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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都柏林人》作为乔伊斯的重要作品，在其中呈现出了现代主体的心灵世界。文本为每一人物都创设了一个生活世界，在此意義上，人物被理解为生存主体;并且，主体会自发地寻求幸福，但当幸福不可达成时，主体就渴望于获得救赎。由此，各个在表面上离散的主体，融贯为了一幅关于“救赎幻愿”的图景。在图景中，主体陷入了麻痹自我的肃穆。但在自然的冲击下，幻愿终被消解;可主体却又被抛入了孤绝的旷野与荒原：这正是在《都柏林人》中所绘制的关于现代人的苦难图景。
关键词：乔伊斯 《都柏林人》 主体 苦难 现代性
对于乔伊斯的作品，无论是美学鉴赏还是学理批判，其都能展现出文本中极深的思想世界。而针对作品中的现代性，一方面有研究认为，“乔伊斯并非有一种对前卫思想的先在认可，他只是通过写作技艺的绝妙呈现而汇入了现代主义的实验洪流。”[1]但在另一方面，因为其是在现代语境中进行创作，所以其文本绝不可能隔绝现代思想的显现。而在《都柏林人》这部作品中，就可以观视到其现代性思想。
在语词的直接层面，《都柏林人》通过对多组人物在一定事件中行为的叙述，展现了都柏林社会的道德景观。但在更深层面，都柏林所指向的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城市，可以说，文本将人物设定进了一个具有特定环境的“生活世界”[2]之内，其是现代世界的微观缩影。在此意义上，文本创设了一种关系，即人物与世界的交互关系，人物在其生活世界之中施行行为、投射情感;故而，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被视为一个“主体”。无论是在前三篇中进行叙述的第一人称，还是之后在第三人称视角审视下的其他角色，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独特的主体，其在与生活世界的交互中经历着内在的激荡。由此，这样一个涵涉了行为、情感、意志与思维的主体，就是真实且鲜活的现代世界的“生存主体”。
而在《都柏林人》中关于现代性的思想，恰恰能通过对生存主体的心灵世界的探析来获知。但这种心理研究并不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虽然他认为“（精神）分析家与文学批评家都致力于解决谜团，以新的释读方式去揭晓人类欲望与创造的奥秘。”[3]但其理论强调对潜意识与意识的区分，这并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其次，对生存主体的解读也就意味着对文本融贯式的重构。也就是说，基于对《都柏林人》整体的理解，将文本中诸多生存主体既视为具有殊别性的个体，揭示其内在独特的心灵世界;与此同时，又将诸多解析出的心灵世界进行整合，在零散与孤立之中拼绘出一幅整全的图景。
在此之中，审视者将会发现这是一幅关于神经紊乱与情感故障的动态艺术构图：其像是一份针对瘫痪疾症的病理诊断。旁观又入情的审视者将在这幅图景中看到反复遭受苦难折磨的主体，同时也将看到其强大的生存意志是怎样在受阻中致使了情感的深渊。而来自深沉的压抑与内里的仇恨使得主体最终走向了自我崩溃，成为了不死的游尸。这充斥着恐怖魅影的图景必然将引起审视者的不适与排斥。一方面是因为其刺痛了审视者，他们发现所谓的受审者与审视者竟是同一;另一方面，他们察觉到整幅图景都不过是复影模像，毕竟最癫狂的幻愿也来自那一生命原理。
一.叙事中的主体
在《都柏林人》中，每一个生存主体在叙事中都有着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即活动行为与情感投向;并且生存主体又都有着一种寻求某种事物的欲求，如同吉米（Jimmy）[4]对金钱的迷恋，或奥康纳先生（O’Connor）对以往政治精神复兴的希望。可以发现，无论这些行为或情感是在何种境况中得以施行或表露的，在这些呈现方式的背后，都或隐或现地指向了一种引导性的原理。正是在其编控之下，生存主体才会呈现出行为与情感。那究竟能从《都柏林人》中分析出一种怎样的原理呢？
