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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莹知道,她和女儿在进行一场赌博,她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在升高中时,把孩子送回老家。她赌,女儿高考时,政策能够松动。现在,离女儿的高考,只剩下200来天,崔莹说:“我愿意用自己一条命,换一张北京的考桌。”
8月31日清晨7点,80多岁的姑姑打来电话:“快看新闻!”她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电视——早间新闻里,正播放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报道。文件里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一整天,她在电视上看了五遍重播。
崔莹是黑龙江人,来京工作十年。七年前,她把女儿暖暖接到北京读书。初三那年,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升入了一所北京的高中。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使读了高中,孩子也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
我爱北京
2005年,暖暖还在上小学,崔莹考下了会计师证,在北京一家企业当上了财务总监。她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只有7%的在京外来人口能够获得的资格。
“购房,子女入学,社保,都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我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北京读完高中。”崔莹话里透着自豪。当时办理证件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概过三四年,她甚至有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2009年,暖暖升高中时,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民大附”)的志愿。这是北京唯一一所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这里的孩子,可以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而不用考虑户籍问题。对于这个朝鲜族家庭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就在同一年,上海公布了新的户籍政策,拥有7年的工作居住证和中级职称,并纳税、社保7年的非沪籍人口,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当时考虑一番,既然上海都放宽了,北京也快了吧。”就这样,崔莹决定赌一把。
如果不来北京,这场赌博不会发生。1995年,暖暖在牡丹江出生。随后,崔莹的父亲去世,没有养老金和社保的母亲也身患重病。崔莹的单位正改制,效益不好,工资只有500多元。
2002年初,她买断工龄,告别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来到北京找工作。第二年春节才能回家。母女一年见一面的日子,持续了四年。四年级冬天送别时,已经长高了不少的暖暖冲进车厢,死死抱着她哭:“妈妈,带我去北京吧!”她是被生生拽下车的。
不久,暖暖跟姥姥吵架,打开8楼的窗户要跳楼。崔莹隔着电话:“你现在就跳!妈妈不会怪你!”孩子哇得一声大哭:“黑板上全是你的影子,我想你。”这件事让崔莹决心把女儿接到身边。2005年8月,暖暖终于看到了梦里的北京。
随后,暖暖进入了北京的一所小学。崔莹希望孩子能升入小区里的一所初中。听说特长生可以加分,暖暖参加朝阳区电子琴大赛,拿了第一名。但学校告诉她:“必须看考试成绩。”
暖暖放学后要去海淀学奥数,晚上9点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冬天的有个晚上,孩子在地铁上睡着了,一直坐到终点,没车了。她顶着雪往家走,12点多才到家,棉衣上都結了冰。崔莹很是心疼:“她怕我把她送回去,拼命学。”欣慰的是,暖暖考上了这所初中。
伤疤
整个初中,暖暖的学习成绩都排在全班前五,时常会拿第一。初三时,为了能留在北京,暖暖决定报考民大附,这样,即使户籍不放开,她在民大附也可以参加北京的高考。
可民大附面对全国招生,每个省只有10多个学生能考上,一直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将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孩子竞争这个名额。
暖暖每天晚上除了完成学校里的作业,还要将补课班的语文、英语、数学等作业写完。每天晚上九点多到家后,要继续熬到一两点钟。她开始不停地喝咖啡,晚上喝,白天去学校同样带上三四袋儿。有时候,早晨醒来的崔莹会发现,孩子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中考前夕,因为嫌父母唠叨学习问题,暖暖少有地任性了一次,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丈夫的倔脾气上来了,一脚踹开了门。“结果,孩子离家出走了。”夫妻俩冒着大雨找了两个小时。半夜的时候,才在另一个单元漆黑的楼道里,发现了窝在角落里的女儿——她光着的脚丫上沾满泥巴,浑身湿透了,抱着膝盖抽泣着。
