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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开表示：“目前我国的心脏支架、耗材等，大量需要进口，价格高昂难以承担。”今后要在理工医结合方面有作为，国家应争取增加医疗仪器设备攻关的重大专项。
在此之前，陈竺已经多次引用心脏支架作为例证，承认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价格翻升的现状。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还这样表明心声：“我的梦想就是农民得心脏病也能用上支架。”
医疗器械严重依赖进口，导致看病费用居高不下。在这样的医疗市场格局下，心脏支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一直以来，医改的议题之重就是降价。无论是由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医保覆盖、统一招标采购减少中间环节的加价，还是对公立医院各项收费的行政调节，无一不是以减少个人看病负担为目标。然而，如果上游的费用控制难以实现，即便再精良的制度设计，也会显得乏力。如何实现医疗器械的本土化，让更多人分享技术创新的成果，将是超出体制改革范畴的医疗布局。
医学技术研究之失
上世纪80年代，心脏介入支架手术开始进入中国。当时，支架全部是进口产品，每个价格4万元左右，加上手术费用，做一个支架，基本要花费6万～8万元。国产支架问世后，形成了对进口支架的价格优势，每个1万元左右。然而，进口支架的垄断地位并没有因此打破。同时，由于过度医疗的日趋严重，心脏支架手术的需求量不断攀升。心脏支架手术的普及程度和医保较低的报销比率，使得这项费用成为很多家庭的负担。
心脏支架的进口依赖不过是中国医疗仪器设备市场的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高端医疗器械逾八成被外国跨国企业垄断，外国医疗器械在我国大医院占有率超过70%，与此同时，高端医疗器械跨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中低端产品研发，纷纷布局中低端产品的产销。面临如此强势的“跑马圈地”，国产品牌已经很难有插足的地方。根据2009年中国医疗器械装备协会的统计，在中国市场上，高档数字医疗装备和用于骨科脊柱、关节等产品国内企业的占有率不到30%。
在2011年的医疗设备自主创新发展研讨会上，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邱贵兴院士感慨道：“在我们中国的医院里做个常规骨科手术，大小器材全是‘洋货’，本土的医疗器械仅为输液皮管、注射器等一次性耗材，这多少有点悲哀。”
北京大学医学部科研处副处长韩鸿宾也有过同样的困惑，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刚成为北医三院的放射科医生时，就感到不解：“医院的诊断设备CT、核磁全都是进口货，价格动辄就上千万。”此后，韩鸿宾攻读博士，最终成为影像学的博士生导师，在科研领域的日益精进，让他对中国医学技术探索的现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的科研基本上是围绕国外的技术如何临床运用而进行，乍一听似乎很实用，但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国外的新技术和新机器做免费广告，飞利浦、西门子等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新产品，而我们的科研只不过是鼓吹他们的新技术如何好用，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了别人产业链的末端。”韩鸿宾说，医学科研人员应该是探索未知世界，而不是验证别人的新技术应用。
在医学理论研究的功用主义导向下，购置设备成了学科建设的代名词，医院院长和科研院所的负责人往往得意于又买了一台新机器，这成为学科建设的公认评价指标。而仪器增置同时与医院的声誉和经济效益挂钩，最终形成了仪器设备万能至上的医疗思想，这也是检查费、器材费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对国外新技术的依赖使我们丧失了医学探索的工具，只能等他们的新技术出来，卖到中国市场，才能进行研究。”韩鸿宾说，中国的医学人员沦为进口机器的使用者，正因如此，医学发现和发明便很难转化成可以实际运用的技术手段。
1999年，韩鸿宾还是一名博士生的时候，试图研究为什么脑梗塞的初期阶段，人脑的布朗运动下降，他想弄清楚仪器是怎样进行测量的。在请教了多位北大的物理师之后，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没有人能用医学语言进行解释。于是，他自己在北大学习了数学和物理，并且通过了美国的物理师资格认定，最终弄清了机器的原理和拆装。
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中国医学学科建设的不足之处，“我们的博士生没有工程技术背景，要做到创新很难，影像学里面虽然设立了技术专业，但是没有对口的工厂，连参观都没有地方去。所以，当医务人员在临床发现问题需要技术解决的时候，他不会用物理和数学的语言向科研人员提出需求。”
在医学技术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医疗装备产业的创新便无从谈起。这一问题也逐渐开始为中央层面所重视。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通过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提出的《新设“医学技术”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将医学技术由临床医学下的二级学科调整为医学类一级学科，为技术创新做人才储备。
企业缺乏创新动力
