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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度内涵深受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文化的制度载体与表现形式，只有将优秀的文化秩序化、规则化，才能不断传导正确的价值观，并使其内化为人民的价值认同，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契合性，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6-0149-04
作者简介：张若琳，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臧清娥，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标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思想土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约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硬规定”契合中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骨气和底气，化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动力。
一、何以稳定：从“民本思想”到“人民当家作主”
“民本”即“民为邦本”。“民本”思想首次明确出现在《尚书·五子之歌》之中：“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孟子也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民本思想”即以重民、爱民、保民、惠民、富民、恤民、养民、教民为价值取向的思想，始于商周，发展于汉唐，鼎盛于明清，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到重民轻天最后到民贵君轻的发展历程，可见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将“民”置于重要位置。
“爱民重民”是贯穿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思想之一。古代中国虽然采用一家一姓来统治天下的中央集权制，但是“民心”对朝代的兴衰成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仍然将爱民重民置于首位。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将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讨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论渊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我们党的初心与使命，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
“利民富民”也是贯穿中国发展历史的又一重要思想。历代明君心系百姓，努力为民创造财富，降低赋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将人民置于首位，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现状作出明确判断，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就是现阶段我们党的重要任务。为此，党和政府积极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从而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增进人民福祉。马克思说过：“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党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注重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沦陷在物欲中的人只能是异化的人，是畸形的物质性存在”[2]。反观西方国家，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对资本的渴求大于对人民的重视，资本家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无休止地榨取人民的劳动力，并认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而造成了“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3]32的态势，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明显。与中国的“利为民所谋”相比，西方国家更多的是“利为资本所谋”。历史证明，任何制度如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与支持就难以维系，社会就难以稳定。中国自古以来遵循人民至上的理念，将人民置于首位，为人民安身立命着想，这些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文化积淀。在民本思想的积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期保持稳定状态，并逐渐展现出其先进性与优越性，为中国保持长期稳定提供制度基础。
二、何以高效：从“选贤举能”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选贤举能，即选举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人治”，即选举有用之才，来治理国家。《全唐文》记载，唐高祖下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诏书中说“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宏风阐教，设官分职，惟才是与”。其中可见唐朝选拔人才以“贤能”为标准。纵观古今，凡是国家强盛时期，统治者都重视识才用才，不论是一统天下的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繁荣昌盛的大唐盛世，又或是国泰民安的康乾盛世，都將任用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因此如何“选才”就是至关重要的事。举贤任才，立国之本，从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无不证明着选才的重要性。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才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好干部的五大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4]。2014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这些文件的颁布都展现出高速发展的中国对于人才的极度渴望，“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首先，德才兼备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之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干部要才更要德。何为才？即在选取岗位之时要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平，要拥有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要有常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中国的干部首先要深入基层，经受磨练，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懂得民心，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勤务员。所谓“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就是这个道理。何为德？即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有清正廉洁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杜绝“为官不为”的懒政、怠政现象发生，以问责制倒逼官员“任一职而倾全力”。
其次，“选贤任能”文化对于新时代的干部选拔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组织需要是干部选拔的直接原因，而“贤”与“能”则是是公平公正选拔干部的原则。何为公平公正？即选举方式“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国家在选拔官员时不会受其他因素左右，仅仅关注国家的发展需要，关注民心所向，选择对国家发展有用、对人民负责的德才兼备的人才[5]。“劳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英雄不问出处，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参加选举，这种“任人唯贤”的方式既可以使寒门子弟有机会出人头地，有志之士有机会精忠报国，又有利于干部管理，不造成人才流失以及资源浪费。
三、何以长久：从“和合思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和睦相处置于首位，不论是邻里之间的“讲信修睦”还是国家之间的“天下一家”，都是“和合思想”的体现。“和合思想”即与人为善，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儒家讲求“仁义”，孔子认为：“仁者，人也”，就是与人相处要“仁者爱人”，但此处的“爱”并非远近亲疏的爱，而是超越血缘宗族关系爱一般意义上的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与人为善”并非以个人利益为先，而是将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在需要的时候甚至会“舍身而取义”。世界万物都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在发展自身时应将“天人合一”的思想牢记于心，与自然和谐共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文化境遇会培育出不同特征的人，“和合”不是泯灭特性而将世界各民族视为一家，要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世界发展过程中和而不同而达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在“和合思想”影响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共商、共建、共赢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6]以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不仅着眼于应对本国疫情，还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护佑各国人民生命健康。积极向世界提供中国的抗疫经验与物资援助，为很多国家无偿提供疫苗，向世界展现出一个大国的国际主义情怀。截至2021年3月4日，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中国政府宣布向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急需。中国政府鼓励并支持疫苗企业向愿意购买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目前已经进口或正在商谈进口中国疫苗的国家有40多个，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7]。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提供免费疫苗，还通过小小的疫苗与世界相连，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大国格局与胸怀。这与西方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即仅承担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责任、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提出“中国赔偿论”截然不同。充分展示了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也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文化为何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何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2]彭冰冰.论红船精神与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J].观察与思考，2019（3）：100-1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盛若蔚.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領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1）.
[5]姚洋.中性政府与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拔[J].文化纵横，2015（3）：88-95.
[6]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N].人民日报，2017-12-02（2）.
[7]张业遂：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EB/OL].https：//new. qq.com/omn/20210304/20210304V0EYBU00.ht -ml，2021-3-4.
