟不矞。”今本《礼记》“矞”作“獝”。[5] 1813
《聊斋志异》的刻本，自蒲松龄近世50年之后，便陆续出现。先有赵起杲、鲍廷博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青柯亭刻本，继有王金范刻于乾隆三十二年的十八卷刻本（1767），此后各类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多依其规模。与其相反，蒲松龄的诗文、杂著等，最初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只是以零散的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其文集最早刻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由孙济奎、耿士伟题跋的石印本《聊斋先生遗集》。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路大荒先生编辑的《聊斋全集》，当为蒲松龄著作较大规模的结集。此后，路先生对蒲松龄著作重新整理，编订为《蒲松龄集》，196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重版，它为“聊斋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此来看，如果杨春喈当年能够刊印蒲松龄的诗文集，使其著述不致损毁，对于今人研究蒲松龄的思想和著述，功莫大焉。对于杨春喈谋刻聊斋诗文集未果，王培荀在失望之余感叹：“然先生《志异》一书，已风行天下，不必籍此以传。” [4] 425 这句话高度赞扬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同时也客观地表明蒲松龄的其它著作不如《聊斋志异》艺术成就辉煌。
三
杨春喈的夫人吴氏是位才女，不但善画竹，还工诗。《乡园忆旧录》卷七《女诗人》记载：“吾淄杨旭桥春喈明府，嘉兴人。夫人吴氏善画竹，兼工诗。予来川辞行，赠以四轴拓于石者，自题五古一首。大竹王鲁之题五绝。带来川，李廉侯借去。” [4] 446-447 文中介绍，杨春喈的夫人吴氏善画竹，会作诗。王培荀前往四川前夕，到杨府辞行，获赠四幅墨竹拓本，其中一幅有杨夫人题写的五言古诗。王培荀极为珍视，随身带往四川，可惜后来被一李姓知县借去，没有归还。
杨春喈夫人善画竹，清宣统《淄川县志·三续历代秩官·国朝秩官》也有记载：杨春喈“其内子吴静君夫人精书画，尤善墨竹。凡遇名胜处，辄留题，今石刻尚有存者。” [3] 950 文中提到杨春喈的夫人吴静君，精通书画，尤其擅长墨竹，大凡风景名胜区都留有她的书画作品，并且说直到宣统年间还能见到她的石刻作品。不过淄川何处留有吴静君的石刻书画，县志中没有明确说明。
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职官志》也有杨夫人擅画墨竹的记录：杨春喈“其内子吴静君女士，工诗画。灵泉庙有石刻墨竹，系春喈题跋，静君画并题诗。至今人争购之。” [5] 5 县志写明在颜文姜祠中有吴静君的石刻墨竹，画中有吴氏的题诗，还有杨春喈的题跋。并且说，直到现在，博山文人还争相购买杨夫人的画作。《续修博山县志》的成书年代是民国初年，这说明近百年之后，博山文人仍然十分欣赏吴静君的书画作品。
吴静君的风雨竹诗画碑嵌于颜文姜祠正殿西北墙壁，高132厘米，宽50厘米，字画全为阴刻。诗画碑右上端刻“笼泉洒润”。杨春喈题跋：“丙戌春杪，二麦苦旱，喈同僚友步祷于夫人之祠。次日，大沛甘霖，欢腾遍野，咸呼为娘娘雨。缉笼余涌，百里同沾。因倩内子画竹，勒石以当匾额。盖竹以象德，风雨之竹所以志灵也。是为跋。内廷觉罗官、署博山县事、天目杨春喈。” [6] 左上端所画竹子为雨中劲竹，竹叶下垂，似遭暴雨淋浇。右下端所画竹子为风中劲竹，竹叶倾斜，如被狂风吹偃。左下端吴静君题写一首七绝：“者番瞻拜慕前贤，挚孝由来可动天。清节高风谁与比？为栽修竹护灵泉。静君女史吴秦姮写并题。” [7] 22 据风雨竹诗画的题跋可知，道光六年（1826）春末，博山大旱，知县杨春喈与同僚步行前往颜文姜祠祈雨。第二天，天降喜雨，旱情缓解，全县百姓欢呼雀跃，呼作娘娘雨。杨春喈因此请夫人画竹并题诗，让人刻制石碑，当作祠堂的匾额。杨春喈在跋中特别说明，竹子象征德行，风雨之竹因此用来表明祈雨之灵验。
从风雨竹的题款来看，吴静君名秦姮，静君当为其字。“女史”是女官名，《周礼》天官、春官所属都有女史，以知书妇女充任，后用作对知识女性的美称。从杨春喈的题跋来看，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职官志》称杨春喈于“乾隆三十一年任”博山知县，其实是错误的。第一，杨春喈是署理博山县事，并非实任博山知县。第二，杨春喈署理博山县事，在道光六年前后，而不是《续修博山县志》所说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中杨春喈自称“天目”人，是因为明清时孝丰县治所在地称天目乡。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湖州府知府王珣以安吉县孝丰等九乡崎岖险远、民艰输役，于是奏设孝丰县，遂分安吉上九乡即孝丰、天目等地为孝丰县境，辖里五十有四，属湖州府。正德二年（1507）升安吉为州，安吉州领孝丰县。
风雨竹诗画碑是博山现存唯一的诗画碑，历来为人称道，现已成为博山颜文姜祠的镇馆之宝。不知《淄川县志》所言“今石刻尚有存者”，是否指的就是这块石碑？这留待有志有才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刘浚.光绪孝丰县志（卷六）[G].光绪二十九年.