理工医结合的学科建设已经开始起步，而作为实践对接的国内企业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在韩鸿宾看来，前景并不乐观。“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方向就是要做出和国外一样的东西，但是别人已经占住了市场，我们再去追赶是很困难的，开发成本太高，市场难以开拓。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起步晚、起点低，九成以上为中、低档产品，产业环境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在管理水平、发展理念、全球化贸易等方面，与国际先进医疗设备企业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国内的企业恶性竞争，一旦有新产品问世，价格很快就被拉下来。”韩鸿宾说。
与此同时，长期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医疗企业似乎也缺乏创新动力，在以药品和器材养医的体制下，做“二道贩子”远比技术研发有更大的经济效益。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在中国所有的科技领域内，企业创新的原发动力不足已成为共性，庞大的市场和尚未健全的制度环境让他们满足于固有的盈利模式，而在发达国家，企业是科技投入社会化的第一主体。医疗产业自然也无法摆脱窠臼，本土化转型之路只好借助政府的强力推动来完成。陈竺所提出的“医疗仪器设备攻关的重大专项”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重大专项是中国科技体制的独特产物，只有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才符合立项条件，“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突破均是借此完成。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制重大新药和先进医疗设备，攻克新药、大型医疗器械、医用材料和释药系统创制关键技术，加快建立并完善国家医药创制技术平台，推进重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然而在16个重大专项中，涉及医疗产业的只有重大新药创制这一领域，“医疗仪器设备攻关”尚未达到重大专项的要求。
作为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重大专项不仅意味着庞大科研力量的整合，更能带来上百亿的政府投入。“十二五”期间，用于重大新药创制的中央专项资金将达到400亿元，加入尖端科研的好处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呼吁将医疗仪器设备创新列入重大专项的声音日益增多，自2009年起，多名代表委员便以此作为提案进行游说。
然而，即便“医疗仪器设备攻关”能够成功立项升级，这一模式本身存在的资源浪费和行政干预过多问题，仍是技术创新的障碍，医学革命的完成也远非卫生部门所能够独立承担。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比低下已经证明了政治主导科研的弊病。医疗产业的本土化之路，需要的是整个科学领域的顶层设计和思想革新。
在此之前，陈竺已经多次引用心脏支架作为例证，承认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价格翻升的现状。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还这样表明心声：“我的梦想就是农民得心脏病也能用上支架。”
医疗器械严重依赖进口，导致看病费用居高不下。在这样的医疗市场格局下，心脏支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一直以来，医改的议题之重就是降价。无论是由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医保覆盖、统一招标采购减少中间环节的加价，还是对公立医院各项收费的行政调节，无一不是以减少个人看病负担为目标。然而，如果上游的费用控制难以实现，即便再精良的制度设计，也会显得乏力。如何实现医疗器械的本土化，让更多人分享技术创新的成果，将是超出体制改革范畴的医疗布局。
医学技术研究之失
上世纪80年代，心脏介入支架手术开始进入中国。当时，支架全部是进口产品，每个价格4万元左右，加上手术费用，做一个支架，基本要花费6万～8万元。国产支架问世后，形成了对进口支架的价格优势，每个1万元左右。然而，进口支架的垄断地位并没有因此打破。同时，由于过度医疗的日趋严重，心脏支架手术的需求量不断攀升。心脏支架手术的普及程度和医保较低的报销比率，使得这项费用成为很多家庭的负担。
心脏支架的进口依赖不过是中国医疗仪器设备市场的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高端医疗器械逾八成被外国跨国企业垄断，外国医疗器械在我国大医院占有率超过70%，与此同时，高端医疗器械跨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中低端产品研发，纷纷布局中低端产品的产销。面临如此强势的“跑马圈地”，国产品牌已经很难有插足的地方。根据2009年中国医疗器械装备协会的统计，在中国市场上，高档数字医疗装备和用于骨科脊柱、关节等产品国内企业的占有率不到30%。
在2011年的医疗设备自主创新发展研讨会上，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邱贵兴院士感慨道：“在我们中国的医院里做个常规骨科手术，大小器材全是‘洋货’，本土的医疗器械仅为输液皮管、注射器等一次性耗材，这多少有点悲哀。”