责任编辑：罗钰涵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6-0149-04
作者简介：张若琳，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臧清娥，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标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思想土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约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硬规定”契合中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骨气和底气，化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动力。
一、何以稳定：从“民本思想”到“人民当家作主”
“民本”即“民为邦本”。“民本”思想首次明确出现在《尚书·五子之歌》之中：“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孟子也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民本思想”即以重民、爱民、保民、惠民、富民、恤民、养民、教民为价值取向的思想，始于商周，发展于汉唐，鼎盛于明清，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到重民轻天最后到民贵君轻的发展历程，可见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将“民”置于重要位置。
“爱民重民”是贯穿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思想之一。古代中国虽然采用一家一姓来统治天下的中央集权制，但是“民心”对朝代的兴衰成败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仍然将爱民重民置于首位。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将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讨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论渊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我们党的初心与使命，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
“利民富民”也是贯穿中国发展历史的又一重要思想。历代明君心系百姓，努力为民创造财富，降低赋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将人民置于首位，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现状作出明确判断，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就是现阶段我们党的重要任务。为此，党和政府积极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从而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增进人民福祉。马克思说过：“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党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注重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沦陷在物欲中的人只能是异化的人，是畸形的物质性存在”[2]。反观西方国家，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对资本的渴求大于对人民的重视，资本家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无休止地榨取人民的劳动力，并认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而造成了“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3]32的态势，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明显。与中国的“利为民所谋”相比，西方国家更多的是“利为资本所谋”。历史证明，任何制度如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与支持就难以维系，社会就难以稳定。中国自古以来遵循人民至上的理念，将人民置于首位，为人民安身立命着想，这些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文化积淀。在民本思想的积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长期保持稳定状态，并逐渐展现出其先进性与优越性，为中国保持长期稳定提供制度基础。
二、何以高效：从“选贤举能”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选贤举能，即选举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人治”，即选举有用之才，来治理国家。《全唐文》记载，唐高祖下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诏书中说“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宏风阐教，设官分职，惟才是与”。其中可见唐朝选拔人才以“贤能”为标准。纵观古今，凡是国家强盛时期，统治者都重视识才用才，不论是一统天下的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繁荣昌盛的大唐盛世，又或是国泰民安的康乾盛世，都將任用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因此如何“选才”就是至关重要的事。举贤任才，立国之本，从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无不证明着选才的重要性。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才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好干部的五大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4]。2014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这些文件的颁布都展现出高速发展的中国对于人才的极度渴望，“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首先，德才兼备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之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干部要才更要德。何为才？即在选取岗位之时要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平，要拥有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要有常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中国的干部首先要深入基层，经受磨练，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懂得民心，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勤务员。所谓“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就是这个道理。何为德？即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有清正廉洁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杜绝“为官不为”的懒政、怠政现象发生，以问责制倒逼官员“任一职而倾全力”。
其次，“选贤任能”文化对于新时代的干部选拔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组织需要是干部选拔的直接原因，而“贤”与“能”则是是公平公正选拔干部的原则。何为公平公正？即选举方式“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国家在选拔官员时不会受其他因素左右，仅仅关注国家的发展需要，关注民心所向，选择对国家发展有用、对人民负责的德才兼备的人才[5]。“劳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英雄不问出处，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参加选举，这种“任人唯贤”的方式既可以使寒门子弟有机会出人头地，有志之士有机会精忠报国，又有利于干部管理，不造成人才流失以及资源浪费。
三、何以长久：从“和合思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和睦相处置于首位，不论是邻里之间的“讲信修睦”还是国家之间的“天下一家”，都是“和合思想”的体现。“和合思想”即与人为善，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儒家讲求“仁义”，孔子认为：“仁者，人也”，就是与人相处要“仁者爱人”，但此处的“爱”并非远近亲疏的爱，而是超越血缘宗族关系爱一般意义上的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与人为善”并非以个人利益为先，而是将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在需要的时候甚至会“舍身而取义”。世界万物都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在发展自身时应将“天人合一”的思想牢记于心，与自然和谐共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文化境遇会培育出不同特征的人，“和合”不是泯灭特性而将世界各民族视为一家，要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世界发展过程中和而不同而达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在“和合思想”影响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共商、共建、共赢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6]以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不仅着眼于应对本国疫情，还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护佑各国人民生命健康。积极向世界提供中国的抗疫经验与物资援助，为很多国家无偿提供疫苗，向世界展现出一个大国的国际主义情怀。截至2021年3月4日，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中国政府宣布向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急需。中国政府鼓励并支持疫苗企业向愿意购买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目前已经进口或正在商谈进口中国疫苗的国家有40多个，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7]。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提供免费疫苗，还通过小小的疫苗与世界相连，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大国格局与胸怀。这与西方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即仅承担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责任、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提出“中国赔偿论”截然不同。充分展示了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也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文化为何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何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2]彭冰冰.论红船精神与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J].观察与思考，2019（3）：100-1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盛若蔚.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領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1）.
[5]姚洋.中性政府与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拔[J].文化纵横，2015（3）：88-95.
[6]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N].人民日报，2017-12-02（2）.
[7]张业遂：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EB/OL].https：//new. qq.com/omn/20210304/20210304V0EYBU00.ht -ml，2021-3-4.
责任编辑：罗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