[2]刘浚.光绪孝丰县志（卷七）[G].光绪二十九年.
[3]王敬铸.宣统淄川县志[G]//陈涟远，白相房.淄川县志汇编.淄博市新闻出版局，2010.
[4]王培荀.乡园忆旧录[M].蒲泽，校点.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5]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6]王荫桂.续修博山县志（卷八）[G].民国二十六年.
[7]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淄博石刻[M].淄博市新闻出版局，1998.
（责任编辑：李汉举）
关键词：杨春喈；聊斋诗文集；风雨竹；考证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生前无力刊刻自己的诗文集，《聊斋志异》只能以抄录的方式传播于世。蒲松龄去世50多年后，出现了《聊斋志异》刊刻本，后来陆续有人计划刊印蒲松龄的诗词、文章，这些人中就有时任淄川知县的杨春喈。杨春喈谋刻聊斋诗文集之事，后来因蒲松龄后裔不配合，无果而终。杨春喈署理博山县事时，曾前往颜文姜祠祈雨成功，夫人吴静君作画风雨竹并题诗以纪其事，此事在博山地区影响很大。
一
杨春喈的生平事迹，《孝丰县志》《淄川县志》《博山县志》都有记载。
清光绪《孝丰县志·选举志·科目》记载：“杨春喈，原名登，字凤冈。丁卯科，考取觉罗教习，用山东知县。历署博山、朝城、峄县、商河等县知县，补淄川县，调郯城县。甲午科山东乡试同考官。叙升知府，分发贵州，历任铜仁、都匀、黎平等府知府，护理贵东兵备道。己亥科贵州乡试内监试。” [1] 8
清光绪《孝丰縣志·人物志·政治》记载：“杨春喈，字凤冈，号矞翘。年十三入郡庠，嘉庆丁卯举于乡，考取教习。期满，以知县拣发山东，补淄川，调补郯城。甲午科乡试同考官。升知府，分发贵州，署铜仁府事。己亥乡试，调内帘监试。署都匀府，兼贵东道篆。以疾乞退，上宪苦挽留之。又数年，始遂所请，而病已深，未及抵家而卒，年六十有五。”
“春喈勤于吏治，所莅均有治绩，尤孜孜于士习民风、农桑水利。在山东商河时，与邻邑共诛剧盗。教淄川民种水田。乙未、丙申岁大旱、蝗，多方赈恤，全活无算。入黔后，仁怀县逆匪滋事，奉委谳狱，释无辜被株累者数十人。都匀民苗杂处界，镇远府地有苗不靖，会邻郡，设计平之。为八寨厅添设黉官，兴木棉蚕桑之利。值英夷滋扰，黔中兵差络绎。春喈督所部具夫船，亲护送，冒寒驰驱，遂以感疾，卒致不起云。”
“春喈兼精医术，诊者必拨冗为调治，每应手愈。有自编医案一帙。又所著有《公余杂钞》两卷，已刊行，乱后版毁。子四人：治生、瀛生、溶生、澎生，俱有传。” [2] 17
清宣统《淄川县志·三续历代秩官·国朝秩官》记载：“杨春喈，字凤冈，号旭桥。浙江孝丰县举人，道光十一年任。亲士爱民，赏识多知名士。” [3] 950
据以上资料：杨春喈，原名登，字凤冈，号矞翘，浙江省孝丰县（今属湖州市安吉县）人。其父杨德裘，监生。杨春喈十三岁进学，成为秀才，可谓少年聪慧，学有所成。嘉庆十二年（1807）中举人，之后考取觉罗教习官，在觉罗官学校担任教习。觉罗，俗称为“红带子”，是清朝皇族的一部分，主要由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本家远亲组成。《清会典·宗人府·宗令宗正宗人职掌》记载：“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教习，学官名，掌课试之事，清朝官学中亦有设教习者。杨春喈任教习期满，以知县官衔分发山东候补，先后代理博山、朝城、峄县、商河等县知县。杨春喈任职期间勤恳工作，多有惠政。据《淄川县志》所载，杨春喈于道光十一年（1831）担任淄川知县，率领百姓筑河坝，制水车，引河水，改旱地为水田，教导百姓种植水稻。杨春喈后来调任郯城知县，此地遭遇大旱蝗灾，他多方筹措钱粮赈灾，救活很多百姓。道光十四年（1834），杨春喈担任甲午科山东乡试同考官。