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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没有文化部的。”影评人周黎明曾经生活在美国，事实上，美国也没有宣传部和教育部——这对“主旋律”电影来说，找不到拍摄的投资方和组织者。
“美国政府官员里面也有我们所谓先进人物，像“9·11”的纽约市市长，但政府不会出资拍摄歌颂、宣传他的影片，因为政府没有这笔开支。”周黎明说。美国是两党执政，共和党要是运用国库拍宣传自己政党的影片，民主党不会同意。更重要的是，好莱坞要从观众那里赚钱，他们知道谁是衣食父母，所以老百姓支持二战，好莱坞拍出来的影片就会黑白分明，盟军好人，希特勒坏人；老百姓反对越战，拍出来的影片当然是反思越战。
美国也曾经有政府出资拍摄的“主旋律”(Propagandafilm)，最著名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Strategic Services， 简称OSS)出品的系列战争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
二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要求美国陆军通讯队的弗兰克·卡普拉少校制作一套系列军队教育片，目的是向匆忙间召集起来的美军士兵解释国家政策。
卡普拉搜集了各个国家的“政治纪录片”，其中既有德国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也有前苏联雷昂尼德·瓦尔拉莫夫的《斯大林格勒》等。最后他制作了《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纪录片，包括《战争前奏曲》、《纳粹的进攻》、《英国战役》、《中国战役》等7部——其中《英国战役》收效最好，大大消除了美国士兵战前的反英情绪。
1947年7月，特别服务司变成了CIA(The CentralIntelligence Agency)——也就是“中央情报局”。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中央情报局同时兼任着“隐形文化部”和“隐形宣传部”的职责，他们有两个工作目的：反共、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
英国动画片《动物农庄》是美国冷战期间，由中情局偷偷操作的、最著名的“主旋律片”。
托尼·萧出版的《英国电影与冷战：国家、宣传与共识》中提到了当时中情局做这个项目的复杂性：冷战期间，中情局需要一部激起人们反共情绪的影片，他们看上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派霍华德·亨特去英国跟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成电影——亨特也是“水门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亨特顺利地从奥威尔的遗孀那里拿到了电影版权许可——条件是组织一次饭局，让她和偶像克拉克·盖博见面。
这部美国“主旋律”拍得很复杂：亨特找了口风很严的美国制片人路易斯·德罗切蒙德，偷偷把钱打入他的账户，再由他出面找人拍摄。德罗切蒙德没有选择美国导演，而是选择投资给了英国，《英国电影与冷战：国家、宣传与共识》对德罗切蒙德的心路历程有详细的记载：“之所以选择哈拉斯与巴特切罗来制作这部动画电影，原因之一是当时在英国制作电影更便宜，原因之二是他怀疑某些美国动画片制作者对国家的忠诚。”
中情局认为《动物农庄》的原作结尾并没有明确传达出反共信息——既批判了共产主义的“猪”，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人”。为了引导观众的反共情绪，中情局通过制片人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去掉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
《动物农庄》动用了80位卡通画家，设计了750个场景，绘制了30万幅彩图，1954年拍摄完成。公映后，中情局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不光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还赠送了大量电影折扣券。
中情局的勤劳没有带来全面胜利：影片公映之后，巴黎政府认为它“太反共了”，直到1993年才准许其在巴黎上映。
蹊跷的是，1993年在巴黎首映以后，巴黎郊区一个城市的市长推荐这部影片的理由是：“这是一部向共产主义致敬的电影。”而奥威尔的女儿回忆父亲当年的说法则是：“这部作品既不是反共的，也不是亲共的，这是一部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
戏剧性的是，这部“反共”影片，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动画长片。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张献民看来，“主旋律”影片不时有修改电影史的作用：“阿贝尔·甘斯的《拿破仑》可以说是一部‘主旋律大片’，大到什么程度?认为一块银幕是不够的，要用三块银幕，用三个放映机同时放，电影史上也就这么一回。”
比起美国来说，法国主旋律更加有技巧，他们的影片分为两类：给自己士兵看的，给敌方士兵看的。
给自己人看的，着力表现士兵如何保家卫国、如何让敌人的鲜血撒在别人土地上；给敌人看的，大多是法国女人如何比别的国家女人好看，法国大餐怎么是最可口的。
“日本电影的‘主旋律’应该是从1939年开始的。”北京电影学院研究日本电影的支菲娜说。1939年日本通过电影法，那时电影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实行事前检阅制度，还实行胶片配给制。
这导致日本电影创作的类型十分单一，影片的主要目的是宣传日本战争是正义的，宣传为天皇效忠——这又被称作“战役昂扬电影”。
这种电影典型的特点是不出现对手，只出现日本的军官、士兵；影片也不表现士兵胜利之后的喜悦，而是表现日本士兵行军的惨状——后来美国将日本的这些纪录片剪辑了一下，就变成了反战片。
1945年8月，美军占领日本，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属的民间情报教育部(简称CIE)，开始对日本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9月，CIE开始颁布具体的政策：电影不再允许表现忠君为国、复仇、歌舞伎类型影片——但是叛逆、杀人、欺瞒可以表现。
