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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和邓晓芒两位先生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恰逢其时，我对康德哲学兴味正浓。在把杨、邓两位先生所编译的《精粹》后半部即《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精粹读完后，颇有所思，乃是关于翻译的，兹记于后。
按此书后记，精粹全部译文均由邓晓芒先生据德文本译出，又由杨祖陶先生逐一校订之。我以为，精粹本所体现出的翻译理念，对于我们应当如何恰当地引译西方哲学原典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而又富启发性的回答。可概括为两点。
特色之一，译者试图实现译文汉语与原文德文在句法结构上的对应。译文应当忠实地表达原文的义理，这乃是译界的公论，舍此恐怕也谈不上什么翻译了。所谓“信”、“达”也。译界的另一似乎已成为“公论”的要求，便是“雅”。就是说，在翻译中，考虑到译文汉语与原文如德文之间的语法不同，翻译应当灵活而忌死板。西方哲学文献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构造很复杂却又不失逻辑的简明与严格的、有时候长达一整段话的长句，而汉语又被认为是“不适合于”构造长句的，所以，在把长句式的西文译成汉语时，尤其需要通过一些翻译技巧，将其拆成几个句子，以使其合乎汉语的“习惯”。
这一观念在精粹本中可说是受到挑战。比照一下同样是据德文原本所译出的《判断力批判》的宗白华译本和精粹本，不同之处是显著的：同样一段话，宗译本有时需两三句才译出，而精粹本却能做到只用一句译出。这说明了什么？这并非一个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因为精粹本已经做出了回答：汉语同样可以做到与西文对应的既不失逻辑的清晰又体现句式的庞杂繁冗的表达。这也不是一个在语言上的翻译能力高低的问题：老一辈学者们治学的严谨和西语功底的深厚，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两种译本间的差别，乃是各自所持翻译理念不同的表现，而两者翻译理念的不同，在我看来，其实是对于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之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我们可以问，那使人们感到艰涩沉重甚至矫揉造作的，也因而译家们想要“雅”起来的东西是什么？仅仅只是西语的长句式吗？的确，西语是能构造长句式的，但问题在于：它也不只是长句式的。西语在其日常的使用中，在文学诗歌中，是和汉语同样简短明快的，而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也同样抱怨康德的诘屈聱牙：所以，造成句式的冗长繁复与简短明易所谓“雅”这一看来只是语言形式的差别的，并非是西语与汉语所提供的表达上的可能性的差别，而是哲学思考与日常生活对表达所作的不同要求的差别。换言之，哲学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要求与其合一的特定语言形式并只在此一形式中得到了表达。
尝有人抨击康德在著作中生造新词而不求通俗，康德对此在《实践理性批判》序言中有一辩护，此一辩护，我们不妨可用在那冗长繁复的句式上：“……如果那本书的读者知道有更通俗的表达方式，它们却与我心目中那些表达方式那样同等地适合于表达那种思想，或者他们敢于表明这些思想本身、因而每个标志这思想的表达方式同时也都是无意义的：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将使我十分感激，因为我只求被人所理解，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就为哲学作出了贡献。但只要那些思想还站得住，则我很怀疑对此还可以找到既合适但又更通俗的表达方式。”
康德的这番话是每个西方哲学的译介者都应当再三掂量的。它背后所蕴含的“应当”乃是：如欲忠实于其思想内容，则亦需忠实于其语言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就笔者所知，在译介西方哲学原典中注重忠实原文语言形式的，尚有韩水法先生。在其所译《实践理性批判》的译后记中，韩先生提出要“以尊重原著句式、语势和风格为准则”。比较起来，同样是在译文造句上忠实于原文句式，韩译本和精粹本在遣词上却各有不同：韩译注重从古汉语中借字，使译文颇有古雅之风，而精粹本则很直白，且常有译注标明中文无法表达出的德文某词的双关意；前者在修辞上的好处是明显的，而后者，我以为，在哲学上的好处则是明显的。这正是精粹本的翻译特色之二：在用词上，追求完全直白。古雅的用词可以调动人的感情与想象，有文学的美感；直白的用字则抽象掉感情与想象，得到的只是枯干无味的逻辑。但哲学之为理性的活动，正是要在抽象感情与想象的过程中，达到纯粹的理念。我们或许可以说，哲学所要求的恰当修辞就是无味的直白。
常有译家抱怨，说汉语的语法特点和习惯不适合于移译西方哲学原典中的长句式以及区分几近繁琐的概念，有人甚至因而得出汉语不适合于表达哲学的结论。然而，没有哪一门语言是天生适合于说哲学的。在希腊人经历了艰苦的思之思之后，希腊语才说出了哲学，从此才有“哲学说希腊语”。一门语言是否适合于表达哲学，这并非那门语言自身的限度问题，而是说那门语言的人是否进入了哲学的问题。而要进入哲学，只有靠思维的艰辛劳作。已经习惯了康德语句的繁复晦涩的我，在读康德的这个精粹本时竟然发现，原来康德在汉语中，也可以表达得如此明白：语句是够长够复杂的，但结构却很清晰，而概念的使用则直截了当。似乎，这好像是康德本人用汉语写出来的一般。而我只能把这样的翻译理解为：这是通过在思维的艰辛劳作中进入康德，从而洞见到那些语言形式是如何与思想内容互相要求着的时候，才做到了的。而当译者们做到了这一点时，他们就已经在让哲学说汉语了。翻译事大焉。盼望有更多如精粹本那样的西方哲学译作问世。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３６．００元）
