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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方励，1953年生，四川成都人。2000年后进入电影界，和导演娄烨、李玉和王超都有过合作。2014年，担任韩寒电影《后会无期》的制片人。
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前，便已是文艺圈里的热词——打着“韩寒”的标签，不火也难。制片人方励，则被观众称为“韩寒背后的男人”。其实，不只韩寒，从拍过《安阳婴儿》的王超，到拍过《颐和园》的娄烨，再到拍过《苹果》的李玉，方励合作过的电影先锋，可是不少。
方励60岁出头，但“玩兴正浓”，言辞激烈时，不改“愤青”本色。说他是制片人，其实有点以偏概全了，他有着多重身份：科学家、企业家。比起各种头衔，方励更愿意当一个“大玩家”。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方励约的采访时间是在午后，地点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T恤，结账时，掏出了一把散乱的人民币。“你可能过10年见到我，我穿的还是这件。吃什么穿什么，这些事情我都不在乎。”他最在乎的是基于爱好的工作，“工作中获得的快乐不是花钱能买来的。”
“世俗的成功学太垃圾”
很多人都觉得方励的经历很传奇，但在他看来，传奇的是他所经历的时代。“我们这代人占了大便宜。国家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疯狂、保守、失落、混沌，人心的变化也大起大落。”方励点燃一支香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时间回转到几十年前。“解放前夕，父亲从香港返回内地，打算等待新的政局，后来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又准备奔赴台湾。可一到机场就犹豫了，觉得国民党没希望，还是决定留下来。但因为这一经历，父亲一直被认为有特务嫌疑，黑锅背了20年。我12岁那年，‘文革’开始，家被抄了，父亲被关起来，母亲下放，家里保姆被轰走，弟弟寄放在街坊家里，我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
17岁时，方励又被下放到贵州修湘黔铁路，没有工资，每月发十几元饭票。没学上，他就自己补习数学，阅读文学作品。后来回到成都，他又当起汽车修理工。1978年，高考已恢复，他报考了当时的华东地质学院，选择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勘探。对这个专业他毫无概念，只是喜欢物理和地球，还渴望读书，也想有机会多踢足球，而足球一度是他自由挥洒青春的寄托。
后来方励被华东地质学院提前录取。在大学里，他成绩优异。而盲打误撞进入的地球物理专业，也悄然改变着他的人生观。“在我们想象这个星球的变化时，时间的计量单位至少是百万年。没有100万年岩石不会被风化剥蚀，地层也不可能形成。”实习时，方励手里拿着一块三叶虫的化石发呆，它来自6亿年前。
“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大爆炸，让地球曾毁灭过一次，到地球寿命已经过了2/3时，从埃塞俄比亚高地走出来的直立猿人，竟有幸存活了下来。我们的祖先有千百万年历史；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才几千年；而我们的生命，还不够100年。在这瞬息间，我们却能捕捉到那么多的精彩影像，想一想，怎能不兴奋？”
毕业后，方励被分配到核工业部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从事地球物理勘探研究，但他很快就腻歪了这个“铁饭碗”。1984年年底，他毅然离开，进了一家外企。“在那之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历历在目，连细节都不会忘掉。而如果我一直在研究所，连办公桌抽屉的活页都不会变。人活这么短，不多走多看，让经历变得更丰富，岂不太可惜了！”
方励始终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987年，他带着6000美元去美国留学。1989年，他MBA毕业并和一位中国同学结了婚，第二年拿到了美国绿卡。第三年，他用攒下的5万美元，创立了劳雷工业公司，开始了他的地球物理仪器和海洋调查仪器业务，频繁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奔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他成功的经验，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暴利的生意，也没有刻意要去做一个多大的企业，只是因为兴趣和贪玩，我真的热爱这些大玩具。我做的很多东西很生僻，具有高难度，也赚不了什么钱，但我觉得无所谓，钱本身就是用来买快乐的。什么是成功？做的事自己喜欢，就是成功。世俗的成功学太无聊了，我无法形容那有多垃圾。”