“我们真的不该给她这么大压力。”说到这儿,她摇了摇头。
没过多久,父女俩又吵起来了。父亲发现暖暖的小臂上红肿地刻上了一行字母“MDF”,以为孩子早恋,刻的是男孩的名字,父亲劈头盖脸责骂暖暖。女儿哇的一声哭了:“那是民大附的简称,我为了努力学习自己刻的。”
暖暖最终没有考上民大附。得知录取结果的晚上,母女俩抱头痛哭。
初中时,班里的同学还有几个外地孩子,现在,暖暖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外地生”。那些外地同学,要么中考前回到了老家准备考试,重新适应当地的教育环境,要么被有条件的家长安排到某些高中的国际班,等待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
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后,暖暖的成绩从高一开始一路下滑。到了期末的时候,排到了全班30多名。
救救孩子
经过调整,女儿的成绩有了起色。崔莹决定不赌了,今年3月份,她把暖暖送到老家,参加了当地学校的一次统考,可北京的教育和牡丹江完全不对接,暖暖成绩排名垫底。校方以影响升学率为由,拒绝接受暖暖。
回到北京,暖暖在3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考进了前10名。老师根据这次考试,给同学们排座位,前10名能坐到前两排,可暖暖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暖暖去问询老师,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你是要回老家高考的,先照顾一下大家吧。”
晚上回家,情绪失控的女孩哭喊着,将桌子上的书本和文具都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当晚11点,崔莹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救救孩子吧!孩子放学回来到现在一直在哭、在喊!因为我们2013年参加高考,一直在等待异地高考政策,可是在哪里报名?苍天救救我的孩子!
两年前,崔莹因为内分泌紊乱,动过子宫手术。2012年5月份,因腹部持续不适,连续大出血,做了病理取样手术。大夫告诉她:已经病变,是癌症前期症状,建议尽早切除子宫。她怕影响女儿,瞒着病情,一直拖着。因为吃药,46岁的崔莹,脸庞总是浮肿着。
暖暖也越来越逆反了。有一天,暑期补习班的老师打来电话,孩子没去上课。面对质问,暖暖扭头就要走。压抑已久的崔莹,把病情哭着告诉了女儿。暖暖跪下了,“我再也不犯错误了,妈妈你赶紧去医院吧。”
如今,黑龙江老家当地的会考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即使暖暖回去,肯定拿不到当地高中的毕业证。“退一万步讲,我们等一年。”这位母亲狠狠揪着头发,“如果,明年政策还是没出台呢?”她不敢想。
8月31日清晨7点,80多岁的姑姑打来电话:“快看新闻!”她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电视——早间新闻里,正播放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报道。文件里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一整天,她在电视上看了五遍重播。
崔莹是黑龙江人,来京工作十年。七年前,她把女儿暖暖接到北京读书。初三那年,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升入了一所北京的高中。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使读了高中,孩子也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
我爱北京
2005年,暖暖还在上小学,崔莹考下了会计师证,在北京一家企业当上了财务总监。她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只有7%的在京外来人口能够获得的资格。
“购房,子女入学,社保,都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我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北京读完高中。”崔莹话里透着自豪。当时办理证件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概过三四年,她甚至有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2009年,暖暖升高中时,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民大附”)的志愿。这是北京唯一一所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这里的孩子,可以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而不用考虑户籍问题。对于这个朝鲜族家庭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就在同一年,上海公布了新的户籍政策,拥有7年的工作居住证和中级职称,并纳税、社保7年的非沪籍人口,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当时考虑一番,既然上海都放宽了,北京也快了吧。”就这样,崔莹决定赌一把。
