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焦灼于国家灭亡危局的一些中流砥柱,在濡染了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后,试图推动中国的近代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模式和生产方式中的一部分,移植到中国来。
　　
　　这样的移植,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脅。
　　慈禧太后先是镇压了狂飙突进的百日维新,又在20世纪初支持了在内容上几乎与1898年的改革几乎雷同的改革,其核心依然是采用“西法”,但她并无改革的诚意,这场喧闹的表演最终只落实到3项具体改进——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校和派送学生出国。对于随后的立宪运动,慈禧太后和醇亲王采取的都是拖延策略,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在中国真正引入君主立宪制。
　　在辛亥革命的烈焰中即将覆灭的清廷,因为要倚赖袁世凯的力量,将最高军事权力拱手交给了他。很快,袁世凯当上总理大臣,组建了自己的内阁。
　　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就任共和国大总统的前提是,他必须支持共和。宣誓拥护共和时,袁世凯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并庄严承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背叛共和以及上演帝制复辟的丑剧,令袁世凯背上了可耻的罪名,“袁对宪法的嘲弄,对议会非法的操纵,施用的贿赂、威胁、谋杀,以及监禁等手段,无可挽回地侮辱了公众的人格,也为此后十年的法律失调与社会无序,留下了隐患”(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阎锡山认为,鼓动袁世凯称帝的,是想要继承大统的长子袁克定、妄图封侯的清廷旧官僚、指望陷袁于不义的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和企图将中国推入分崩离析的帝国主义。
　　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
　　很快,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卖国贼……
　　我们能否同时也看看,这个时代罪人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时,到底有过怎样的交涉?他真的一个“不”字也没说过吗?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詹天佑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跟他是怎样一种关系?当南京政府反对保护私有财产时,北京方面做了什么?民国初年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探究一个人怎样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赋予不同的形象,犹如一次探险,对于袁世凯这样复杂的人物,更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探寻,以避免简单的判定。
　　2009年9月16日,从各地赶到河南项城的三十多位袁世凯后人,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这是民国以来,这个庞大家族的第一次聚会。袁世凯与他的一妻九妾生育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仅在天津,袁世凯的后人已达百人之多。人们都知道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光彩照人的传奇,但是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探寻到这个家族的深处,抵达更多的人,更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