通过对文本的理解，首先可以从生存主体的呈现方式中发现一种关于“趋利避害”的准则，而《一小片阴云》中的小钱德勒（Little Chandler）就是这一准则的典型体现。钱德勒身处在与生活世界的交互行为之中，从他的办公书桌到街道景观，再到他与加拉赫（Gallaher）的结交，这些都是其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取的现象。进一步，钱德勒还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评判。他对自己的文书工作感到苦闷无趣，视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唯枷锁，认为“要想成功你就得离开这里。在都柏林你什么都干不成。”[5]钱德勒将现有的生活现象评判为一种单调庸俗的负面价值，并想从中逃避。而对诗人身份的畅想以及对加拉赫成就的崇拜，使得他对那种尚未实现、又向往的生活现象趋之若鹜。所以，可以看出，生存主体通过一种价值评判将生活世界中的现象进行了“利”与“害”的划分，而这又指向了一种价值上的善与恶。只不过这种价值评判具有极大的个体性与流动性，不能通统地用一种普遍尺度去进行衡量。但当每一个个体在施行其行为时，其又都受到了趋利避害准则的编控。所以，趋利避害之于生存主体起到了一种“牵引”的作用，这种无形之绳直接决定了生存主体的一切行为。
另外除了趋利避害这一准则，在文本中还能发现一种关于“必死性”的准则，毕竟就像玛利亚（Maria）在游戏中无意抽选到泥土，死亡这一议题在《都柏林人》中始终浮现。“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死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6]并且，这种必死性也并不简单意味着一种肉体的灭亡，其更指涉主体与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消解。所以，必死性对生存主体起到一种“框定”的作用，这种无形之矩给与了主体一个确定的限制，并将一切的尽头必然地锚定。
由此，从文本中可以分析出两个准则，即“趋利避害”与“必死性”，其共同成为了编控生存主体的生命原理。在此原理的自然效用下，生存主体转为了评判主体，对生活现象进行评判，而行为的目的就在于对“幸福”的寻求。在《母亲》中的基尔尼太太（Mrs. Kearney）孤傲冷漠，但是内心却期盼着浪漫的爱情，这就是对幸福的自然欲求。但寻求幸福并不总能实现，其是对生命原理的否定，也是对自我意志的否定。但是无论过程是否受阻，原理都操纵着主体自发地去寻求幸福。正如基尔尼太太，虽然她未能如愿获得美满的婚姻，但从她对自己女儿的教育与培养就能察觉，遗憾的婚姻并没有终止她对幸福的寻求。只不过基尔尼太太在意志的受阻中却生发出了一种“救赎”欲求。这种救赎欲求直接体现在了母女的关系之中：基尔尼太太已然将女儿作为了自己的重生复影与意志的施加物，她焦灼地渴求社会认可其女儿的音乐才能，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达成对自己现有苦难生活的救赎。 这种救赎欲求在本质上是生命原理的第二层级效用——对幸福的寻求是第一层级效用，其是自然行为;而救赎欲求则是一种心灵的紊乱性應用。因为自我意志会与情感倾向相关联，被否定的意志会在情感上显现为渐增的消极状态：失望、绝望、埋怨及仇恨。故而意志在反复摧残中，主体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挤压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扭曲的变形，并进一步刺激出了更强大的生存意志，“凭借着价值评估这一过程，心灵欲望致力于克服阻力，以此展现其本性”[7]——评判主体转化为了一个创造主体，建造出了一种“人定序列”。基尔尼太太在生活世界中绞尽心血所安排的音乐会就是人定序列的化形。她对现有生活现象所有的委屈与埋怨，都在其生存意志的促使下，转变为了创造的力量，企图在世界中搭建一个完美的舞台。从参演者的服装，到出演的费用，甚至是观众的社会地位，一切都要按照救赎欲求所创造的序列来设定。这种建造序列的作用就在于一种安全感与操控感，主体臆想从中完成获取幸福的过程。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病态的救赎欲求，在意识中营造了各种概念与法则，其环环相扣而组成了人定序列，其又反过来在主体所处的生活世界中施行。
主体在癔症中所建造的序列就像是一个齿轮机器，扭曲的概念与法则就是一个个齿轮，并且在齿轮的协同运作中，序列生产出了主体所遭受的最大、最苦、最毒的“幻愿”。
二.个体救赎幻愿
《都柏林人》这幅病态图景的畸形在于一种障碍的设置：主体对幸福的寻求反复被一种屏障所阻碍，这种获取幸福的不可达成就是主体的无尽苦难。而正是在这种苦难的反复摧残中，图景展现出了主体更加强大的病态意志。生命原理产生了第二次应用，针对苦难而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荒谬在于，该解决方案恰恰是针对一种无法解决的难题而做出的转向行为。最终，主体只能在救赎幻愿中舔舐着扭曲的幸福。