如果不来北京,这场赌博不会发生。1995年,暖暖在牡丹江出生。随后,崔莹的父亲去世,没有养老金和社保的母亲也身患重病。崔莹的单位正改制,效益不好,工资只有500多元。
2002年初,她买断工龄,告别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来到北京找工作。第二年春节才能回家。母女一年见一面的日子,持续了四年。四年级冬天送别时,已经长高了不少的暖暖冲进车厢,死死抱着她哭:“妈妈,带我去北京吧!”她是被生生拽下车的。
不久,暖暖跟姥姥吵架,打开8楼的窗户要跳楼。崔莹隔着电话:“你现在就跳!妈妈不会怪你!”孩子哇得一声大哭:“黑板上全是你的影子,我想你。”这件事让崔莹决心把女儿接到身边。2005年8月,暖暖终于看到了梦里的北京。
随后,暖暖进入了北京的一所小学。崔莹希望孩子能升入小区里的一所初中。听说特长生可以加分,暖暖参加朝阳区电子琴大赛,拿了第一名。但学校告诉她:“必须看考试成绩。”
暖暖放学后要去海淀学奥数,晚上9点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冬天的有个晚上,孩子在地铁上睡着了,一直坐到终点,没车了。她顶着雪往家走,12点多才到家,棉衣上都結了冰。崔莹很是心疼:“她怕我把她送回去,拼命学。”欣慰的是,暖暖考上了这所初中。
伤疤
整个初中,暖暖的学习成绩都排在全班前五,时常会拿第一。初三时,为了能留在北京,暖暖决定报考民大附,这样,即使户籍不放开,她在民大附也可以参加北京的高考。
可民大附面对全国招生,每个省只有10多个学生能考上,一直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将和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孩子竞争这个名额。
暖暖每天晚上除了完成学校里的作业,还要将补课班的语文、英语、数学等作业写完。每天晚上九点多到家后,要继续熬到一两点钟。她开始不停地喝咖啡,晚上喝,白天去学校同样带上三四袋儿。有时候,早晨醒来的崔莹会发现,孩子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中考前夕,因为嫌父母唠叨学习问题,暖暖少有地任性了一次,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丈夫的倔脾气上来了,一脚踹开了门。“结果,孩子离家出走了。”夫妻俩冒着大雨找了两个小时。半夜的时候,才在另一个单元漆黑的楼道里,发现了窝在角落里的女儿——她光着的脚丫上沾满泥巴,浑身湿透了,抱着膝盖抽泣着。
“我们真的不该给她这么大压力。”说到这儿,她摇了摇头。
没过多久,父女俩又吵起来了。父亲发现暖暖的小臂上红肿地刻上了一行字母“MDF”,以为孩子早恋,刻的是男孩的名字,父亲劈头盖脸责骂暖暖。女儿哇的一声哭了:“那是民大附的简称,我为了努力学习自己刻的。”
暖暖最终没有考上民大附。得知录取结果的晚上,母女俩抱头痛哭。
初中时,班里的同学还有几个外地孩子,现在,暖暖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外地生”。那些外地同学,要么中考前回到了老家准备考试,重新适应当地的教育环境,要么被有条件的家长安排到某些高中的国际班,等待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
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后,暖暖的成绩从高一开始一路下滑。到了期末的时候,排到了全班30多名。
救救孩子
经过调整,女儿的成绩有了起色。崔莹决定不赌了,今年3月份,她把暖暖送到老家,参加了当地学校的一次统考,可北京的教育和牡丹江完全不对接,暖暖成绩排名垫底。校方以影响升学率为由,拒绝接受暖暖。
回到北京,暖暖在3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考进了前10名。老师根据这次考试,给同学们排座位,前10名能坐到前两排,可暖暖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暖暖去问询老师,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回答:“你是要回老家高考的,先照顾一下大家吧。”
晚上回家,情绪失控的女孩哭喊着,将桌子上的书本和文具都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当晚11点,崔莹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救救孩子吧!孩子放学回来到现在一直在哭、在喊!因为我们2013年参加高考,一直在等待异地高考政策,可是在哪里报名?苍天救救我的孩子!
两年前,崔莹因为内分泌紊乱,动过子宫手术。2012年5月份,因腹部持续不适,连续大出血,做了病理取样手术。大夫告诉她:已经病变,是癌症前期症状,建议尽早切除子宫。她怕影响女儿,瞒着病情,一直拖着。因为吃药,46岁的崔莹,脸庞总是浮肿着。
暖暖也越来越逆反了。有一天,暑期补习班的老师打来电话,孩子没去上课。面对质问,暖暖扭头就要走。压抑已久的崔莹,把病情哭着告诉了女儿。暖暖跪下了,“我再也不犯错误了,妈妈你赶紧去医院吧。”
如今,黑龙江老家当地的会考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即使暖暖回去,肯定拿不到当地高中的毕业证。“退一万步讲,我们等一年。”这位母亲狠狠揪着头发,“如果,明年政策还是没出台呢?”她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