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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当时的经济学教条形成严峻挑战，从而产生了凯恩斯革命，如今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必将给主流的经济学带来了巨大挑战。危机呼唤理论创新。
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应用经济科学，它关注对整体经济现象，分析诸如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的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深刻影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创立者波普认为，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科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基本演变形式，而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历史事件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就不足为奇了。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并塑造了新的经济理论。正如托宾所言，“大的事件及其解释往往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的时候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古典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学理规范，现在该是给它一个新的诊断的时候了”。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同样地，1970年代的大通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的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范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策选择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上的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以弗里德曼为领军人物的货币主义者们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推翻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使得人们对政府是否具有基于积极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干预手段以达到合意产出和就业目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失去了可信性，于是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世纪后半期，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1960年代，经济学家都认为非洲国家具有比东亚国家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
而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制度的差异，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一国对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原来实行中央集中计划的国家都已经走上了朝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现代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对过渡初期GDP的巨大下滑，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似乎不以为然。并提出了过渡国家国民经济的“U”型发展路径假说。因而在经历初期的衰退之后，转型国家的产出将会得到恢复性增长，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然而，目前的经验事实并没有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预期提供良好的证明。不仅对主流经济学在“东亚奇迹”问题上的解释存在争论，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休克疗法”更是引起了当初设计者的深刻反思。更加致命的是，对于中国的“渐进式的”、“折中主义的”自我摸索的改革道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几乎完全失去了解释力。连那些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忠实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实践是独一无二的”。因此20世纪以来的第四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苏东的转型衰退与中国经济奇迹。
苏联和东欧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所推行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证明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转型国家的失败。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了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乃至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提出了一系列亟需解释的重大理论、现实与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奇迹导致重大的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应用经济科学，它关注对整体经济现象，分析诸如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的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深刻影响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创立者波普认为，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科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基本演变形式，而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历史事件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就不足为奇了。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并塑造了新的经济理论。正如托宾所言，“大的事件及其解释往往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1933年的时候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古典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学理规范，现在该是给它一个新的诊断的时候了”。而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同样地，1970年代的大通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的反革命开启了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范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策选择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上的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以弗里德曼为领军人物的货币主义者们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推翻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使得人们对政府是否具有基于积极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干预手段以达到合意产出和就业目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失去了可信性，于是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世纪后半期，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1960年代，经济学家都认为非洲国家具有比东亚国家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
而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制度的差异，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一国对经济体系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原来实行中央集中计划的国家都已经走上了朝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现代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对过渡初期GDP的巨大下滑，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似乎不以为然。并提出了过渡国家国民经济的“U”型发展路径假说。因而在经历初期的衰退之后，转型国家的产出将会得到恢复性增长，从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然而，目前的经验事实并没有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预期提供良好的证明。不仅对主流经济学在“东亚奇迹”问题上的解释存在争论，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休克疗法”更是引起了当初设计者的深刻反思。更加致命的是，对于中国的“渐进式的”、“折中主义的”自我摸索的改革道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几乎完全失去了解释力。连那些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忠实追随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实践是独一无二的”。因此20世纪以来的第四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苏东的转型衰退与中国经济奇迹。
苏联和东欧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所推行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证明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转型国家的失败。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了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乃至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提出了一系列亟需解释的重大理论、现实与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奇迹导致重大的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