但文本中诸多主体的救赎幻愿，并不能笼统归为单一的图景。因为文本中部分幻愿联系到了一个奇特的理念：上帝。故而牵连到这一理念的“宗教救赎幻愿”，与其他主体的幻愿相区别，后者是生发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图景，可以被称为“个体救赎幻愿”。依此理解，文本犹如一幅“双面对观图景”。那第一面图景又有着怎样的绘制呢？
个体救赎幻愿，其始于对苦难具有的高敏感度的主体对世界的分析。坐在窗前进行思考的伊芙琳（Eveline），就是一个以旁观的视野去分析自身苦难来源的主体。首先，家庭对于她来说并没有正面的形象，家庭暴力总使她胆战心惊，并且经济的窘迫也让她感到极大压力与厌烦。在这种思维中，伊芙琳对现有的生活感到不满与抗拒，从而导致她渴望从中得以挣脱。而和男友弗兰克（Frank）在一个异域城市开展新生活，则代表着伊芙琳对幸福的向往。在这种极具主观情感倾向的分析中，她认定自身对于幸福的寻求，总是由于现有生活世界中的障碍而无法达成。伊芙琳的心灵反复受到苦难的打压，精神面临崩溃，处在这种紊乱状态下的情感是一种绝望与仇恨。她坚信“为什么她不应该幸福？她有权利获得幸福。弗兰克会拥抱她，把她抱在怀里。他会救她的。”[8]主体已然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去审视世界，坚信现有世界已全然败坏。
在此分析之上主体生发出了“抗争型救赎幻愿”，这是一个关于毁灭与建造的图式。如同伊芙琳，《何其相似》中的法林顿（Farrington）也以负面分析投向现有世界，他要么希望以暴力的方式去咒骂或砸毁某些身边的事物，要么就用酒精去掩盖自身的屈辱。他将现有的生活世界视为地狱，出于内里巨大的仇恨以及摆脱苦难的意求，渴求将现有世界毁灭。这是因为主体认为对现有世界的摧毁，可以毁灭产生苦难的原有背景;至于新世界的建造则是救赎方案的根本宗旨。而穆尼（Mooney）对新世界的建造又呈现出了另一种抗争型幻愿。“她把颈背靠在凉冰冰的铁床架上，陷入了梦幻之中。她的脸上再也看不见什么烦恼的表情。她耐心地等待着，几乎是欢欢喜喜，毫无惊恐之状，她的回忆渐渐变成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9]故而，穆尼的建造幻愿不在于实际，而是在意念世界，其是幻愿中的幻愿。但无论何种方式，主体都相信在新生活世界中，其寻求幸福的过程能得以成就。
在抗争型救赎幻愿这一图式中，描绘出了一种极为强大的生存意志，但其背后却是某种令审视者惊悚的飞蛾扑火。图式的要旨在于毁灭现有世界，再建新世界，但这不过都是主体心灵的构想，其本质是一种根据幸福而创造出的复影模本。由此，在创造性构想与现有苦难这二者之间出现了“对立悖论”。一方面，幻愿中的新世界与现有的败坏世界全然对立，另一方面，新世界又只能建立在败坏世界之上。最终，在对现实的醒悟中幻愿被消解。就像在阿拉比集市的最后，“抬头向黑暗中凝视，我看见自己成为了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嘲弄的动物;于是我的双眼燃烧起痛苦和愤怒。”[10]这种幻愿无疑导致了主体在绝望之中的癔症和在仇恨之中的瘫痪与癫痫。
与抗争型救赎相对立的还有一种“回避型救赎幻愿”，这一图式同样始于对现有世界的分析，然而主体对世界的毁灭与建造都毫无兴趣。生活对于杜菲先生（Mr.Duffy）就是一个没有冒险的故事。他独处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不与人交流，过着平凡的生活。即使在遇到西尼考太太（Mrs. Sinico）之后，“随着他越来越喜欢自己伴侣的那种热情性格，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非个人的声音，他能辨别出这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坚持他保持不可救治的心灵的孤独。”[11]由此可知，他对世界的价值取向就是一种否定。因为主体认识到无论是诅咒现有世界还是盼望新世界，都是一种冒险式的欲求行为，而正是欲求的不可完结才导致了无穷苦难的出现。所以针对苦难的救赎在于保持自身的孤绝。
