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8年生于天津，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1958年暑假以后我们系和中文系迁到北京地安门，1961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那几年，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我们文科生，“社会实践是最好的大课堂”，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体育“大跃进”
　　1958年真称得上是“全面跃进”的一年，不仅仅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而且包括科研、教育、卫生、体育……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大跃进”局面。1958年下半年我们历史系搬到北京地安门以后也开展起了体育“大跃进”。
　　我小时候因住房阴暗潮湿，睡的是土炕，十几岁时就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最严重的时候连上下台阶都很困难，中学和大学我的体育课都是免修。但即使如此，在体育“大跃进”中我的各种体育项目都达到了指标。
　　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全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卫制（从苏联学来的，即“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简称）达标活动，提出了达到“五个百分之百”的口号，即百米、跳远、跳高、引体向上、铅球等五项体育活动全班百分之百都要通过劳卫制标准。同学们“挑灯夜战”“连续测验”。那时，只要全班达到了指标，就要敲锣打鼓地整队到系领导门前报喜。
　　眼看着一列一列的报喜队伍从校园走过，一阵一阵的锣鼓声接连不断，我们的一位从部队转业来的辅导员和班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成了班里完成预定指标的老大难。不说别的，光是百米一项让我达到指标简直比登天还难。不管我怎样刻苦练习，急起直追，人家跑到终点我还是在半道上，旁边“呐喊助威”的同学喊破嗓子也白搭，有劲使不上。
　　但我最终还是“达标”了。有天夜里睡得迷迷糊糊，还是满天星斗的时候文体委员侯望庚就扯开嗓子把同学们轰到了操场上。这回连锣鼓家什全带上了，大有“破釜沉舟”的劲头。先是百米，忘记起跑线这头是谁负责了，举着个百米之外根本看不见的小旗，嘴里不断地吹着口哨，督促人们上阵……
　　轮到我了，我像往常一样对这次测验也不抱什么希望。月光还算皎洁，影影绰绰地能见到跑道，听得到侯望庚在终点高声叫嚷……场外锣鼓喧天，我奋力朝着他跑去，他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他高举着胳膊，跳着，叫着，手里握着一块秒表，我看不清还差多大的距离才到达终点时，他突然把胳膊向前一伸大声喊道：“好！通过！”并且带头欢呼起来……接着去单杠那里测“引体向上”。严格地讲，这项运动只有两只胳膊把全身提起、下巴过了单杠才算合格，这个项目我平时做五六个就气喘吁吁了，这次可热闹，我做的时候，旁边有敲锣打鼓的，有高声呐喊的，侯望庚在旁边数数，“一、二、三……”不等我下巴接近单杠，只要下巴向前一拱他就算一个，最后自然也过关了，我身边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鼓掌声……
　　就这样，我们全班很快完成了“五个百分之百”达标的任务，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向系领导报喜。
　　科研“大跃进”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为了向10年大庆献上一份厚礼，我们历史系领导号召师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决定编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有幸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我们这些编书的人，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文章，今天却让我们编写几十万字的“国史”，这真是“敢想敢说敢干”了。编书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59年的报纸，主要工具是几瓶浆糊、几把剪刀。
　　负责我们这项工作的是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司绶延先生，下面分设几个组，有的负责在报纸上查找有关内容，有的负责剪裁，有的负责粘贴，有的负责抄写。司绶延先生领导编写提纲，把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列出条目，例如恢复国民经济、镇反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然后在报纸上查找当时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具体资料，把它裁剪下来粘贴到大本子上。有时为了赶进度，还要加班加点，挑灯夜战……当时我们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不甚了了，所以在选择材料时往往文不对题。
　　司绶延先生负责审查材料，“把关定向”……我们只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国史”的编纂工作，并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劳动报酬，我们每人得到了一部装帧还算精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我们手捧着这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稿时，心里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因为我们毕竟为这部书稿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系领导不知从哪里请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为这部书稿的出版给我们全体师生做了一场关于史学研究的专题报告。这位“专家”当时看来也就是30多岁，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旁边站着一位翻译。他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讲到苏联的“无产阶级史学”，对我们编撰的这部“国史”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有价值的新中国史，但直到现在我还在怀疑这位“专家”是否真的通读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从头至尾是报纸的摘抄，毫无可读性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史学价值，与其说它是一本历史书，倒不如说它是一本《人民日报资料汇编》来得确切。