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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众文化已经进入“读图时代”。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异彩纷呈的图像环绕着、簇拥着甚至时刻追逐着我们，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家庭装修，到服装、美容和时尚，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已逐渐步入到后影像阅读的“读图时代”——从时间转向空间，从深度转向平面，从整体转向碎片。在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天才人物的推动下，电脑网络、卡通漫画、视觉图像蜂拥而来，连一向讲求静思默想的课堂也逐步为多媒体所主宰。读图轻松、令人愉悦，对中学语文教学冲击尤甚。看电视的多了，读名著的少了；看漫画的多了，赏诗词的少了。人们渐渐与文字相隔离，对把文字的惊叹变成对图像的玩味，思想也随之走向浅表化。
与读图时代的文化产品的直观性相反，“含蓄”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钱钟书、朱光潜等中外批评家先后指出中国诗歌在表达上富于暗示性、空灵轻淡、意在言外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在“义生文外”和“余味曲包”的意义上使用“隐”的概念，从效果的角度触及到文学表达之暗示性的要求。这种意不浅露，语不穷尽，避免直接指称言说对象，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代语置换本名，或以典故，或以歇后语，或以借代。古典诗词中把古人的言论或生动的事迹浓缩成极精练的语言，常用几个字就把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背景蕴含其中，这种写作风格或习惯常常使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更难以品味其朦胧深邃的意境了。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言语中获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古诗词的阅读需要大量的诵读积累。古典诗歌中的典故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的。典故的教学历来受到语文学界的重视，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典故的来源往往与历史神话传说相连，其背后的叙事性是极易引起课堂兴趣的地方，因而是课堂有效生成的引子；二是典故属于熟语学研究范围，有些涉及词源，弄清用典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关古汉语知识；再者，典故不仅属于语言学领域，而且与文学史学领域相通，可以由点带面，起到文化传承的效果。诗词用典问题虽说构成诗词阅读鉴赏的障碍，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值得语文教师高度重视。
纵览高中教材，不算读本，古典诗词辟有3个单元，共44首，涉及典故180多个。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典故一般是出处可考甚至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先秦作品中的典故，多出自民间传说。如“牛郎织女”一典，见于《诗经·小雅》“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楚辞》中典故运用也很多，涉及不少民间传说和楚地神话故事。有的典故来自儒家典籍，如“楚狂”出自《论语·微子》，讲述了楚地狂生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出自其他诸子的更多，如“腐鼠”来自《庄子·秋水》，“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魏晋以后的诗人，多以佛语入诗，如王维《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中的“毒龙”，李商隐《题僧壁》中的“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中的“针锋”都是佛教话语。此外，出自史书、古文笔记的也不在少数。如“飞将”出自《史记》中对飞将军李广的称呼。“青衫泪”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等等。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所以用典现象在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有人说无典不成诗。宋人黄庭坚指出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相传李商隐作诗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有时他在一首诗里用故事达五六处之多。用典现象极为普遍，确实构成学生古诗文阅读的一大难点。
尽管如此，典故的教学不应该忽略或回避。恰恰相反，典故的教学应该适时展开。
首先，典故时常表现为固定的词组或句子结构，不少典故形象以成语的形式流传下来，如高山流水、杞人忧天、闻鸡起舞、击楫中流、悲歌击筑等等。中学生对于这些常用成语并不陌生，由于有一定的基础，再适当拓展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了。而且，典故是可教的。因为典故的运用是有一定依据的，除了少数人为了显示自己博闻强记，“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之外，主要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文学效果，不至于使用冷僻的典故，否则，读者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解，于诗文作者的传情达意无益。李商隐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不动声色地把典故“青鸟”、“蓬山”（出自《山海经》）嵌入其中，和诗中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不仅无碍于诗意的传达，由此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像这样巧妙、自然运用的典故更需要我们仔细鉴别和体味。
运用典故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也是现代文写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典故在古诗词中的运用带有诗人的个性，更有着中华文化的共性。它们携带中华古典文化密码和中国人的情感色彩，有的习用已久，已经进入到汉语普通词汇之中，了解、熟识和正确运用它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通联：江苏如皋市第二中学]
与读图时代的文化产品的直观性相反，“含蓄”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钱钟书、朱光潜等中外批评家先后指出中国诗歌在表达上富于暗示性、空灵轻淡、意在言外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在“义生文外”和“余味曲包”的意义上使用“隐”的概念，从效果的角度触及到文学表达之暗示性的要求。这种意不浅露，语不穷尽，避免直接指称言说对象，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代语置换本名，或以典故，或以歇后语，或以借代。古典诗词中把古人的言论或生动的事迹浓缩成极精练的语言，常用几个字就把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背景蕴含其中，这种写作风格或习惯常常使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更难以品味其朦胧深邃的意境了。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言语中获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古诗词的阅读需要大量的诵读积累。古典诗歌中的典故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的。典故的教学历来受到语文学界的重视，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典故的来源往往与历史神话传说相连，其背后的叙事性是极易引起课堂兴趣的地方，因而是课堂有效生成的引子；二是典故属于熟语学研究范围，有些涉及词源，弄清用典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关古汉语知识；再者，典故不仅属于语言学领域，而且与文学史学领域相通，可以由点带面，起到文化传承的效果。诗词用典问题虽说构成诗词阅读鉴赏的障碍，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值得语文教师高度重视。
纵览高中教材，不算读本，古典诗词辟有3个单元，共44首，涉及典故180多个。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典故一般是出处可考甚至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先秦作品中的典故，多出自民间传说。如“牛郎织女”一典，见于《诗经·小雅》“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楚辞》中典故运用也很多，涉及不少民间传说和楚地神话故事。有的典故来自儒家典籍，如“楚狂”出自《论语·微子》，讲述了楚地狂生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出自其他诸子的更多，如“腐鼠”来自《庄子·秋水》，“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魏晋以后的诗人，多以佛语入诗，如王维《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中的“毒龙”，李商隐《题僧壁》中的“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中的“针锋”都是佛教话语。此外，出自史书、古文笔记的也不在少数。如“飞将”出自《史记》中对飞将军李广的称呼。“青衫泪”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等等。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所以用典现象在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有人说无典不成诗。宋人黄庭坚指出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相传李商隐作诗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有时他在一首诗里用故事达五六处之多。用典现象极为普遍，确实构成学生古诗文阅读的一大难点。
尽管如此，典故的教学不应该忽略或回避。恰恰相反，典故的教学应该适时展开。
首先，典故时常表现为固定的词组或句子结构，不少典故形象以成语的形式流传下来，如高山流水、杞人忧天、闻鸡起舞、击楫中流、悲歌击筑等等。中学生对于这些常用成语并不陌生，由于有一定的基础，再适当拓展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了。而且，典故是可教的。因为典故的运用是有一定依据的，除了少数人为了显示自己博闻强记，“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之外，主要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文学效果，不至于使用冷僻的典故，否则，读者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解，于诗文作者的传情达意无益。李商隐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不动声色地把典故“青鸟”、“蓬山”（出自《山海经》）嵌入其中，和诗中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不仅无碍于诗意的传达，由此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像这样巧妙、自然运用的典故更需要我们仔细鉴别和体味。
运用典故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也是现代文写作必不可少的内容。典故在古诗词中的运用带有诗人的个性，更有着中华文化的共性。它们携带中华古典文化密码和中国人的情感色彩，有的习用已久，已经进入到汉语普通词汇之中，了解、熟识和正确运用它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通联：江苏如皋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