令审视者难以置信且惊惧的是，主体妄图用强大的生存意志来否定生存意志，在这种分裂病症中体现出了“退场悖论”。一方面，杜菲先生厌恶对他者的情感依恋，视其为痛苦的联系，甚至当西尼考太太意外身亡后，杜菲仍然觉得情感关系是一种低劣之物。他不愿意在任何层面上去在建立或承认情感的关系，总是通过刻意的回避去拒斥一切欲求行为。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彻底否定内里的眷恋之情，尤其是面对死亡的冲击，“他觉得他的道德品性正彻底崩溃……他觉得遭到了生命盛筵的抛弃。”[12]主体对自身显著的情感进行规避，使得自身走向了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理想起源于一种业已败落，但仍在为其生存而殊死搏斗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13]故而，幻愿的出发点在于主体惧怕寻求幸福的失败，妄图压抑自身的生存意志，从意义世界中退场;但与此同时，主体又根本无法否定自身的生存意志。最终，回避型救赎为了规避苦难，反而造成了双重苦难。在情感扭曲与神经分裂中，主体在已承受的第一重苦难之上，又使用强大的生存意志去压制自身的意志，为自己创造了第二重苦难。 最终人定序列到底还是被“自然”所击毁，加布里埃尔也醒悟了，在妻子心灵深处一直保有着对另一个男人的眷念与不舍——主体此时意识到，在序列齿轮与幻愿景象之外，还有一个“自然”。那如此强劲地穿刺、拉扯着主体，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的序列，在自然的一击下竟然恍若浮丝。人定序列的瓦解即是幻愿及肃穆的显形：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自娱自乐与自我蒙骗，一切的一切都显形为了在自然中的羞辱与荒唐。序列的崩溃，也就意味幻愿的最终消解。一切的疯癫，一切的仇恨，一切的撕喊，一切齿轮的运作，一切景象的纠缠，此时都在崩解与溶散中化为主体的一声平息：原来自然。
但在幻愿被消解后，《都柏林人》中的主体又面向了一个怎样的自然呢？他们并没有获得任何意义上的心灵安适：在摘下障目之叶后，主体犹如一具具不死的游尸徘徊在晦暗又阴冷的地界，其面对的是旷野与荒原。“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21]主体重又返回到了乏味、庸俗，甚至是死寂与孤苦的生活中;倘若幻愿尚且给与了主体以暂时的瘾品，那此时的主体只是坠落在深渊中的游尸。
《都柏林人》最终经由文本中诸多主体的心灵世界，在离散中融汇出了现代主体的深层苦难。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去理解“苦难”，这也成为了现代人面对生命的终极搅扰与忧惧。只不过滞留在语境本身中的纠结，只会加剧困惑，而对现代世界根基的思考兴许能带来新的观视。
注 释
[1]Attridge， Derek. Edito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73.
[2]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是一种批判自然科学态度的概念，其指向的是人生价值与意义等问题;本文在此借用该概念指涉《都柏林人》为人物创设的生存背景。关于该理论，参见，Husserl， Edmund. 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 Ein Einleitung in die ph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Edited by W.Biemel， Springer，1976.
[3]Thurston， Luke. James Joyce and the Problem of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33.
[4]本文所引翻译依照王逢振译本，参见，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英文版本参见，Joyce，James.Dubliners.Edited by Jeri John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76页.
[6]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年，279页.
[7]Doyle，Tsarina.Nietzsche’s Metaphysics of the Will to Power： The Possibility of Val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150.
[8]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38页.
[9]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71页.
[10]同上，32页.