“电影和科学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电影大概占据您多少精力？”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一半吧。但我的一半就是别人的全部，因为我舍不得睡觉。”这话不假，采访前一天，他熬了一整晚，短暂补了觉，喝点麦片就来了。
方励一说起电影就兴奋。他说：“电影和科学对我来说是一样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核物理的原子模型，神经受什么刺激才能产生爱情……这些都是多么富有想象力的事情。而电影追求的正是不同时空里的各种体验，它既有文学的感受，又有画面和声音陪伴，离生活那么近，每看一部打动人的电影就等于多走了一段人生里程。”
介入电影实践的想法是从1995年萌生的。当时方励在美国看了一部纪录片《中国战役》，其中有一组画面让他感到震撼——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一列列爬满了人的火车缓慢行驶，火车每走一段，农民们就在后面把铁轨扒了，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便利。方励心想，这列车上该有多少生离死别的故事。他构思出了一个剧本，名字叫《最后的列车》，讲的就是1938年国民党向西退守时，在某个列车里发生的情景。
后来，方励认识了青年导演王超，资助他拍摄了《安阳婴儿》（2001年）。这是他首次介入电影创作，但因为没有申请拍摄许可证，遭到广电总局电影局的禁令。王超解禁后，方励又资助他拍了《日日夜夜》（2004年）。2004年，他资助的第三部电影——娄烨导演的《颐和园》开拍，因为导演违规遭到禁映。他与女导演李玉合作的首部作品《红颜》（2005年），因演员没有名气，无法在影院收回制作成本。和李玉合作第二部电影《苹果》（2007年）时，方励请来了范冰冰、梁家辉、佟大为等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但电影没上映几天就被紧急下档，再次被禁。
以上5部电影，没有一部回本，算下来赔了4000多万元，方励投入的都是自己做科技公司赚得的真金白银。因为这些片子曾是“禁片”，方励一度被人称为“地下电影教父”。对此，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喊冤：“我是‘被地下’的啊，第一次做电影时，根本都不知道还有电影局这样的单位。电影本来就是做给观众在电影院看的，和商业对立就是死亡，谁没事非做地下电影啊，浪费精力和财力。”
方励，1953年生，四川成都人。2000年后进入电影界，和导演娄烨、李玉和王超都有过合作。2014年，担任韩寒电影《后会无期》的制片人。
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前，便已是文艺圈里的热词——打着“韩寒”的标签，不火也难。制片人方励，则被观众称为“韩寒背后的男人”。其实，不只韩寒，从拍过《安阳婴儿》的王超，到拍过《颐和园》的娄烨，再到拍过《苹果》的李玉，方励合作过的电影先锋，可是不少。
方励60岁出头，但“玩兴正浓”，言辞激烈时，不改“愤青”本色。说他是制片人，其实有点以偏概全了，他有着多重身份：科学家、企业家。比起各种头衔，方励更愿意当一个“大玩家”。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方励约的采访时间是在午后，地点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T恤，结账时，掏出了一把散乱的人民币。“你可能过10年见到我，我穿的还是这件。吃什么穿什么，这些事情我都不在乎。”他最在乎的是基于爱好的工作，“工作中获得的快乐不是花钱能买来的。”
“世俗的成功学太垃圾”
很多人都觉得方励的经历很传奇，但在他看来，传奇的是他所经历的时代。“我们这代人占了大便宜。国家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疯狂、保守、失落、混沌，人心的变化也大起大落。”方励点燃一支香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时间回转到几十年前。“解放前夕，父亲从香港返回内地，打算等待新的政局，后来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又准备奔赴台湾。可一到机场就犹豫了，觉得国民党没希望，还是决定留下来。但因为这一经历，父亲一直被认为有特务嫌疑，黑锅背了20年。我12岁那年，‘文革’开始，家被抄了，父亲被关起来，母亲下放，家里保姆被轰走，弟弟寄放在街坊家里，我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
17岁时，方励又被下放到贵州修湘黔铁路，没有工资，每月发十几元饭票。没学上，他就自己补习数学，阅读文学作品。后来回到成都，他又当起汽车修理工。1978年，高考已恢复，他报考了当时的华东地质学院，选择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勘探。对这个专业他毫无概念，只是喜欢物理和地球，还渴望读书，也想有机会多踢足球，而足球一度是他自由挥洒青春的寄托。