北京大学医学部科研处副处长韩鸿宾也有过同样的困惑，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刚成为北医三院的放射科医生时，就感到不解：“医院的诊断设备CT、核磁全都是进口货，价格动辄就上千万。”此后，韩鸿宾攻读博士，最终成为影像学的博士生导师，在科研领域的日益精进，让他对中国医学技术探索的现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的科研基本上是围绕国外的技术如何临床运用而进行，乍一听似乎很实用，但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国外的新技术和新机器做免费广告，飞利浦、西门子等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新产品，而我们的科研只不过是鼓吹他们的新技术如何好用，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了别人产业链的末端。”韩鸿宾说，医学科研人员应该是探索未知世界，而不是验证别人的新技术应用。
在医学理论研究的功用主义导向下，购置设备成了学科建设的代名词，医院院长和科研院所的负责人往往得意于又买了一台新机器，这成为学科建设的公认评价指标。而仪器增置同时与医院的声誉和经济效益挂钩，最终形成了仪器设备万能至上的医疗思想，这也是检查费、器材费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对国外新技术的依赖使我们丧失了医学探索的工具，只能等他们的新技术出来，卖到中国市场，才能进行研究。”韩鸿宾说，中国的医学人员沦为进口机器的使用者，正因如此，医学发现和发明便很难转化成可以实际运用的技术手段。
1999年，韩鸿宾还是一名博士生的时候，试图研究为什么脑梗塞的初期阶段，人脑的布朗运动下降，他想弄清楚仪器是怎样进行测量的。在请教了多位北大的物理师之后，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没有人能用医学语言进行解释。于是，他自己在北大学习了数学和物理，并且通过了美国的物理师资格认定，最终弄清了机器的原理和拆装。
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中国医学学科建设的不足之处，“我们的博士生没有工程技术背景，要做到创新很难，影像学里面虽然设立了技术专业，但是没有对口的工厂，连参观都没有地方去。所以，当医务人员在临床发现问题需要技术解决的时候，他不会用物理和数学的语言向科研人员提出需求。”
在医学技术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医疗装备产业的创新便无从谈起。这一问题也逐渐开始为中央层面所重视。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通过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提出的《新设“医学技术”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将医学技术由临床医学下的二级学科调整为医学类一级学科，为技术创新做人才储备。
企业缺乏创新动力
理工医结合的学科建设已经开始起步，而作为实践对接的国内企业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在韩鸿宾看来，前景并不乐观。“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方向就是要做出和国外一样的东西，但是别人已经占住了市场，我们再去追赶是很困难的，开发成本太高，市场难以开拓。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起步晚、起点低，九成以上为中、低档产品，产业环境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在管理水平、发展理念、全球化贸易等方面，与国际先进医疗设备企业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国内的企业恶性竞争，一旦有新产品问世，价格很快就被拉下来。”韩鸿宾说。
与此同时，长期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医疗企业似乎也缺乏创新动力，在以药品和器材养医的体制下，做“二道贩子”远比技术研发有更大的经济效益。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在中国所有的科技领域内，企业创新的原发动力不足已成为共性，庞大的市场和尚未健全的制度环境让他们满足于固有的盈利模式，而在发达国家，企业是科技投入社会化的第一主体。医疗产业自然也无法摆脱窠臼，本土化转型之路只好借助政府的强力推动来完成。陈竺所提出的“医疗仪器设备攻关的重大专项”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重大专项是中国科技体制的独特产物，只有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才符合立项条件，“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突破均是借此完成。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制重大新药和先进医疗设备，攻克新药、大型医疗器械、医用材料和释药系统创制关键技术，加快建立并完善国家医药创制技术平台，推进重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然而在16个重大专项中，涉及医疗产业的只有重大新药创制这一领域，“医疗仪器设备攻关”尚未达到重大专项的要求。
作为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重大专项不仅意味着庞大科研力量的整合，更能带来上百亿的政府投入。“十二五”期间，用于重大新药创制的中央专项资金将达到400亿元，加入尖端科研的好处不言而喻。正因如此，呼吁将医疗仪器设备创新列入重大专项的声音日益增多，自2009年起，多名代表委员便以此作为提案进行游说。
然而，即便“医疗仪器设备攻关”能够成功立项升级，这一模式本身存在的资源浪费和行政干预过多问题，仍是技术创新的障碍，医学革命的完成也远非卫生部门所能够独立承担。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比低下已经证明了政治主导科研的弊病。医疗产业的本土化之路，需要的是整个科学领域的顶层设计和思想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