[11]同上，121页.
[12]同上，127页.
[13]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弘译，三联书店，2017年，118页.
[14]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78页.
[15]同上，185页.
[16]同上，195页.
[17]同上，4页.
[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37-438页.
[19]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252页.
[20]同上，256页.
[21]同上，262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关键词：乔伊斯 《都柏林人》 主体 苦难 现代性
对于乔伊斯的作品，无论是美学鉴赏还是学理批判，其都能展现出文本中极深的思想世界。而针对作品中的现代性，一方面有研究认为，“乔伊斯并非有一种对前卫思想的先在认可，他只是通过写作技艺的绝妙呈现而汇入了现代主义的实验洪流。”[1]但在另一方面，因为其是在现代语境中进行创作，所以其文本绝不可能隔绝现代思想的显现。而在《都柏林人》这部作品中，就可以观视到其现代性思想。
在语词的直接层面，《都柏林人》通过对多组人物在一定事件中行为的叙述，展现了都柏林社会的道德景观。但在更深层面，都柏林所指向的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城市，可以说，文本将人物设定进了一个具有特定环境的“生活世界”[2]之内，其是现代世界的微观缩影。在此意义上，文本创设了一种关系，即人物与世界的交互关系，人物在其生活世界之中施行行为、投射情感;故而，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被视为一个“主体”。无论是在前三篇中进行叙述的第一人称，还是之后在第三人称视角审视下的其他角色，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独特的主体，其在与生活世界的交互中经历着内在的激荡。由此，这样一个涵涉了行为、情感、意志与思维的主体，就是真实且鲜活的现代世界的“生存主体”。
而在《都柏林人》中关于现代性的思想，恰恰能通过对生存主体的心灵世界的探析来获知。但这种心理研究并不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虽然他认为“（精神）分析家与文学批评家都致力于解决谜团，以新的释读方式去揭晓人类欲望与创造的奥秘。”[3]但其理论强调对潜意识与意识的区分，这并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其次，对生存主体的解读也就意味着对文本融贯式的重构。也就是说，基于对《都柏林人》整体的理解，将文本中诸多生存主体既视为具有殊别性的个体，揭示其内在独特的心灵世界;与此同时，又将诸多解析出的心灵世界进行整合，在零散与孤立之中拼绘出一幅整全的图景。
在此之中，审视者将会发现这是一幅关于神经紊乱与情感故障的动态艺术构图：其像是一份针对瘫痪疾症的病理诊断。旁观又入情的审视者将在这幅图景中看到反复遭受苦难折磨的主体，同时也将看到其强大的生存意志是怎样在受阻中致使了情感的深渊。而来自深沉的压抑与内里的仇恨使得主体最终走向了自我崩溃，成为了不死的游尸。这充斥着恐怖魅影的图景必然将引起审视者的不适与排斥。一方面是因为其刺痛了审视者，他们发现所谓的受审者与审视者竟是同一;另一方面，他们察觉到整幅图景都不过是复影模像，毕竟最癫狂的幻愿也来自那一生命原理。
一.叙事中的主体
在《都柏林人》中，每一个生存主体在叙事中都有着其独特的呈现方式，即活动行为与情感投向;并且生存主体又都有着一种寻求某种事物的欲求，如同吉米（Jimmy）[4]对金钱的迷恋，或奥康纳先生（O’Connor）对以往政治精神复兴的希望。可以发现，无论这些行为或情感是在何种境况中得以施行或表露的，在这些呈现方式的背后，都或隐或现地指向了一种引导性的原理。正是在其编控之下，生存主体才会呈现出行为与情感。那究竟能从《都柏林人》中分析出一种怎样的原理呢？