同考官，系协同主考阅卷之官，因在闱中各居一房，又称房考官（简称房官）。大概道光十六年（1836），杨春喈经过朝廷考核，具备升任知府条件，调任贵州省，代理铜仁府知府。邻府仁怀县遭遇暴乱，众多百姓被官府关押，杨春喈受命前往审理，释放了数十名无辜百姓。再后来，杨春喈代理都匀府知府，兼掌贵东兵备道。期间，府治镇远有苗人闹事，他会同邻近府县平息判乱；他在八寨厅设立学校，以行教化；教导当地居民栽种木棉，养殖桑蚕，使百姓逐步富裕起来。杨春喈还代理（或担任）过黎平府知府，当时官场以“能吏”称之。道光十九年（1839），杨春喈担任己亥贵州乡试内帘监试。监试，为乡试主考及同考官助理人员，负有监督之责。杨春喈因为身患疾病，多次请求退休回家，上司苦苦挽留，一直未批准他的申请。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贵州兵差络绎不断。杨春喈筹备船只差民，顶风冒雪，亲自护送，由于劳累过度，致使病情加剧。等获准退休后，杨春喈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家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杨春喈闲暇之时，喜好钻研医术。人们若是前来求诊，他一定利用空闲时间，尽心竭力调治，治愈了很多病人。杨春喈曾经编辑医案一套、《公余杂抄》两卷，可惜后来都散失了。
二
杨春喈计划刻印聊斋诗文集之事，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七《某老儒》有记述：“吾淄杨旭桥明府，欲刻聊斋诗、四六、古文，属予往索。其裔孙谓：前有某学使、某邑令索去，欲刻而不果，并原本不还，恐并此失落，遂坚不出。” [4] 425 据王培荀所言，杨春喈担任淄川知县期间，计划刻印蒲松龄的《聊斋诗集》《聊斋赋集》《聊斋古文集》，委托王培荀前往蒲家，与蒲松龄的嫡系子孙商议借阅其诗文草稿，蒲氏子孙坚决不肯外借，声称先前曾将文稿借给某某学使、某某知县，这些人不但没有刻印，反而连原稿也不归还，令人失望至极。王培荀关于杨春喈刻印蒲松龄诗文集的记述，未见其它资料佐证，但分析事情原委，应该真有其事。杨春喈于道光十一年担任淄川知县，离任时间不详，王培荀于道光十五年（1835）入川就任知县，那么杨春喈谋刻蒲松龄诗文集的时间当在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间。
杨春喈非常欣赏王培荀的文史素养和写作能力，这从《乡园忆旧录》中可以看出。卷七《修志琐谈》记录：“《济南府志》不修，百余年矣，是吾乡一大缺陷。里居时，太守某公，雅意重修，征各属县志。杨旭桥明府招余商处，因取旧郡志，略一翻阅，体例多宜酌定。……座上匆匆一阅即退，后以载笔无人，事似终止。……近闻已修，可喜。” [4] 425-426 王培荀在文中谈到，自己在家闲居未任官职时，济南知府某人计划重修《济南府志》，征集济南府所属各县的县志。时任淄川知县杨春喈邀请王培荀商议此事，王培荀在淄川县衙翻阅过《济南府志》，感觉府志体例有待斟酌。后来重修《济南府志》之事搁置。王培荀在四川担任知县期间，听说《济南府志》已经纂修完工。王培荀所言即道光《济南府志》，全书72卷、首1卷，180余万字。由王赠芳、王镇主修，成爟、冷烜编纂，清道光二十年刊刻。 杨春喈谋刻聊斋诗文集，王培荀作为中间人玉成此事，其优越条件有二：一是王培荀当时是淄川的知名文人，与杨春喈关系较为密切。王培荀，字景叔，号雪峤，淄川县沣泉乡大窎桥村（今属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人。他自幼聪慧过人，精通经术，工诗善文，当时在淄川士子中很有影响，是近代山东知名诗人、颇有建树学者。他于道光元年（1820）以第四名中举人，十五年以大挑一等分发四川担任知县。宣统《淄川县志》记载，杨春喈于“道光十一年”担任淄川知县，“亲士爱民，赏识多知名士”。