CIE鼓励日本影片出现做爱、接吻的镜头，所以1950年黑泽明《罗生门》，才会出现在太阳下强奸、杀人的场面。支菲娜说：“美国意识到只有在日本宣扬个性和民主，日本人才不会拧成一根绳。”
(据《南方周末》07.6.14)
“美国政府官员里面也有我们所谓先进人物，像“9·11”的纽约市市长，但政府不会出资拍摄歌颂、宣传他的影片，因为政府没有这笔开支。”周黎明说。美国是两党执政，共和党要是运用国库拍宣传自己政党的影片，民主党不会同意。更重要的是，好莱坞要从观众那里赚钱，他们知道谁是衣食父母，所以老百姓支持二战，好莱坞拍出来的影片就会黑白分明，盟军好人，希特勒坏人；老百姓反对越战，拍出来的影片当然是反思越战。
美国也曾经有政府出资拍摄的“主旋律”(Propagandafilm)，最著名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Strategic Services， 简称OSS)出品的系列战争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
二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要求美国陆军通讯队的弗兰克·卡普拉少校制作一套系列军队教育片，目的是向匆忙间召集起来的美军士兵解释国家政策。
卡普拉搜集了各个国家的“政治纪录片”，其中既有德国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也有前苏联雷昂尼德·瓦尔拉莫夫的《斯大林格勒》等。最后他制作了《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纪录片，包括《战争前奏曲》、《纳粹的进攻》、《英国战役》、《中国战役》等7部——其中《英国战役》收效最好，大大消除了美国士兵战前的反英情绪。
1947年7月，特别服务司变成了CIA(The CentralIntelligence Agency)——也就是“中央情报局”。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中央情报局同时兼任着“隐形文化部”和“隐形宣传部”的职责，他们有两个工作目的：反共、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
英国动画片《动物农庄》是美国冷战期间，由中情局偷偷操作的、最著名的“主旋律片”。
托尼·萧出版的《英国电影与冷战：国家、宣传与共识》中提到了当时中情局做这个项目的复杂性：冷战期间，中情局需要一部激起人们反共情绪的影片，他们看上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派霍华德·亨特去英国跟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成电影——亨特也是“水门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亨特顺利地从奥威尔的遗孀那里拿到了电影版权许可——条件是组织一次饭局，让她和偶像克拉克·盖博见面。
这部美国“主旋律”拍得很复杂：亨特找了口风很严的美国制片人路易斯·德罗切蒙德，偷偷把钱打入他的账户，再由他出面找人拍摄。德罗切蒙德没有选择美国导演，而是选择投资给了英国，《英国电影与冷战：国家、宣传与共识》对德罗切蒙德的心路历程有详细的记载：“之所以选择哈拉斯与巴特切罗来制作这部动画电影，原因之一是当时在英国制作电影更便宜，原因之二是他怀疑某些美国动画片制作者对国家的忠诚。”
中情局认为《动物农庄》的原作结尾并没有明确传达出反共信息——既批判了共产主义的“猪”，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人”。为了引导观众的反共情绪，中情局通过制片人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去掉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
《动物农庄》动用了80位卡通画家，设计了750个场景，绘制了30万幅彩图，1954年拍摄完成。公映后，中情局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不光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还赠送了大量电影折扣券。
中情局的勤劳没有带来全面胜利：影片公映之后，巴黎政府认为它“太反共了”，直到1993年才准许其在巴黎上映。
蹊跷的是，1993年在巴黎首映以后，巴黎郊区一个城市的市长推荐这部影片的理由是：“这是一部向共产主义致敬的电影。”而奥威尔的女儿回忆父亲当年的说法则是：“这部作品既不是反共的，也不是亲共的，这是一部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
戏剧性的是，这部“反共”影片，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动画长片。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张献民看来，“主旋律”影片不时有修改电影史的作用：“阿贝尔·甘斯的《拿破仑》可以说是一部‘主旋律大片’，大到什么程度?认为一块银幕是不够的，要用三块银幕，用三个放映机同时放，电影史上也就这么一回。”
比起美国来说，法国主旋律更加有技巧，他们的影片分为两类：给自己士兵看的，给敌方士兵看的。
给自己人看的，着力表现士兵如何保家卫国、如何让敌人的鲜血撒在别人土地上；给敌人看的，大多是法国女人如何比别的国家女人好看，法国大餐怎么是最可口的。
“日本电影的‘主旋律’应该是从1939年开始的。”北京电影学院研究日本电影的支菲娜说。1939年日本通过电影法，那时电影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实行事前检阅制度，还实行胶片配给制。
这导致日本电影创作的类型十分单一，影片的主要目的是宣传日本战争是正义的，宣传为天皇效忠——这又被称作“战役昂扬电影”。
这种电影典型的特点是不出现对手，只出现日本的军官、士兵；影片也不表现士兵胜利之后的喜悦，而是表现日本士兵行军的惨状——后来美国将日本的这些纪录片剪辑了一下，就变成了反战片。
1945年8月，美军占领日本，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属的民间情报教育部(简称CIE)，开始对日本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9月，CIE开始颁布具体的政策：电影不再允许表现忠君为国、复仇、歌舞伎类型影片——但是叛逆、杀人、欺瞒可以表现。
CIE鼓励日本影片出现做爱、接吻的镜头，所以1950年黑泽明《罗生门》，才会出现在太阳下强奸、杀人的场面。支菲娜说：“美国意识到只有在日本宣扬个性和民主，日本人才不会拧成一根绳。”
(据《南方周末》07.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