通过对文本的理解，首先可以从生存主体的呈现方式中发现一种关于“趋利避害”的准则，而《一小片阴云》中的小钱德勒（Little Chandler）就是这一准则的典型体现。钱德勒身处在与生活世界的交互行为之中，从他的办公书桌到街道景观，再到他与加拉赫（Gallaher）的结交，这些都是其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取的现象。进一步，钱德勒还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评判。他对自己的文书工作感到苦闷无趣，视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唯枷锁，认为“要想成功你就得离开这里。在都柏林你什么都干不成。”[5]钱德勒将现有的生活现象评判为一种单调庸俗的负面价值，并想从中逃避。而对诗人身份的畅想以及对加拉赫成就的崇拜，使得他对那种尚未实现、又向往的生活现象趋之若鹜。所以，可以看出，生存主体通过一种价值评判将生活世界中的现象进行了“利”与“害”的划分，而这又指向了一种价值上的善与恶。只不过这种价值评判具有极大的个体性与流动性，不能通统地用一种普遍尺度去进行衡量。但当每一个个体在施行其行为时，其又都受到了趋利避害准则的编控。所以，趋利避害之于生存主体起到了一种“牵引”的作用，这种无形之绳直接决定了生存主体的一切行为。
另外除了趋利避害这一准则，在文本中还能发现一种关于“必死性”的准则，毕竟就像玛利亚（Maria）在游戏中无意抽选到泥土，死亡这一议题在《都柏林人》中始终浮现。“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死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6]并且，这种必死性也并不简单意味着一种肉体的灭亡，其更指涉主体与生活世界之间关系的消解。所以，必死性对生存主体起到一种“框定”的作用，这种无形之矩给与了主体一个确定的限制，并将一切的尽头必然地锚定。
由此，从文本中可以分析出两个准则，即“趋利避害”与“必死性”，其共同成为了编控生存主体的生命原理。在此原理的自然效用下，生存主体转为了评判主体，对生活现象进行评判，而行为的目的就在于对“幸福”的寻求。在《母亲》中的基尔尼太太（Mrs. Kearney）孤傲冷漠，但是内心却期盼着浪漫的爱情，这就是对幸福的自然欲求。但寻求幸福并不总能实现，其是对生命原理的否定，也是对自我意志的否定。但是无论过程是否受阻，原理都操纵着主体自发地去寻求幸福。正如基尔尼太太，虽然她未能如愿获得美满的婚姻，但从她对自己女儿的教育与培养就能察觉，遗憾的婚姻并没有终止她对幸福的寻求。只不过基尔尼太太在意志的受阻中却生发出了一种“救赎”欲求。这种救赎欲求直接体现在了母女的关系之中：基尔尼太太已然将女儿作为了自己的重生复影与意志的施加物，她焦灼地渴求社会认可其女儿的音乐才能，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达成对自己现有苦难生活的救赎。 这种救赎欲求在本质上是生命原理的第二层级效用——对幸福的寻求是第一层级效用，其是自然行为;而救赎欲求则是一种心灵的紊乱性應用。因为自我意志会与情感倾向相关联，被否定的意志会在情感上显现为渐增的消极状态：失望、绝望、埋怨及仇恨。故而意志在反复摧残中，主体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挤压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扭曲的变形，并进一步刺激出了更强大的生存意志，“凭借着价值评估这一过程，心灵欲望致力于克服阻力，以此展现其本性”[7]——评判主体转化为了一个创造主体，建造出了一种“人定序列”。基尔尼太太在生活世界中绞尽心血所安排的音乐会就是人定序列的化形。她对现有生活现象所有的委屈与埋怨，都在其生存意志的促使下，转变为了创造的力量，企图在世界中搭建一个完美的舞台。从参演者的服装，到出演的费用，甚至是观众的社会地位，一切都要按照救赎欲求所创造的序列来设定。这种建造序列的作用就在于一种安全感与操控感，主体臆想从中完成获取幸福的过程。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病态的救赎欲求，在意识中营造了各种概念与法则，其环环相扣而组成了人定序列，其又反过来在主体所处的生活世界中施行。
主体在癔症中所建造的序列就像是一个齿轮机器，扭曲的概念与法则就是一个个齿轮，并且在齿轮的协同运作中，序列生产出了主体所遭受的最大、最苦、最毒的“幻愿”。
二.个体救赎幻愿
《都柏林人》这幅病态图景的畸形在于一种障碍的设置：主体对幸福的寻求反复被一种屏障所阻碍，这种获取幸福的不可达成就是主体的无尽苦难。而正是在这种苦难的反复摧残中，图景展现出了主体更加强大的病态意志。生命原理产生了第二次应用，针对苦难而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荒谬在于，该解决方案恰恰是针对一种无法解决的难题而做出的转向行为。最终，主体只能在救赎幻愿中舔舐着扭曲的幸福。
但文本中诸多主体的救赎幻愿，并不能笼统归为单一的图景。因为文本中部分幻愿联系到了一个奇特的理念：上帝。故而牵连到这一理念的“宗教救赎幻愿”，与其他主体的幻愿相区别，后者是生发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图景，可以被称为“个体救赎幻愿”。依此理解，文本犹如一幅“双面对观图景”。那第一面图景又有着怎样的绘制呢？