杨春喈在任期间，两人相互仰慕，王培荀一定会不时前往县衙拜访杨春喈，切磋学问，诗词酬唱。《修志琐谈》就曾谈到杨春喈与他商议修纂《济南府志》事宜。据王培荀回忆（《乡园忆旧录》卷七《女诗人》），自己前往四川任职时，前去县衙辞行，杨春喈曾赠送王培荀一份礼物——夫人所作的四幅墨竹图，这说明两人关系密切、情谊深长。二是王培荀与蒲松龄的后人有亲戚之谊，来往频繁。王培荀所居大窎桥村与蒲家庄相距10华里，其庶母是蒲氏族人，王培荀作为一名文人，仰慕蒲松龄的才学，会以亲戚的身份经常前往蒲家庄拜见蒲松龄的后人，借此借阅蒲松龄的著述。《乡园忆旧录》中涉及蒲松龄的史料有8条，对蒲松龄的生平及逸事多有记述，其中谈到自己亲见蒲家后人收藏的蒲松龄画像，这些资料对后世学者研究蒲松龄及其著述具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这说明王培荀与蒲松龄的嫡传后人关系密切。
杨春喈谋划刻印蒲松龄诗文集之事，只是一个设想，并无结果，因此目前所见各种资料，包括《淄川县志》，都没有此类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孝豐县志》载明“杨春喈号矞翘”；《淄川县志》却写作“杨春喈号旭桥”，这可能是“矞翘”音误造成的。《辞海》注释：矞通獝，惊恐惶遽邈。《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六乐者”。郑玄注引《礼运》：“凤以为畜，故鸟不矞。”今本《礼记》“矞”作“獝”。[5] 1813
《聊斋志异》的刻本，自蒲松龄近世50年之后，便陆续出现。先有赵起杲、鲍廷博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青柯亭刻本，继有王金范刻于乾隆三十二年的十八卷刻本（1767），此后各类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多依其规模。与其相反，蒲松龄的诗文、杂著等，最初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只是以零散的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其文集最早刻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由孙济奎、耿士伟题跋的石印本《聊斋先生遗集》。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路大荒先生编辑的《聊斋全集》，当为蒲松龄著作较大规模的结集。此后，路先生对蒲松龄著作重新整理，编订为《蒲松龄集》，196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重版，它为“聊斋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此来看，如果杨春喈当年能够刊印蒲松龄的诗文集，使其著述不致损毁，对于今人研究蒲松龄的思想和著述，功莫大焉。对于杨春喈谋刻聊斋诗文集未果，王培荀在失望之余感叹：“然先生《志异》一书，已风行天下，不必籍此以传。” [4] 425 这句话高度赞扬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同时也客观地表明蒲松龄的其它著作不如《聊斋志异》艺术成就辉煌。
三
杨春喈的夫人吴氏是位才女，不但善画竹，还工诗。《乡园忆旧录》卷七《女诗人》记载：“吾淄杨旭桥春喈明府，嘉兴人。夫人吴氏善画竹，兼工诗。予来川辞行，赠以四轴拓于石者，自题五古一首。大竹王鲁之题五绝。带来川，李廉侯借去。” [4] 446-447 文中介绍，杨春喈的夫人吴氏善画竹，会作诗。王培荀前往四川前夕，到杨府辞行，获赠四幅墨竹拓本，其中一幅有杨夫人题写的五言古诗。王培荀极为珍视，随身带往四川，可惜后来被一李姓知县借去，没有归还。
