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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GDP”,是这几天变得显著起来的一个说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副院长李扬说,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显示,国家净资产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表明并非全部的GDP都会形成财富积累,其中不少是无效GDP。
近几年,反思GDP崇拜一直在进行中,当然GDP崇拜也一直在进行中。经常地,两者是互为表里而已,但总算比过去表里都崇拜GDP好一点。
反对GDP崇拜,经常会说到“GDP不代表什么”,例如它不代表全面发展,不反映环境质量,不反映经济福利等等。这是对GDP含义的认识,比简单的“赞歌献给GDP”好。“无效GDP”,算是对GDP数字的分辨,数字中有水分,我们一直知道,数字中包括无效部分,则是说哪怕真实的数字,也不是全然可喜。
分析资产负债表,是个技术活。资产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表明不是全部的GDP都会形成真正的财富积累,例如过剩产能也在GDP中,这不仅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应该从财富中扣除。我想,过剩产能,可能连“无效GDP”都不是,它是“负效GDP”。这就像虚胖和浮肿,虚胖可以算无效,浮肿则是疾病。
现在,社会似乎对GDP崇拜的荒谬已深有认识,但GDP崇拜其实还是“实操”的宝典。增速降一点,各地都有些吃不住劲。所以拼拆迁、拼外贸、拼引资优惠、拼拔苗助长。简而言之,GDP本来应该是服务于人类的,但在这里,它有时恰好是以反人类为前提的。别人本来还有个房子住,一拆,GDP有了,房子没住的了,就是例子。
GDP世界第二,正在望一,风光得很。“中美國”、“G2”,概念令人神往。但宋朝的GDP应该远大于金朝,而且文明形态更高级,让金朝一见“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诗句就想南侵,结果两个皇帝都被人掳去,被迫学习打马球。明朝的GDP不会比清朝小,比试结果则一目了然。从康乾盛世到大清终局,叫做“辉煌的落日”,不是GDP高不高的问题,鸦片战争时英国的GDP未必高过清朝,甲午海战时日本的GDP低得很。
增长不等于发展,富裕不等于幸福。这在新世纪之初就已被认识到了,现在过了10多年,仍然没有表现为实践的拔正。仅仅因为“国际金融危机”了,增长实在快不起来,才会“反思增长”,但高于还是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仍是至为敏感的,非得高一点才高兴,低了就要着急,就要新动力。
没有经济增长,人类自身的发展固然有限;然而一个拥有200元的奴仆,比不上只拥有100元的公民。根据百万富翁与贫儿的财产总和来计算“人均收入”,只是一种滑稽;而现在,我们甚至连平均数都不想算了,只拿奢侈品消费世界第一、百万富翁数量世界第一来显示富裕程度在增加。雾霾和粮食安全问题,都在显示“怀珠玉而死”并非神话。
人们是否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尽管不是大款和官员;是否能够获得公正的对待,尽管他是一个民工、一个乡下人;是否能够对社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他不是高级人才、留洋博士;是否能够包容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无论这种文明是非洲土著的、少数民族的还是欧美诸国的……这些比任何一个数据更能表明发展的水平。所谓幸福,真的是比富裕和GDP远为复杂的事情。
增长不等于发展,意味着政府的责任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各项权益的实现。前些时,大家争谈“改革红利”。改革30多年了,红利在哪里呢?GDP、国力、富翁、消费、声色犬马,都算是体现吧。普通人呢?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例如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大为减少了,更多的人在小康,而且就连穷人都有手机、电脑、银行卡可用,这都是标志。但毕竟,这是30多年,从翻身作主到有瓦房住,有收音机、缝纫机用,那也是翻天覆地。其实简单的物质变化,并非等同享有“改革红利”。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副院长李扬说,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显示,国家净资产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表明并非全部的GDP都会形成财富积累,其中不少是无效GDP。
近几年,反思GDP崇拜一直在进行中,当然GDP崇拜也一直在进行中。经常地,两者是互为表里而已,但总算比过去表里都崇拜GDP好一点。
反对GDP崇拜,经常会说到“GDP不代表什么”,例如它不代表全面发展,不反映环境质量,不反映经济福利等等。这是对GDP含义的认识,比简单的“赞歌献给GDP”好。“无效GDP”,算是对GDP数字的分辨,数字中有水分,我们一直知道,数字中包括无效部分,则是说哪怕真实的数字,也不是全然可喜。
分析资产负债表,是个技术活。资产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表明不是全部的GDP都会形成真正的财富积累,例如过剩产能也在GDP中,这不仅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应该从财富中扣除。我想,过剩产能,可能连“无效GDP”都不是,它是“负效GDP”。这就像虚胖和浮肿,虚胖可以算无效,浮肿则是疾病。
现在,社会似乎对GDP崇拜的荒谬已深有认识,但GDP崇拜其实还是“实操”的宝典。增速降一点,各地都有些吃不住劲。所以拼拆迁、拼外贸、拼引资优惠、拼拔苗助长。简而言之,GDP本来应该是服务于人类的,但在这里,它有时恰好是以反人类为前提的。别人本来还有个房子住,一拆,GDP有了,房子没住的了,就是例子。
GDP世界第二,正在望一,风光得很。“中美國”、“G2”,概念令人神往。但宋朝的GDP应该远大于金朝,而且文明形态更高级,让金朝一见“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诗句就想南侵,结果两个皇帝都被人掳去,被迫学习打马球。明朝的GDP不会比清朝小,比试结果则一目了然。从康乾盛世到大清终局,叫做“辉煌的落日”,不是GDP高不高的问题,鸦片战争时英国的GDP未必高过清朝,甲午海战时日本的GDP低得很。
增长不等于发展,富裕不等于幸福。这在新世纪之初就已被认识到了,现在过了10多年,仍然没有表现为实践的拔正。仅仅因为“国际金融危机”了,增长实在快不起来,才会“反思增长”,但高于还是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仍是至为敏感的,非得高一点才高兴,低了就要着急,就要新动力。
没有经济增长,人类自身的发展固然有限;然而一个拥有200元的奴仆,比不上只拥有100元的公民。根据百万富翁与贫儿的财产总和来计算“人均收入”,只是一种滑稽;而现在,我们甚至连平均数都不想算了,只拿奢侈品消费世界第一、百万富翁数量世界第一来显示富裕程度在增加。雾霾和粮食安全问题,都在显示“怀珠玉而死”并非神话。
人们是否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尽管不是大款和官员;是否能够获得公正的对待,尽管他是一个民工、一个乡下人;是否能够对社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他不是高级人才、留洋博士;是否能够包容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无论这种文明是非洲土著的、少数民族的还是欧美诸国的……这些比任何一个数据更能表明发展的水平。所谓幸福,真的是比富裕和GDP远为复杂的事情。
增长不等于发展,意味着政府的责任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各项权益的实现。前些时,大家争谈“改革红利”。改革30多年了,红利在哪里呢?GDP、国力、富翁、消费、声色犬马,都算是体现吧。普通人呢?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例如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大为减少了,更多的人在小康,而且就连穷人都有手机、电脑、银行卡可用,这都是标志。但毕竟,这是30多年,从翻身作主到有瓦房住,有收音机、缝纫机用,那也是翻天覆地。其实简单的物质变化,并非等同享有“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