个体救赎幻愿，其始于对苦难具有的高敏感度的主体对世界的分析。坐在窗前进行思考的伊芙琳（Eveline），就是一个以旁观的视野去分析自身苦难来源的主体。首先，家庭对于她来说并没有正面的形象，家庭暴力总使她胆战心惊，并且经济的窘迫也让她感到极大压力与厌烦。在这种思维中，伊芙琳对现有的生活感到不满与抗拒，从而导致她渴望从中得以挣脱。而和男友弗兰克（Frank）在一个异域城市开展新生活，则代表着伊芙琳对幸福的向往。在这种极具主观情感倾向的分析中，她认定自身对于幸福的寻求，总是由于现有生活世界中的障碍而无法达成。伊芙琳的心灵反复受到苦难的打压，精神面临崩溃，处在这种紊乱状态下的情感是一种绝望与仇恨。她坚信“为什么她不应该幸福？她有权利获得幸福。弗兰克会拥抱她，把她抱在怀里。他会救她的。”[8]主体已然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去审视世界，坚信现有世界已全然败坏。
在此分析之上主体生发出了“抗争型救赎幻愿”，这是一个关于毁灭与建造的图式。如同伊芙琳，《何其相似》中的法林顿（Farrington）也以负面分析投向现有世界，他要么希望以暴力的方式去咒骂或砸毁某些身边的事物，要么就用酒精去掩盖自身的屈辱。他将现有的生活世界视为地狱，出于内里巨大的仇恨以及摆脱苦难的意求，渴求将现有世界毁灭。这是因为主体认为对现有世界的摧毁，可以毁灭产生苦难的原有背景;至于新世界的建造则是救赎方案的根本宗旨。而穆尼（Mooney）对新世界的建造又呈现出了另一种抗争型幻愿。“她把颈背靠在凉冰冰的铁床架上，陷入了梦幻之中。她的脸上再也看不见什么烦恼的表情。她耐心地等待着，几乎是欢欢喜喜，毫无惊恐之状，她的回忆渐渐变成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9]故而，穆尼的建造幻愿不在于实际，而是在意念世界，其是幻愿中的幻愿。但无论何种方式，主体都相信在新生活世界中，其寻求幸福的过程能得以成就。
在抗争型救赎幻愿这一图式中，描绘出了一种极为强大的生存意志，但其背后却是某种令审视者惊悚的飞蛾扑火。图式的要旨在于毁灭现有世界，再建新世界，但这不过都是主体心灵的构想，其本质是一种根据幸福而创造出的复影模本。由此，在创造性构想与现有苦难这二者之间出现了“对立悖论”。一方面，幻愿中的新世界与现有的败坏世界全然对立，另一方面，新世界又只能建立在败坏世界之上。最终，在对现实的醒悟中幻愿被消解。就像在阿拉比集市的最后，“抬头向黑暗中凝视，我看见自己成为了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嘲弄的动物;于是我的双眼燃烧起痛苦和愤怒。”[10]这种幻愿无疑导致了主体在绝望之中的癔症和在仇恨之中的瘫痪与癫痫。
与抗争型救赎相对立的还有一种“回避型救赎幻愿”，这一图式同样始于对现有世界的分析，然而主体对世界的毁灭与建造都毫无兴趣。生活对于杜菲先生（Mr.Duffy）就是一个没有冒险的故事。他独处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不与人交流，过着平凡的生活。即使在遇到西尼考太太（Mrs. Sinico）之后，“随着他越来越喜欢自己伴侣的那种热情性格，他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非个人的声音，他能辨别出这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坚持他保持不可救治的心灵的孤独。”[11]由此可知，他对世界的价值取向就是一种否定。因为主体认识到无论是诅咒现有世界还是盼望新世界，都是一种冒险式的欲求行为，而正是欲求的不可完结才导致了无穷苦难的出现。所以针对苦难的救赎在于保持自身的孤绝。
令审视者难以置信且惊惧的是，主体妄图用强大的生存意志来否定生存意志，在这种分裂病症中体现出了“退场悖论”。一方面，杜菲先生厌恶对他者的情感依恋，视其为痛苦的联系，甚至当西尼考太太意外身亡后，杜菲仍然觉得情感关系是一种低劣之物。他不愿意在任何层面上去在建立或承认情感的关系，总是通过刻意的回避去拒斥一切欲求行为。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彻底否定内里的眷恋之情，尤其是面对死亡的冲击，“他觉得他的道德品性正彻底崩溃……他觉得遭到了生命盛筵的抛弃。”[12]主体对自身显著的情感进行规避，使得自身走向了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理想起源于一种业已败落，但仍在为其生存而殊死搏斗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13]故而，幻愿的出发点在于主体惧怕寻求幸福的失败，妄图压抑自身的生存意志，从意义世界中退场;但与此同时，主体又根本无法否定自身的生存意志。最终，回避型救赎为了规避苦难，反而造成了双重苦难。在情感扭曲与神经分裂中，主体在已承受的第一重苦难之上，又使用强大的生存意志去压制自身的意志，为自己创造了第二重苦难。 