杨春喈夫人善画竹，清宣统《淄川县志·三续历代秩官·国朝秩官》也有记载：杨春喈“其内子吴静君夫人精书画，尤善墨竹。凡遇名胜处，辄留题，今石刻尚有存者。” [3] 950 文中提到杨春喈的夫人吴静君，精通书画，尤其擅长墨竹，大凡风景名胜区都留有她的书画作品，并且说直到宣统年间还能见到她的石刻作品。不过淄川何处留有吴静君的石刻书画，县志中没有明确说明。
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职官志》也有杨夫人擅画墨竹的记录：杨春喈“其内子吴静君女士，工诗画。灵泉庙有石刻墨竹，系春喈题跋，静君画并题诗。至今人争购之。” [5] 5 县志写明在颜文姜祠中有吴静君的石刻墨竹，画中有吴氏的题诗，还有杨春喈的题跋。并且说，直到现在，博山文人还争相购买杨夫人的画作。《续修博山县志》的成书年代是民国初年，这说明近百年之后，博山文人仍然十分欣赏吴静君的书画作品。
吴静君的风雨竹诗画碑嵌于颜文姜祠正殿西北墙壁，高132厘米，宽50厘米，字画全为阴刻。诗画碑右上端刻“笼泉洒润”。杨春喈题跋：“丙戌春杪，二麦苦旱，喈同僚友步祷于夫人之祠。次日，大沛甘霖，欢腾遍野，咸呼为娘娘雨。缉笼余涌，百里同沾。因倩内子画竹，勒石以当匾额。盖竹以象德，风雨之竹所以志灵也。是为跋。内廷觉罗官、署博山县事、天目杨春喈。” [6] 左上端所画竹子为雨中劲竹，竹叶下垂，似遭暴雨淋浇。右下端所画竹子为风中劲竹，竹叶倾斜，如被狂风吹偃。左下端吴静君题写一首七绝：“者番瞻拜慕前贤，挚孝由来可动天。清节高风谁与比？为栽修竹护灵泉。静君女史吴秦姮写并题。” [7] 22 据风雨竹诗画的题跋可知，道光六年（1826）春末，博山大旱，知县杨春喈与同僚步行前往颜文姜祠祈雨。第二天，天降喜雨，旱情缓解，全县百姓欢呼雀跃，呼作娘娘雨。杨春喈因此请夫人画竹并题诗，让人刻制石碑，当作祠堂的匾额。杨春喈在跋中特别说明，竹子象征德行，风雨之竹因此用来表明祈雨之灵验。
从风雨竹的题款来看，吴静君名秦姮，静君当为其字。“女史”是女官名，《周礼》天官、春官所属都有女史，以知书妇女充任，后用作对知识女性的美称。从杨春喈的题跋来看，民国《续修博山县志·职官志》称杨春喈于“乾隆三十一年任”博山知县，其实是错误的。第一，杨春喈是署理博山县事，并非实任博山知县。第二，杨春喈署理博山县事，在道光六年前后，而不是《续修博山县志》所说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中杨春喈自称“天目”人，是因为明清时孝丰县治所在地称天目乡。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湖州府知府王珣以安吉县孝丰等九乡崎岖险远、民艰输役，于是奏设孝丰县，遂分安吉上九乡即孝丰、天目等地为孝丰县境，辖里五十有四，属湖州府。正德二年（1507）升安吉为州，安吉州领孝丰县。
风雨竹诗画碑是博山现存唯一的诗画碑，历来为人称道，现已成为博山颜文姜祠的镇馆之宝。不知《淄川县志》所言“今石刻尚有存者”，是否指的就是这块石碑？这留待有志有才者进一步考证。
参考文献：
[1]刘浚.光绪孝丰县志（卷六）[G].光绪二十九年.
[2]刘浚.光绪孝丰县志（卷七）[G].光绪二十九年.
[3]王敬铸.宣统淄川县志[G]//陈涟远，白相房.淄川县志汇编.淄博市新闻出版局，2010.
[4]王培荀.乡园忆旧录[M].蒲泽，校点.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5]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6]王荫桂.续修博山县志（卷八）[G].民国二十六年.
[7]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淄博石刻[M].淄博市新闻出版局，1998.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