后来方励被华东地质学院提前录取。在大学里，他成绩优异。而盲打误撞进入的地球物理专业，也悄然改变着他的人生观。“在我们想象这个星球的变化时，时间的计量单位至少是百万年。没有100万年岩石不会被风化剥蚀，地层也不可能形成。”实习时，方励手里拿着一块三叶虫的化石发呆，它来自6亿年前。
“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大爆炸，让地球曾毁灭过一次，到地球寿命已经过了2/3时，从埃塞俄比亚高地走出来的直立猿人，竟有幸存活了下来。我们的祖先有千百万年历史；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才几千年；而我们的生命，还不够100年。在这瞬息间，我们却能捕捉到那么多的精彩影像，想一想，怎能不兴奋？”
毕业后，方励被分配到核工业部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从事地球物理勘探研究，但他很快就腻歪了这个“铁饭碗”。1984年年底，他毅然离开，进了一家外企。“在那之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历历在目，连细节都不会忘掉。而如果我一直在研究所，连办公桌抽屉的活页都不会变。人活这么短，不多走多看，让经历变得更丰富，岂不太可惜了！”
方励始终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987年，他带着6000美元去美国留学。1989年，他MBA毕业并和一位中国同学结了婚，第二年拿到了美国绿卡。第三年，他用攒下的5万美元，创立了劳雷工业公司，开始了他的地球物理仪器和海洋调查仪器业务，频繁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奔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他成功的经验，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暴利的生意，也没有刻意要去做一个多大的企业，只是因为兴趣和贪玩，我真的热爱这些大玩具。我做的很多东西很生僻，具有高难度，也赚不了什么钱，但我觉得无所谓，钱本身就是用来买快乐的。什么是成功？做的事自己喜欢，就是成功。世俗的成功学太无聊了，我无法形容那有多垃圾。”
“电影和科学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电影大概占据您多少精力？”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一半吧。但我的一半就是别人的全部，因为我舍不得睡觉。”这话不假，采访前一天，他熬了一整晚，短暂补了觉，喝点麦片就来了。
方励一说起电影就兴奋。他说：“电影和科学对我来说是一样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核物理的原子模型，神经受什么刺激才能产生爱情……这些都是多么富有想象力的事情。而电影追求的正是不同时空里的各种体验，它既有文学的感受，又有画面和声音陪伴，离生活那么近，每看一部打动人的电影就等于多走了一段人生里程。”
介入电影实践的想法是从1995年萌生的。当时方励在美国看了一部纪录片《中国战役》，其中有一组画面让他感到震撼——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一列列爬满了人的火车缓慢行驶，火车每走一段，农民们就在后面把铁轨扒了，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便利。方励心想，这列车上该有多少生离死别的故事。他构思出了一个剧本，名字叫《最后的列车》，讲的就是1938年国民党向西退守时，在某个列车里发生的情景。
后来，方励认识了青年导演王超，资助他拍摄了《安阳婴儿》（2001年）。这是他首次介入电影创作，但因为没有申请拍摄许可证，遭到广电总局电影局的禁令。王超解禁后，方励又资助他拍了《日日夜夜》（2004年）。2004年，他资助的第三部电影——娄烨导演的《颐和园》开拍，因为导演违规遭到禁映。他与女导演李玉合作的首部作品《红颜》（2005年），因演员没有名气，无法在影院收回制作成本。和李玉合作第二部电影《苹果》（2007年）时，方励请来了范冰冰、梁家辉、佟大为等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但电影没上映几天就被紧急下档，再次被禁。
以上5部电影，没有一部回本，算下来赔了4000多万元，方励投入的都是自己做科技公司赚得的真金白银。因为这些片子曾是“禁片”，方励一度被人称为“地下电影教父”。对此，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喊冤：“我是‘被地下’的啊，第一次做电影时，根本都不知道还有电影局这样的单位。电影本来就是做给观众在电影院看的，和商业对立就是死亡，谁没事非做地下电影啊，浪费精力和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