最终人定序列到底还是被“自然”所击毁，加布里埃尔也醒悟了，在妻子心灵深处一直保有着对另一个男人的眷念与不舍——主体此时意识到，在序列齿轮与幻愿景象之外，还有一个“自然”。那如此强劲地穿刺、拉扯着主体，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的序列，在自然的一击下竟然恍若浮丝。人定序列的瓦解即是幻愿及肃穆的显形：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自娱自乐与自我蒙骗，一切的一切都显形为了在自然中的羞辱与荒唐。序列的崩溃，也就意味幻愿的最终消解。一切的疯癫，一切的仇恨，一切的撕喊，一切齿轮的运作，一切景象的纠缠，此时都在崩解与溶散中化为主体的一声平息：原来自然。
但在幻愿被消解后，《都柏林人》中的主体又面向了一个怎样的自然呢？他们并没有获得任何意义上的心灵安适：在摘下障目之叶后，主体犹如一具具不死的游尸徘徊在晦暗又阴冷的地界，其面对的是旷野与荒原。“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21]主体重又返回到了乏味、庸俗，甚至是死寂与孤苦的生活中;倘若幻愿尚且给与了主体以暂时的瘾品，那此时的主体只是坠落在深渊中的游尸。
《都柏林人》最终经由文本中诸多主体的心灵世界，在离散中融汇出了现代主体的深层苦难。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去理解“苦难”，这也成为了现代人面对生命的终极搅扰与忧惧。只不过滞留在语境本身中的纠结，只会加剧困惑，而对现代世界根基的思考兴许能带来新的观视。
注 释
[1]Attridge， Derek. Edito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73.
[2]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是一种批判自然科学态度的概念，其指向的是人生价值与意义等问题;本文在此借用该概念指涉《都柏林人》为人物创设的生存背景。关于该理论，参见，Husserl， Edmund. 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 Ein Einleitung in die ph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Edited by W.Biemel， Springer，1976.
[3]Thurston， Luke. James Joyce and the Problem of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33.
[4]本文所引翻译依照王逢振译本，参见，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英文版本参见，Joyce，James.Dubliners.Edited by Jeri John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76页.
[6]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年，279页.
[7]Doyle，Tsarina.Nietzsche’s Metaphysics of the Will to Power： The Possibility of Val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150.
[8]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38页.
[9]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71页.
[10]同上，32页.
[11]同上，121页.
[12]同上，127页.
[13]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弘译，三联书店，2017年，118页.
[14]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78页.
[15]同上，185页.
[16]同上，195页.
[17]同上，4页.
[1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37-438页.
[19]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252页.
[20]同上，256页.
[21]同上，262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