按此书后记，精粹全部译文均由邓晓芒先生据德文本译出，又由杨祖陶先生逐一校订之。我以为，精粹本所体现出的翻译理念，对于我们应当如何恰当地引译西方哲学原典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而又富启发性的回答。可概括为两点。
特色之一，译者试图实现译文汉语与原文德文在句法结构上的对应。译文应当忠实地表达原文的义理，这乃是译界的公论，舍此恐怕也谈不上什么翻译了。所谓“信”、“达”也。译界的另一似乎已成为“公论”的要求，便是“雅”。就是说，在翻译中，考虑到译文汉语与原文如德文之间的语法不同，翻译应当灵活而忌死板。西方哲学文献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构造很复杂却又不失逻辑的简明与严格的、有时候长达一整段话的长句，而汉语又被认为是“不适合于”构造长句的，所以，在把长句式的西文译成汉语时，尤其需要通过一些翻译技巧，将其拆成几个句子，以使其合乎汉语的“习惯”。
这一观念在精粹本中可说是受到挑战。比照一下同样是据德文原本所译出的《判断力批判》的宗白华译本和精粹本，不同之处是显著的：同样一段话，宗译本有时需两三句才译出，而精粹本却能做到只用一句译出。这说明了什么？这并非一个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因为精粹本已经做出了回答：汉语同样可以做到与西文对应的既不失逻辑的清晰又体现句式的庞杂繁冗的表达。这也不是一个在语言上的翻译能力高低的问题：老一辈学者们治学的严谨和西语功底的深厚，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两种译本间的差别，乃是各自所持翻译理念不同的表现，而两者翻译理念的不同，在我看来，其实是对于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之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我们可以问，那使人们感到艰涩沉重甚至矫揉造作的，也因而译家们想要“雅”起来的东西是什么？仅仅只是西语的长句式吗？的确，西语是能构造长句式的，但问题在于：它也不只是长句式的。西语在其日常的使用中，在文学诗歌中，是和汉语同样简短明快的，而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也同样抱怨康德的诘屈聱牙：所以，造成句式的冗长繁复与简短明易所谓“雅”这一看来只是语言形式的差别的，并非是西语与汉语所提供的表达上的可能性的差别，而是哲学思考与日常生活对表达所作的不同要求的差别。换言之，哲学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要求与其合一的特定语言形式并只在此一形式中得到了表达。
尝有人抨击康德在著作中生造新词而不求通俗，康德对此在《实践理性批判》序言中有一辩护，此一辩护，我们不妨可用在那冗长繁复的句式上：“……如果那本书的读者知道有更通俗的表达方式，它们却与我心目中那些表达方式那样同等地适合于表达那种思想，或者他们敢于表明这些思想本身、因而每个标志这思想的表达方式同时也都是无意义的：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将使我十分感激，因为我只求被人所理解，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就为哲学作出了贡献。但只要那些思想还站得住，则我很怀疑对此还可以找到既合适但又更通俗的表达方式。”
康德的这番话是每个西方哲学的译介者都应当再三掂量的。它背后所蕴含的“应当”乃是：如欲忠实于其思想内容，则亦需忠实于其语言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就笔者所知，在译介西方哲学原典中注重忠实原文语言形式的，尚有韩水法先生。在其所译《实践理性批判》的译后记中，韩先生提出要“以尊重原著句式、语势和风格为准则”。比较起来，同样是在译文造句上忠实于原文句式，韩译本和精粹本在遣词上却各有不同：韩译注重从古汉语中借字，使译文颇有古雅之风，而精粹本则很直白，且常有译注标明中文无法表达出的德文某词的双关意；前者在修辞上的好处是明显的，而后者，我以为，在哲学上的好处则是明显的。这正是精粹本的翻译特色之二：在用词上，追求完全直白。古雅的用词可以调动人的感情与想象，有文学的美感；直白的用字则抽象掉感情与想象，得到的只是枯干无味的逻辑。但哲学之为理性的活动，正是要在抽象感情与想象的过程中，达到纯粹的理念。我们或许可以说，哲学所要求的恰当修辞就是无味的直白。
常有译家抱怨，说汉语的语法特点和习惯不适合于移译西方哲学原典中的长句式以及区分几近繁琐的概念，有人甚至因而得出汉语不适合于表达哲学的结论。然而，没有哪一门语言是天生适合于说哲学的。在希腊人经历了艰苦的思之思之后，希腊语才说出了哲学，从此才有“哲学说希腊语”。一门语言是否适合于表达哲学，这并非那门语言自身的限度问题，而是说那门语言的人是否进入了哲学的问题。而要进入哲学，只有靠思维的艰辛劳作。已经习惯了康德语句的繁复晦涩的我，在读康德的这个精粹本时竟然发现，原来康德在汉语中，也可以表达得如此明白：语句是够长够复杂的，但结构却很清晰，而概念的使用则直截了当。似乎，这好像是康德本人用汉语写出来的一般。而我只能把这样的翻译理解为：这是通过在思维的艰辛劳作中进入康德，从而洞见到那些语言形式是如何与思想内容互相要求着的时候，才做到了的。而当译者们做到了这一点时，他们就已经在让哲学说汉语了。翻译事大焉。盼望有更多如精粹本那样的西方哲学译作问世。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３６．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